卢中原曾参与国情报告的调研与创作活动，深知国情调查对经济研究的头等重要性。在对市场发育产生深刻影响的国情清单上记载的是：人口众多与人均资源匮乏的矛盾及其伴生的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的种种两难权衡；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以及随之产生的有效供给不足，对消费者主权造成的侵害；典型的现代城市工业与传统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产生着严重制约；市场化制度变革中的既得利益冲撞，将影响市场发育的步伐和前景。这幅画面的鲜明主题是：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可能简单依靠放开价格，听凭市场自然形成。人们的智慧应指向和探明，市场能解决什么或不能解决什么，防止简单化“一锅煮”的倾向，更切实地认识中国的市场为什么是有计划、有调控的；市场机制在理想条件和非理想条件下运转的重大差异；更重要的是，为深入探讨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有作为的中国学者理应具有更宽的思路和更广阔的研究视野。
卢中原在他所著《中国市场发育研究》中，从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出发，把马克思的市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非均衡理论融合起来，创造出适合指导中国市场发育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分析框架。作者的这种认识，源自他的一个重要结论：由于中国的经济环境过于复杂，市场关系过于弱小，故任何单一的理论或学说都没办法简单照搬挪用。“因此，我们应该力图阐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适用哪种理论及其分析方法，而不必也不可能去寻求某种唯一正确的或普遍适用的市场学说。”这个方法论上的研究结论，对于探讨中国的市场发育，具有启示作用。
事实上，对市场发育说来，理想化的条件是存在的。研究市场发育，必须弄清市场机制在非理想条件下如何运转，对于中国培育社会主义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迄今经济学界的许多文献并没有走出理想化的分析范围，企望从理想条件、常规状态描述中直接引出政策主张，多少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本书认为，非均衡的市场发育条件需要找出非常规的市场发育道路。其基本内容是指，沿着注重组织市场而不是简单放开市场的路子来考虑问题，不同于从自由放任到垄断再到国家间接调节的路子。中国的市场发育需要由国家组织市场和企业创立市场相结合，以有效竞争为目标，培育垄断竞争性的市场；随着市场不断发育，国家逐渐退出市场，由市场的直接组织者变为市场的间接调控者。这条非常规的市场发育道路注重的是：通过国家的组织协调作用，缩短市场自然发育的历史进程；在充分发挥企业自主性的同时，尽量减少企业自发创立市场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政府经济职能随市场发育程度适时裁减、转换，而不是过早地放弃对市场的组织职能。
在这个大思路之下，作者选定三类市场发表了自己的政策主张。
根据对商品结构性短缺及其成因的分析，作者提出了完善商品市场的建议。一是要有一组以产业政策和消费引导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体系，调节需求结构，改善供给结构；二是采用综合手段刺激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削弱囤积倾向，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三是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批量交易环节的市场组织程度和流通规模效益；四是对商品实行有经济依据的分类管理，逐步形成对商品市场的分级间接调控体系；五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在过剩条件下开放劳动力市场，似乎比较有利于就业竞争，有利于需方的用工选择。但是，由于存在着就业压力和提高效率的矛盾，自由流动与社会经济代价过高的矛盾，通货膨胀与工资市场化的矛盾等等两难困境。因此，作者提出走出困境的选择应当是：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和不同劳动力类型的特点，建立有秩序的、有分类调节功能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结构和组织形式；建立市场效率导向的工资制度，让工资成为调节结构性冗缺矛盾的杠杆；制定一套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就金融市场的培育而言，作者提出，在低利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情况下，需要先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同时调整利率结构，然后逐步形成市场利率机制。在居民储蓄动机偏重短期消费、社会资产结构单调的情况下，需要加速金融深化过程，充分调动国内资金的供应来源；由于金融机构的行政性垄断和过度竞争并存，金融市场主体的职能混杂，需要确立金融企业的独立地位，分清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职能，形成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结构。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进程，不断扩充金融市场的交易内容、交易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的组织形式；政府加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例如，宏观经济失稳时，稳定政策应优先于金融改革，解除利率管制必须致力于反对金融过度集中；如此等等。
这里简要列举的作者的政策主张来自多年的潜心研究，体现了作者关于中国市场发育非常规化的大思路，虽属一家之言，但有其现实可行性。
市场有序运行要讲求宏观调控艺术。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来自市场机制的双重缺陷。一类是市场本身的缺陷，即市场不能自动消除垄断，不能避免投机行为的产生，存在着反应滞后、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往往还有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副作用，以及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和产生过高的交易成本。另一类属于仅仅依靠市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不能保证经济运行的总量平衡，难以全面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不能实现特殊的社会发展目标，市场的自然发育进程过于漫长。双重缺陷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了新要求，即政府在商品生产领域、公共生产和服务领域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所应具有的不同管理职能。管理的重点应是后两个领域，而不能听任市场边界随意扩大；同时，政府应当完善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努力去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
讲求宏观调控艺术的关键是确定经济调节手段的选择依据。经济调节手段是对市场经济实施适度调控的政策工具，操作性强，与市场运行和微观主体的衔接紧密，这就需要选择恰当的政策组合。对此，即使是经验丰富、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也深感头疼，就何谓“恰到好处”的评价标准而言，历来很难取得共识。作者认为，第一，狭义价格调节对影响产品结构、消费结构等虽具有显著而便捷的政策效应，但极容易破坏比价关系，因而不宜大面积和长时期使用；财政、金融调节对市场发育程度要求较高，间接性强，对总量和结构影响显著，宜松紧配合、松紧适度，并应成为新体制的主要政策工具。第二，在选择广义价格调节和数量调节手段时，需要考虑对生产者和消费选择自由的干预程度、政策效应的可预测性、行政管理的便利性以及收入再分配因素和动态因素。第三，需求管理具有总量性、短期性、治标性和抑制需求难度大等特点，供给管理具有结构性、中长期性和治本性特点，故有效的宏观管理应当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有机结合，偏废哪一方面都是不适当的。
市场机制得以启动并持续运转的最深厚、最基本的动力，在于公民个人脱离各种依附和依赖关系，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和具有独立的经济人格。马克思关于人的个体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关于个人自主活动能力对社会形态发展三阶段的推动等深刻思想，为我们深入研究个人主体地位与市场发育的关系，公民独立经济人格对社会主义市场的长期协调发展等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方法基础。作者以他对“人”的关注，对市场经济近乎哲学的思考，向读者推出了全书的最后一个高潮。他指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成功经验都充分表明，享有财产权利、契约权利、劳动权利和消费选择自由，并能为自己当前生活和未来命运负责的公民，是市场运行的最基本主体，也是市场赖以发育的最深厚的立足点。而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血缘宗法关系的个人，依赖于国家统包体制的个人，都不能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市场制度中的任何经济组织，不过是独立的公民及其利益的集合体，并且置身于其他独立公民及其利益集团的制约之中。中国改革的深化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进程已表明，改革的重心正在向个人转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塑造独立的富于自我负责精神的公民是大势所趋。扩大个人经济自由，确立公民的独立经济人格或主体地位，为的是要形成自由选择与自我负责相对应、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利益刺激和风险约束相对应的经济运行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理顺企业与个人、政府与个人的责权利关系。但是，这样立足于公民个人的体制变革，决不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更不等于向私有制乞灵。因此，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必然是也应当是个人自主活动能力得到不断发挥和提高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是也应当是来自自由选择的繁荣，来自自我负责的繁荣，来自人的解放的繁荣”。
若要问我读过这本书后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那就是这里一语中的的哲学思考。这是来自时代前列的呼唤。如果这呼声能为更多的人们听到、理解和接受，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会更坚定、更稳健，也将更加富于实效。
(《中国市场发育研究》，卢中原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4.40元)
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