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写字(一)》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任何一种工作，必需要锲而不舍的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时沈先生才三十四五年纪，话也平直，殊不足以耸听眩目。过了五十多年，沈先生业已作古，重提这句话，回想他一生的敬业精神，真是“庸言必信，庸行必瑾”。环顾形形色色的江湖卖解、逢场作戏，更加令人肃然。文中有一段评述云：“林风眠先生，可说是近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勤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试验，成就尚有待他的努力，至少他的试验我们得承认它是一条可能的新路，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记得他那绘画展览时，还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冲淡，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那些画上的文字尽可能的去掉。”——我不觉多抄了几句，因为很被这段评述所打动。沈先生那时或者与这位名画家不太熟识，不敢自居于诤友之列，但其言辞恳切，意思醇厚，同他自己后来被一巴掌拍出文坛的遭际相对照，实在使人动情。
本集选收沈先生关于文物的文章十二篇，都是他改业以后的新作。张充和先生很珍重沈先生这方面的工作，她曾经写过：“一切死的材料，经他一说便活了，便有感情了。这种触类旁通，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像，又敢于用想像，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见荒芜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页十一，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如此说来，沈先生之研究文物其实是新的开拓而不应说做“改业”。自然也并非“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书中有一篇《“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的“文物识小录”，记他见到的两件文物，一件是西汉末东汉初年的一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另一件是一块南朝画相砖。筐子一角有彩漆绘画，砖上则是浮雕人相。在漆画和雕相旁边都有四字题识：“南山四皓”。沈先生于是作出案语：“原来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可见用文物证史，有些地方实在可以启我们不少新知”，兴味盎然地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提出别解，说这两句诗未必“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也许“还有些感慨，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生联系，用意虽不同，立意却相近”，陶公“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到什么南山”。短短一则“识小”，坐实了张充和先生上面所说的话。沈先生这方面的扛鼎之作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本集选存此书的《后记》，读了可知成书的艰难。
全书前面还有一篇“从文遗作选”和一通“从文家书选”。遗作选的标题是《抽象的抒情》，亦即此册《别集》的书名。编者有脚注说：“这是一篇沈老未写完的遗作”，作于一九六一年；另有一条脚注说：“文中重点线，是专案人员用红笔留在原稿上的痕迹”，共有三处。足见此篇未完稿、未定稿的遗作之重要，选冠此册，容有借为这套《别集》的总序之意，摘录几句，恐未足以当窥豹：“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说转化，工作也并不简单，特别是一种硬性的方式，性格较脆弱的只能形成一种消沉，对国家不经济。世故一些的则发展而成阿谈。阿谀之有害于个人，则如城北徐公故事，无益于人。”“观念计划在支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方面，转而增加了些麻烦。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按这几处均未加重点线，我抄了出来，也是“不贤识小”。家书选的标题是《事功和有情》，作于一九五二年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之际，一并摘几句于下：“从历史看，管仲晏婴……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历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都爱国家，不明白国家前景为何事而国家过去又还有些什么可爱的东西，我总觉得一种恐惧和痛苦。”
我也无端想起陶公的诗句：“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贤圣留馀迹，事事在中都。”“千载”是竖说，若是横看，便成“九州”，也一样。于是割截五字，借来权充文题。
(《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别集第二十种，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3.90元)
品书录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