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每每将“方法”看得比“材料”更重要的人，我总以为，研究者确立一种合适的分析方法，要比他钻进材料堆四面耙梳有意义得多。王宏志好象也这么看，所以对自己的著作很不满意。今年四月，香港铜锣湾一家酒店里，他背对窗外如注的暴雨，睁大那双孩子气的眼睛，认真地说：“我真不知道，我这样用力气考证，就能够得出历史的真相么？”他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不无懊恼地写道：“我并不满足于考订材料，我还想作更大的研究……”的确，一个人对现代哲学了解越多，就越不敢象先前那样信赖“真实”，可一旦连这个都怀疑了，你又如何再保持考证历史细节的热情呢？但是，偏偏这样一个王宏志，花这么大力气来考证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也偏偏我这样不看重考证的人，如此喜欢他这本书，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这书的价值不只在“材料”？还是我那种将“方法”和“材料”一分为二的看法，根本就错了？
我曾经想，一个注重方法和一个注重材料的人，心境大概是很不同的。如果你少年气盛，自视甚高，深信一拳便能打出个世界，天底下没有走不通的路，你大概就会象阿基米德那样，傲然向世人宣<SPS=0017>：给我一个方法，我就能解释整个世界！可是，倘若你碰多了钉子，经多了坎坷，知道人其实是很渺小的，视野是很有限的，他并不能全面地把握世界，总会有某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跳出来，证明他的所知是多么肤浅：一旦你陷入这样的心境，就难免会赞同休谟式的名言吧：即使太阳从东方升起一万次，也不能保证它下一次不会从西方升起。一个是手握真理，崇拜演绎法的神威，一个却甘拜下风，只敢以归纳法来触摸世界，在对“方法”和“材料”的取舍背后，正站着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当然，这样的概括很片面，远不能涵盖各种不同的人。但是，它却能够解释我自己，解释我当初何以会那样崇拜“方法”，现在又为什么发生怀疑。象我这样年龄的人，都是在那种讲究思想统一的气氛中长大的，你还没有跨进小学教室，国家已经替你准备了一整套思想和知识的标准课本。这套课本的主要意图，自然是强调某一种理论的真理性，但它还有个更为深层的特点，就是将理论看得高于实际，将本质看得高于现象，将规律看得高于历史，将方法看得高于材料。它不但给特定的理论涂上神性的光彩，它更将理论本身抬上了神的高座。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刻，即便到七十年代末，大家终于知道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纷纷从偶像身边走开，但却依旧敬服那抽象的理论之神，甚至还会因为前者身上的金粉的剥落，而愈益眩目于后者的神光。当你戴上一副新的理论眼镜，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变了模样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敬服理论本身的神力呢？我清楚地记得，从一九八○ 年开始的五、六年里，我是怎样入迷地捧读理论著作。由美学而哲学，由认识论而本体论，越是难懂的书，我读得越虔诚。为了理解结构主义，我会找来一堆语言学的书，一本接一本念；大约是被“数理逻辑”和“耗散结构”搅昏了头，我甚至买起了高等数学和物理学的书。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在好几年间，我看得最多的却似乎是哲学书。当然了，我这样一头钻进去，就是想学几样文学批评的新方法，正是那种“原来可以这样来分析文学？！”的兴奋心情，引诱我一次又一次翻开那些难懂的书。何止我一个人如此呢？在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八十年代初期的“美学热”，中期的“三论”热，学习外来理论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间隔的时间还越来越短，一九八五年是“方法年”，一九八六年就变成了“观念年”，在竞相用新方法武装自己的道路上，几乎人人都突飞猛进。到一九八六年底，文学论文中的新术语密集到这等程度，竟逼人发出了“新名词狂轰滥炸”的惊呼。可以这么说，文学研究这艘已经是桨断舷坍的老船，居然能够在八十年代初重新启航，就是因为装上了新方法的马达；七、八年间，它竟然能一直高速行驶，也就是因为文学观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向它连续输送着新的动力。
一个人在疾驶的快艇上站久了，感觉就会发生变化。他会渐渐习惯于劲风的吹拂，习惯于享受急转弯的晕眩，追求大起落的刺激。我自己便是如此，在那几年间，凡看别人的著述，倘不能立刻发现全盘皆新的思路，听到掷地有声的断言，我就会失去兴趣，随手抛开。自己提笔作文，则往往大纲还没有拟就，心里先会冒上一股冲动，想要一下子列出震撼性的标题，宣布别出心裁的新论，要推翻前人的公断，自己另起炉灶，要逆着流行的思路，做翻案文章……那置身快艇式的亢奋越强烈，心态就越倾斜，越容易走极端，变得一天比一天浮躁，肤浅和粗糙。我对“方法”的崇拜，在这时候是达到了顶峰。
但是，就象一个人不可能老是纵情浪峰，他总得返回陆地，八十年代末，在人们从一系列的震动中惊醒过来时，文学研究界也从阿基米德式的亢奋中清醒过来。人们终于发现，虽然大道上尘土飞扬，实际却没有推进多少。看上去人人都在运用新方法，排列新思路，可你仔细读读这些年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就会发现许多人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感受，对历史材料的基本判定，其实都还是老一套，就仿佛造一幢新大楼，设计是新的，图纸也是新的，可那造楼的材料，还是用旧平房拆下来的砖和瓦，甚至最关键的预制件，也是照旧平房的尺寸铸就的，这大楼怎么造得起？这些年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新创见，各处地方都长出了研究的新萌芽，可许多年过去了，你却难得看到有哪一株已经长成为大树，多数还是从前的老样子，依旧是几条空洞的宣言，不见有多少具体的实践，也依旧是某个局部的尝试，不见有多少深化和扩展。就以自己来说，新方法是知道了一些，对文学的了解却没有相应的增长，有时候我检索自己的头脑，竟会发现对许多作品的印象，都还是停留在多年以前，甚至是少年时代的水平上。我向人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可实际上许多作品并未读过，我不过是在引用别人的意见。我在大学里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直到不久前，我对这段文学历史的基本了解，还是十多年前当学生时看来的那一套。我们显然是被那理论之神的灵光照花了眼，我们醉心于购置和陈列武器，却忘了应该将它们付诸实战；我们醉心于解释文学，却忘了应该用双手和心灵去触摸它。一切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根本目的，都是在扩大人类对文学的了解，倘若对观念和方法的入迷，竟然使我们变得疏懒和冷漠，不再有接触实际材料的欲望，不再向活生生的文学世界去汲取体验和灵感，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我想特别来说说自己的一次阅读体验。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重读了一遍《新青年》。我以前不止一次地读过这份杂志，各种教科书和现成的文学史，更都长篇大论地介绍过它，我对它应该是不陌生的。可是，我这回一期一期地翻过去，心情却越来越激动，仿佛是在翻着一套从未读过的杂志，我到处都会发现非常重要，而自己毫无记忆的材料。就是那些极其眼熟的部分，我也会读出令人兴奋的新义。有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发黄变脆的杂志上的一行行黑字，竟象复活的精灵一样在我眼前跳跃，它们引我走入全新的思路，不但对这份杂志，而且对新文学的起点，对这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甚至对整个新文化运动，我都获得了新的认识！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明白了与文学世界的直接接触是多么重要，它能使我恢复敏感，不至于被那亢奋和浮躁钝化了知觉；它能激发我拥抱人生诗意的活力，不至于被职业习惯和猥琐的生活窒息了想象力；它更能使我保持清醒，知道理论不是神灵，方法并非万能，尽管我头脑中拥挤着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方法，却只有投入实际的材料世界，我才能辨别哪一些对我真正有用。即使在知识和学术的领域里，人也很容易变得狂妄，只有和材料世界的深入对话，才能唤回我们的自知之明。
看起来，那种将方法和材料一分为二的看法，的确是个错觉。方法也罢，材料也罢，其实都以对方为自己的前提。不但你考订材料的时候，必然已经先选择了特定的角度，就是你对这考订的重视，本身也凸现出一种特定的方法。同样，任何一种方法的确立，都必须拥有材料的证明，方法再好，倘不能化作一种具体的感受方式，为你带来新的感性经验，替你拓出新的材料世界，它对你就毫无意义。我由此懂得了，王宏志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我也由此明白了，我为什么会喜欢它。它的价值岂止在材料，作者那专注于具体现象的眼光，那层层深入的考辨的耐心，更不用说那不喜引申，立论谨慎的风度，不都体现出一种成熟的研究心态，一种对实际材料的尊重，一种直接去拥抱文学历史的热情吗？我甚至觉得，不但对我个人，就是对整个文学研究界，这样的书都能成为一个启示。航船已经搁浅，马达徒劳地空转，只有大家合力将船推离礁岸，引它返回材料世界的大海，它才能恢复活力。我深深地怀念前些年尘土飞扬的热闹气氛，它确实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可能，要将它变成现实，还需我们从另一面多用力气。也许可以这么说，带着已经获得的新方法重返材料的世界，正是今天迫切要走的第一步。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上海
(《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鲁迅与“左联”》，王宏志著，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九月版)
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