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殊的“文化品”之“文化人”，即：含有一定质量的“文化因子”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或所谓的“人才”，其“价值”则不仅包含有由一定必要劳动量和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商品价值，尤其包含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此等“人”的“文化价值”，殊又不同于一部书、一件出土的文物的“物”的文化价值，而常又被人所自觉而视为自我之“人格价值”。此等“人格”之“文化价值”或由一定的“文化价值”所融铸的“人格”，则非一般“物价”或商品价格所能标定，其价值之被确认与否，则常被其自我意识为“尊卑，荣辱”。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中，又常有“知遇”或“不遇”之论。“遇”，则肝脑涂地；“不遇”，则桀骜不驯或退隐山林。然而，像范仲淹先生所说的那种“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都一样地忧国忧民，则是中国知识分子迂腐的光荣传统。由于“人”是能动的，是活的，当其“人格价值”不被确认时，他就必须会流走，由楚而秦、而郑、而齐，其所寻觅的无非是一个能适应其存在并确认其“价值”的“文化场”。有所谓“墙外开花墙内香”之说，原也是要到“墙外”去找得一个“文化场”来确认其价值，而“墙内”的“文化场”则相形见绌而已。
更为复杂的还是，所谓的“文化价值”虽固有其内在恒常的方面，其浮面则常随时代历史的迁移而变动不居；同时，所谓的“文化场”也不是什么绝对孤立的系统，它必然地要受整个社会大文化的运动机制所规约。因之，一定的“文化价值”，则又取决于一时代社会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当社会处于急剧震荡变动之时，其“价值”观难免颠倒混乱，此时一定的“文化价值”令人怀疑，也是情理中事。即若“文化场”本身，也还有一个极为复杂的构成，其社会组织的健全合理与否，也必然影响到其“文化场”的构成健全与否。当代文化所普遍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分这“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的问题。当我们的“文化场”尚未健全成熟的时候，硬要将一切“文化品”都置入“市场”而任凭“市场调节”，则“文化”就只有随着流俗跑了。目前电影、电视乃至出版业所面对的“不知所云”的局面，概由于在“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徘徊而无所适从。而“文化”的最基础的层面则是教育。先驱们早就见出“教育”的重要，当年鲁迅之所以弃医就文，就在于他痛识到我民族之自救乃在于拔除愚昧。
当然，“文化”并不是什么世间可有可无的、全然消极被动的东西。只要人类存在，“文化”总要作为人类自我的表达，和对自我与世间的关注而站出来说话。“文化”也要就自身的状况加以反思和探问。最终，一时代社会总体的“价值”观，也还要靠“文化”的建设与调节。所谓“仁者爱人”，所谓“唯我”还是“利他”，以及所谓“人、物”关系，“人、人”关系，乃至“人”与“天”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世代都悬在人们的脑门心上。人们对“天意”和自我“命运”的敬畏和猜疑，也终归要询问个究竟。高的则有哲学、宗教以及艺术来解说和表述；低的则在街谈巷尾来议论和到马路边上去求卜。
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或国家，当其倾全力来推进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顾及“文化”，就不能不花大气力来树立其社会总体的理性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还要发展“精神文明”。而确立合理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构筑健全的“文化场”就是关键。如同发展经济，要有合理的商品价格系统和健全成熟的“商品市场”一样。“商品价值”联系着“商品市场”；“文化价值”联系着“文化场”。当“文化品”进入到供求关系的时候，事实上是受着这两个“场”的同时制约的，不知社会学家们是否注意到这一点。近日读费孝通先生《孔林片思》一文(见《读书》今年第九期)，意大思深，堪为博通之论，然笔者不揣卑陋也还有所进言。窃以为：一社会的发展，不但要关注于自然的、物质化的“生态”和精神化的“心态”，也还要关注于社会化、人文化的“文化态”。当世不但要呼唤和培育“孔子”式的人物的产生，更要依靠理性科学的力量，依靠开明的政治，调动全社会组织来培育合理的“文化价值”系统和建构相应的“文化场”。(它涉及“文化”本体的发育和内外部联系；“文化”的物质载体和机构的设置；出版和媒体的传播；评赏鉴识和理论、评论；以及观者、读者群的培养发展等等。)当然，政治对于“文化”的褒扬和贬抑的作用则尤为显著，其实政治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体现而受到文化的强大的制约和影响。“社会学”在首先着眼于社会经济运动和民生状态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关注“社会文化”的布局和构筑。我想，“文化社会学”则理当是“社会学”的一大支系。孔子的伟大建树即在于他通过教育发展了我国“文化”，确立了系统的“仁礼”价值概念，其所以得到倡扬实在于汉、唐“文化场”的隆推，这怕是我们应该深以为鉴的史实。
我想，知识分子们也完全不必为其“市场价格”之低而丧气，当其“文化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确认之时，任凭“价格系统”如何调节，其价值也是不会得到相应的体现的。知识分子们不应该在低首于“市场价格”之时，而忘却了如何不断增进自身的“文化价值”。
齐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