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在《读书》一九九一年第十二期发表的文章：《融贯中西，通释古今》，无疑是一力作。李先生在评论冯友兰哲学思想时所把握的人生和学术境界，是通着大儒的风范的，他说：“做道德的事与做理智的事……在根本上是完全相通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其实是一回事。”李先生对冯友兰先生天地境界说的修正也确当而精彩：无论冯先生“以天地境界来贬低道德界中人之所为”，还是以孟子的“浩然正气”说贬低孟子的“富贵贫贱威武不能移屈”说，都“实在是太消极了些”。此外，李先生对冯先生肯认的天地境界中人之所为的批评，也在尖锐中吐露着坦诚。在他看来，“一定不能如冯先生所说的那样‘为无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一定不是‘只能顺受，不能斗底’”。“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为过不了生死关而失德败行。而天地境界中人是不但勘破梦觉关而且勘破了生死关的，当然可以从根本上大大加强人知善的能力与行善的意志。”
　　可惜的是，李慎之先生却未能以自己上述思想作为价值坐标评判冯友兰先生文革后期的行为选择与思想根据，或者说未能在逻辑的彻底处而就此引出应有的结论。
　　李先生问道：“在那天昏地暗的岁月，神州八亿而不盲从苟同者，能有几人？我们又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气血已衰的八十老翁？”可是依李先生自己的思理，天地境界中人甚至只是道德境界中人便能够对整个世界说一声：“不！”那怕只有一人。何况冯先生当时处境并不如李先生所形容，特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冯友兰先生在文革后期的遭际是不便更多地归咎于世道的。刚刚批评过冯先生“只能顺受，不能斗底”说法的李慎之先生，转眼又承认冯先生“对横逆之来，除了‘物来而顺应’外，实在也很难有别的选择”，并细心揣测冯先生当时可能有的各种良苦用心，这固然表达了李先生那颇可珍视的宽厚之心、体贴之情，却终是无助于事理的澄清。笼而统之地将个人悲剧归结于社会悲剧，也不能触到悲剧的深刻底蕴。
　　不无嘲讽意味的是：冯友兰先生虽然是大学讲坛上的职业哲学家，而且其新理学也并不执着于“理”与“心”、“知”与“行”的联系，但哲学作为冯先生的专业仍同他的个性人格、行为准则默然契合。他的做人的风格倾向与学理的兴趣落点直接相关。冯先生的新理学意欲褒扬程朱而拒斥陆王，从而显出重理轻欲，重共相轻殊相，重理性轻情感，重认知轻体验，重国家民族轻特殊个体的色彩，并且偏向以最终肯定现实世界各种制度、规范的“理”来论证“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直接导致冯先生的哲学思考与制度变迁、政治事功瓜葛过多，而超越甚少，附丽过多而批判甚少。即使高超的智慧触及“道”，柔顺的生命、易变的旨趣也会把“道”化之为“术”。于是几十年来冯先生辛苦著述，自以为都是在“辅旧邦以开新命”，到头来却多是一场生命的自我嘲讽。遗憾的是，冯先生对此不但未曾警觉，反倒有些得意。一九七二年初作、一九八一年重录的诗句：“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正透露着这一心理。倘说冯友兰先生在这段学术经历中也贯注了某种生命原则的话，那便是他的在某种程度上的“无原则”。确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冯先生立天地境界采佛道之说多了一些。这招致其处世为人的圆达闲泰。
　　自然，从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人们都可体会到，像冯先生那样的生命格局在当代的中国已属不易的了。但以此为“不易”不又恰恰映衬了当代中国学术乃至文化的可悲境况么？正因为此，我以为在当今之时，我们仍要呼唤“学魂”，即提倡一种知识分子治学的独立的、批判的精神。
说《读书》
宋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