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到图书馆去，“经常走进的房子只有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不大，用处用不着说；第二进是阅览室，很大，用处也用不着说。”用不着说，却又“都有值得说说的”，或者竟是一有机缘，便触绪兴感，五十多年来，时时回环胸臆，终于按捺不住，写出这么一篇二千七百字的文章来，说的还是这“第一、二两进”里的事。而我偶然在报上读到一条短短电讯，却就像龚自珍《记王隐君》文中所说的那样：“如遇簏中诗也”，情不能已，重寻张先生的旧话，又从头读了这篇《北大图书馆》。
张先生说到这间不大的卡片兼出纳室，为的是那里一位常有交往的管咨询兼出纳“头顶的前半光秃秃”的老人，“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记得姓李”。张先生说，“我出入图书馆，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
这四年里，张先生大概差不多每天要同这位李老者见面吧，只是那时候学校生活比较单调，既不评职称，也不选模范，因之交往也许就不出于这间不大的“兼”室，交谈可能也总是反复这么几句话。四年之后，张先生离校了，而且以后又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张先生说，“人原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这很对，就像谁也不能一辈子留在一个学校里当学生，不能一辈子消磨在阅览室里。但张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又说了一点点“遗憾”：“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一时缠绵，一时洒脱，又正是人情之常。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李老者，我们如今想见他一面也不再可能了，想起来难免有点怅惘，张先生写他，着墨无多，他原本如轻风淡日，白粥微盐，是不能用铙钹大锣来为之闹场的。
说到第二进很大的阅览室，首先是这里“借书多少，数量不限”，“借的时间，长短不限”。进去，随便坐下，但一坐下，却可从此长时期固定占用那个坐位。张先生当时常坐的位置“在室的东北角，面前的书，经常堆成小山岭，以致对面那位的活动情况，看什么书，是否记笔记，一点也不知道。”写到这里，张先生接下去说：“我，颇有现在一些旅游家的心情，到北京，不只著名的燕京八景要看看，就是小胡同，只要有感兴趣的什么人住过，也想走进去，摸摸残砖断瓦。”读这篇闲话，我得到的正是这种旅游者的欢乐。张先生明达，尽管字行中间有一种对宽松和洽气氛的留恋，却又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并不一口咬定当年的“自由主义”便四海皆准，千古足式。
《负暄续话》共收文五十五篇，这篇《北大图书馆》序次第二十。其前第十七，有《汪大娘》；第十一，有《诗人南星》；其后第二十五，有《药王庙》。这前后三篇曾为周汝昌先生玉尺量度，见《文汇报》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随笔》所载张先生《得失寸心知》文中节引周先生的来信。周先生评为“合文与质，《汪大娘》第一，其文渐近自然，其质厚重无比。《南星》居次，其文平淡而境高，故皆上乘。余篇不能与之并肩(不是不好)。”周先生极推《汪大娘》，至谓“此堪压卷，其它即不复读，亦无不可也。此文他人不肯亦不能为者。”并作诗咏之云：“不遇张行老，谁传汪大娘！久思旗俗古，未敢放言昌。何计‘奴才’目，长牵数舍肠。老来依一女，心地即天堂。”至于《药王庙》，则又云“不及他篇精整，亦乏精彩，可算败笔。”——然则直是“不好”了。张先生稍有辨说，“是关于情的。这有的显，有的隐，隐的也许分量更重，也就比较难写。还有个分别，我觉得比较重大，是有的浓，有的淡；浓，未必难写，却不免于牵肠挂肚，而碰巧，《药王庙》一篇是属于浓的一方的。”
也是碰巧，因为看到一条电讯，引我拈出《北大图书馆》篇来鼓捣，这无非证实书中确有引人牵肠挂肚的长情。此篇为周先生评论之所弗及，似属“即不复读，亦无不可”之列。至于“他人不肯亦不能为者”，或许也不止于《汪大娘》，如第四篇《张东荪》，此人原是知名人士，但早已为世所遗，我涉猎不广，不敢断言近三数十年无人提及过，读此书乃多绵邈之思。人与事，如张先生所说，总是渐离渐远，“不禁为之惘然”，而所以“为之惘然”的，正是无尽之情。我读《续话》，仍如昔读《琐话》，有“未尝往也”之感，且以为此情犹在演化曼衍，使此人此事“死于麦子而生于酒”，这决不是故意敢与张先生抬杠。
(《负暄续话》，张中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版，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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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