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梁启超这样一个“屡变”、“善变”的“充满矛盾的人物”，止于现象的描述显然是不够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极不稳定状态”呢？而这种状态又恰好是“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文学的典型形态”！作者是从“心态史”方面找寻根源的。抓住了梁启超的“心态史”，不仅清晰地描述出了梁启超个体文学道路的轨迹，对梁启超文学活动中种种丰富复杂的矛盾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且由于梁启超个体心态所具有的完满的代表性，“可以反映近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的思想历程”，从而使一个文学时代的深层特征得以昭示。不仅如此，更其重要的是，进而对梁启超心态史根源(即“造成这种矛盾状态的传统”)的历史探究，又使梁启超乃至他的文学时代的“史”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延伸和扩展。
“觉世”与“传世”，这对矛盾深深地影响和左右着一代代中国文人的文化性格。梁启超心态史的根源正可以从这里追溯。梁启超前期作为一位政治家，注重现实功利，故志在觉世，而后期作为一名学问家，注重历史价值，故志在传世；但在实际上，作“觉世之文”还是作“传世之文”的矛盾，从前期到后期始终在困扰着梁启超。固然是历史转折期的社会环境加剧了这种矛盾：“近代启蒙意识与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使梁启超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文学，越俎代庖，直接干预政治，把文学简单地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由此形成了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与作为文学家的梁启超的思想矛盾；但更为深刻而久远的历史根源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梁启超的矛盾心态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传统文学观念在近代的投影”。正因为梁启超“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所以中国文学观念的内在矛盾——是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还是让文学成为“不朽之盛事”——经由他这一个体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显现。这样，梁启超的“觉世”与“传世”的内心矛盾的意义，就不只是在“缩影式地勾勒出了近代这一转折时期的文学的历史命运”，而且还在于它浓缩地包蕴了属于全体中国文人和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永久命题。
梁启超和“近代文学”的历史价值，还不仅体现在它们所蕴聚着的过往时代的传统文化因子；它们还凝集了以后时代的遗传密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转换期的源头，它们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命运。这里，作者抓住了另一个同样深刻的历史命题：反叛传统与归依传统的矛盾。尤其是在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中的多数虽然在理性上“试图离开传统的怀抱，而最终还是在传统的氛围中感到呼吸自如”。这一发现，使梁启超的个体心态史再次显示了它的典型意义。在文学观念上，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出于宣传启蒙思想的需要，偏重于接受外来文化；而当他作为一名学者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时，出于情感的依恋，偏重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具体到诗歌创作上，梁启超“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从挣脱传统到复归传统的路走过来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当初的‘新诗’作者，到头来仍不免与旧诗人为伍”呢？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支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许问题根本就不该这样提，因为传统文化对于任何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人来说，它根本就是植入其躯体并化为血肉的东西。不管你如何在理性上反叛它，但你却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反叛也罢，归依也罢，初衷与结局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梁启超倾心于西方文化，提倡政治小说时，依靠的是正宗的‘载道’文学观念；而当他回归传统，重视中国古典诗歌时，依靠的却是非正宗的‘缘情’文学观念。如果按照通常的说法，把‘传统’限定为正统观念，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梁启超反叛‘传统’时，离‘传统’更近，当他复归‘传统’时，离‘传统’更远”。这里并不是讨论对传统该不该反叛，或该不该归依，而是以此来揭示历史转换期文化人的心灵困境。这种“困境”是更具历史意义的。在五四一代作家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困境的再现和重演，胡适也好，鲁迅、周作人也好，谁真正能摆脱过？于是，我们看到，梁启超个体心态史的意义再次走向深广。
读完《觉世与传世》，有理由相信，近代文学自有独特的凝重和丰厚，就其“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而言，它绝不让于任何一个时代。
(《觉世与传世》，夏晓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版，5.75元)
品书录
朱晓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