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是美国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崛起的一年。当美国文坛老成凋谢，而新一代还未能起而继续的时候，第二代的美国华裔作家却在这时脱颖而出，使美国书评家不得不惊呼这是华裔作家的“第一次浪潮”，而且预卜前途无量。他们把这一现象与五十年代的犹太文学相提并论，虽然华裔作家中尚无可以望索尔·贝娄与菲立普 ·罗斯项背的人，但他们已光芒四射。这些作家如任吉茜，路大维，李古思的作品及情况，笔者已在前三期本刊中，作了报道。
美国华裔作家是在父母移民美国后出生，在美国文化与教育陶冶下成长的第二代，他们孜孜以求要跻身于美国文坛。在这群作家之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九七六年洪婷婷的《女强人》，继之则有包伯漪的《春月》，然后有谭恩美的《喜福会》。前两部小说大致是祖母讲古式的，而《喜福会》则突出了首代移民母亲们与女儿间文化上的冲突，令人耳目一新。
《喜福会》出版后获得了美国读书界的好评，立时成为畅销书，而且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畅销书榜上，列名达七、八个月之久。这部小说叙述了四对美籍华人母女在美国的新生活。母亲们都是第一代的中国移民，每星期聚在一起打麻将牌，以消磨她们的异乡岁月。她们友谊弥笃，相互支持。但是她们的女儿都在美国生活，受的是美国教育和文化薰陶，因此四对母女不断发生在文化上和教养上的冲突。父亲们也不时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但不是主要人物。母女间关系紧张，但由于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积淀，所以她们母女间的文化结合，永远不会中断。至于故事的梗概，据说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已翻译本书，不久即可出版，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作家谭恩美纵论母女关系时，认为脐带关系的隐喻，经过岁月的推进而得到延伸，从而使这种母女关系，在某种类别上得到中断或开展；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理由，一部分则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在老式的中国家庭里，母亲总是将这种结合控制严紧，以致女儿辈不得不提出抗议甚至引起反感。“我为什么不能知道某一事情？”而母亲的回答则是“因为我还没有将这种知识装进你的脑袋。”她们乐于把一切事物，由自己亲身去装进女儿的头脑，而不愿女儿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母亲们坚持那种只有由她们将知识教育女儿才是知识的观点，而这种以为幼小的女儿脑袋是一块石板，必须由母亲加以写画的信服，正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关于美国的父母，谭看到的却是与中国父母大相径庭的态度，他们在儿女成人时，乐于给儿女以各种自由，这样儿女可以独立自主去寻找答案。当然，这种自由，中国的父母是不能随意放手的。结果儿女们发现如要与母亲的某一联系中断，必须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谭认为她的这部小说，并不具备文化上的社会信息，而只是她一己的经验。
但在许多方面，谭的孩提时期，可以研究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在同化问题上的紧张情况。她于一九五二年生于美国奥克兰，父亲是中国人，青年时在北京接受工程师的教育，但他拒绝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终于成了一个浸礼会的教师。她的母亲出身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生育了三个儿女，但将他们留在上海，而独自去美作为反抗包办婚姻的代价。谭在成长时，她的父母还说着一半英语一半中国话，而在她入学读书后，她母亲仍用中国话对她，她则以英语作答。她的父母之去美国，是认为子女在美国可以在受教育和谋生方面得到更多的机会；但是他们还是用中国人的老一套教育子女。谭则认为自己必须去和主要的美国文化求得同化，同时拒绝其他种文化。她长大了，但在学校里受不到有关中国历史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教育。虽然如今谭已完全与美国儿女同化，不过她脑子里还留下一批记忆，如她母亲和她谈到的祖母生活等，终于使她能够写成《喜福会》一书。
她在八岁时，在学校里获得了写作竞赛的奖励，从此她立意将来长大了要写小说。从六岁起，她的父母就要她将来成为一个脑外科专家。父母给她买了架钢琴，她从五岁起就开始学琴，以便她成为一个业余钢琴演奏家。在她十五岁时，她的父亲和长兄都死于脑癌。这使得她的母亲和弟弟深信他们住的是凶宅，所以就短期在纽约、华盛顿、佛罗里达等处居住，后来又搭船去荷兰，但在那里，和在德国都找不到住的地方，最后就到瑞士。谭在十八岁时毕业于瑞士罗莎国际学院。于是又随家回到旧金山，进了母亲为她选定的俄勒岗浸会大学，以后又转学到圣·约瑟市立大学和圣·约瑟州立大学，因为她正在和她四年后与之结婚的男友谈恋爱。一九七四年在圣·约瑟州立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又去伯克利大学读博士学位。学生生活是有趣和旖旎的，但她认为一定要做些有为之事，而不是永远当学生。
第一个工作是为病残儿童作语言咨询，以后在州教育部门任职，最后她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和商业公司的顾问。这一时期，她的生活是悠闲的，但同时却有一种被人掠夺的感觉。她的收入源源不绝而来，她用不着再去找另外的工作了；但是她觉得自己落入于陷阱之中，她清晨起身，便在书桌前一坐，嘴里喊着“我讨厌这样的工作，我讨厌这样的工作”，但在无可奈何中还是开始了一天。她立意要为自己做些事情，而她的朋友们则称她为“废寝忘食的工作者”，因为她一星期工作九十小时之多。她向精神分析医师求治，但是当她看到自己在叙述时，而这位大夫居然几次在打瞌睡，她就决定由自己来治疗了。她弹奏爵士音乐，而且试着去写她真正愿意写的作品，并参加了斯阔克谷写作班。她写成了个故事，但未向任何刊物投寄。
一年之后，她又写成了一个故事，有经纪人来找她，愿意为她出版一本书，当时她并不在意，以后就到中国旅游。回到美国后，经纪人又来找她，但她至今只写了三个故事，成不了书。于是她就停止了自由撰稿的工作，化了四个月功夫，写成《喜福会》。
她认为整天集中心思写小说，是件愉快的事情。虽然她在文学事业上，无师自通，一帆风顺，但从一九八五到八七年后期，她还是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朋友们介绍她读约翰·迦德纳的《小说的艺术》，尤多拉·威尔蒂，弗兰纳德·奥康纳，玛莉·拉勃森和安媚·亨伯尔的作品。亨伯尔在读了《喜福会》的初稿后，就热心给这位开始写作的人以良好的箴言：“把你写下的一切，作为你以后有用的材料。不要因为自己的偏爱，而害怕在原稿上作删改。”
除了少数几个男作家，她阅读的作品，大都是女作家的。她看到索尔·贝娄与道克托洛及罗斯在美国被公认为名文学作家，而且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但他们的感情是不同的，她找不到与她一致的感觉……厄普代克笔下的文字出神入化，可是他不能得到情绪上的平衡。有人问她男女作家一般的不同处，她比较了他们的技巧及影响，而且以之与电影摄影机上的效果相比。她在自己以及许多女作家所写的小说中发现她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写镜头上，然后镜头摇向全景。男作家的观察却是慢慢接近和触动理智的，差不多是一种对事物的评价。男人的智力连接着头脑，而女人的智力则与心相关，并且影响了她们的思维方法。
《喜福会》中有关中国妇女的知识，直接与谭恩美的情绪和心情相联。她的母亲常常对她说，“你了解我的不过是我的百分之一、二，”所以谭在母亲去世之前，设法了解母亲的全部身世。她写《喜福会》的部分原因是帮助她了解母亲和自己。她从小就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而她的母亲则能用自由自在的叙述去解释一些事物。“有力的印象显示出来了，而故事则来源于印象。”
谭恩美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之深，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而她的朋友则认她是“十足美国化了的”，因为她从来不同朋友们讨论中国文化。她从大陆与台湾的有识之士处得到反馈。她现在和她的丈夫罗·德玛泰和一只暹逻猫住在旧金山。问她最近在看什么，她说在发挥她男性的一面，她不愿只写同一主题的小说，她一定要显示她想象的独特方面，现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灶神之妻》出版了，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她的独特之处了。
Amy Tan，The Joy Luck Club，Putnam’s，New York.
西书拾锦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