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史学思想及中西文化交流，我虽然有些业余的兴趣，却从来没有认真作过研究。所以何兆许我随意写。我想回忆几件和彼此有关的旧事，借以反映一代人研习文科的经历。——除了在昆明多年常见面以外，八○年和八四年何兆来纽约，交谈不少。
出生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主要的兴趣在思想及理论，对于实际行动缺乏能力及愿望，又留恋寻求通识的理想：大体上这是我所想到的一类人。每个人的情况在大同中又有小异。例如我于廿五岁出国留学而何兆留在中国，以后的境遇有很大的差别。
三十年代的风气是工科至上，大部分分数高的中学生都计划进工学院。三九年何兆考进西南联大工学院，但因为自己在古老的北京长大又遇上多变的战争时代，次年决心转入历史系。我于同年入数学系，而希望研究哲学，以为数学是一项基础。本科毕业以后我们同时考进清华哲学研究所，何兆不久发现内容和他预期的不合，于次年转入历史研究所。
在作研究生的时期，有几件事多年以后仍然记得。有一次何兆弄到一个留声机和几张唱片。我在他房里初次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觉得非常好听。还记得当时听了莫扎特的小夜曲。后来我到了美国，和一位外国同学谈到我喜欢这一作品，他似乎觉得我趣味不够高。
当时都喜欢看些杂书，有时也引几句。有一次何兆提到罗素是干的幽默，弗洛伊得是湿的机智。又一次他引述三种爱情：两兽相遇；寻求温暖；互相创造。大意是说最好三种都有。
有两件事我当时曾告诉何兆，多年以后他又提到，我发现当年对两位老师的话，了解得很不够。——四五年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沈有鼎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学哲学，我说因为对人生问题有兴趣。沈先生说，在西方针对人生问题的是文学，不是哲学。有一次冯友兰先生对我说，每个对中西音乐都熟悉的人，都会更喜欢西方音乐；每个对中西哲学都懂的人，都会更喜欢中国哲学。
四九年以后何兆作了不少翻译的工作，包括罗素，卢梭，巴思迦，康德，柯林武德，李约瑟，波普尔，梅尼克等人的作品。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坚促我回国，也说我回国后可以到编译馆工作。当时他并且写信给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责备他们把我从放之四海皆准的数学引入唯心哲学的歧途。那时我也觉得我所学的东西回国无用，因而在数理逻辑及英美哲学之外，开始研究一点与这类工作性质相近的计算机理论。
五六年何兆开始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撰写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九六二年出版)及相关的几本书。在文革以前，何兆发表过少数论文，以及所译罗素的两本介绍哲学及西方哲学史的书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其《论科学与艺术》。
文革以后何兆逐渐发表他大量的论文及翻译。由于学识及经验的累积，加以勤奋的工作习惯，质与量年年在提高增多。在论文及翻译之外，他曾校订了十来本书，并用英文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编译了一本《中国的智慧》。
何兆自己的思想，到今天为止，大部用论文的形式分散发表。讨论中国思想的文章，已见所出各集。现在这一本收入他论西方史学思想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散篇。他正计划写几本系统的书。——我以为他的工作的发展过程代表了在文科研究中的一条颇健康的演进道路。
我自己的发展过程也是由分散的文章到文集再到较有系统的书；但总觉得写书比写文章难得多，难度超过其长度的比例。不过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未能结合我专门性的工作与我在哲学方面的理想。
从六六年左右开始，我决心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哲学上。渐渐发现，像沈先生当年说的一样，我很难用我已有的工作为基础，加上我对于人生社会问题的关注，把我在不同领域的想法，结合成一个兼容并包的全面性的观点。——当初入大学时，以为罗素曾成功地结合了他在两个不同方向的兴趣，后来才知道他在两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各自为政的。
一九七二年夏我于出国二十六年以后，第一次回国，迷上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虽然有很多困惑，但觉得看到了一种以前以为不可能有的知行合一的全面哲学。——在中学时代，父亲要我看一些关于辩证法及唯物主义的书，当时觉得不懂。以及在高中三年级，看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教科书，觉得数理逻辑容易懂。因而想先学了容易的，以后也许难的也可以懂了。
从一九七二年秋开始，我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约有七年之久；但总觉得自己对历史及当前的事实知识不够，因而没有能力判断其中哪些说法符合事实的检验。从七七年开始，国内公开对文革及以前的若干说法重新评价。特别是许多以前多数人并不知道的具体事实在私人谈话及文学作品中披露了出来。接触到这些资料之后，我渐渐对自己近几年的想法怀疑。觉得自己由于根深蒂固的爱国思想而一厢情愿地假想了一些事实；在这基础上搭起了一个逻辑建构，其实是一座空中楼阁。
有三几年光景我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对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有些部分，特别是有关其具体应用方面的，发生了若干疑问，心里异常苦闷。大约到八一年的样子，我开始承认自己的训练和能力不适于研究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大哲学，最好还是善用自己熟悉的材料，作些一砖一瓦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仍希望能汲取其中我自己有力消化的某些精华。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也开始学了和想了一些。当我屡次觉到自己的哲学工作不能结合自己关心的人生问题时，也对冯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吸引力，有了较以前为深的感受。
一九八○年何兆来纽约，有机会常见面。记得当时我正是因为思想转变及失去信仰而痛苦的时候，往往很多牢骚。何兆于回国前抄赠给我韦端己的《菩萨蛮》五首：其中韦庄写了自己离乡后心情演变的五个阶段。当时我虽了解大意，但许多细微处都抓不住。后来看了俞平伯先生在《读词偶得》中的解释，获益甚多。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用自己在异国的乡思，核对了五首词中的各个阶段。后来觉得文章有顾影自怜的毛病，相当肉麻，没有发表。因此更加强了自己对诗人的羡慕。
在科技和商业占主导地位的二十世纪，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别处，和何兆或我兴趣大同小异的人，好像都不能不走些这种或那种的弯路。同病相怜，我自然对这类人有特殊的同情。对于这类人，我以为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是特别重要的。
八四年何兆在纽约住了大半年，欢聚了多次。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哲学方面的书，以为有些问题是较有普遍性的，很想和他讨论我的想法，可是他似乎仍觉得太专门。因此我想到自己一直缺乏在专业之外有效地表达思想的能力，虽然我多年来向这个方向努力。此外也许在国内比较缺少不客气地而认真地讨论及互相批评的习惯：不怕问问题，不怕自己或者缺乏某些有关的知识。——近来我发现由纽约打电话到北京已很简单了。所以常有机会和何兆在电话上聊天。这样，倒省去了不少写字的麻烦。所谈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我们都希望真正的学术批评能够健康地展开，既不再是大批判式的讨伐，也不是流俗的吹捧，而是真正有助于学术思想切磋的讨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三日
何兆武先生，北京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多年从事西方文化的研究和译介，屡在本刊发表文章。本文是美国王浩教授为何先生近作《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所写序文。
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