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学人陈子谦新书《钱学论》，发始之编，论“钱学品格”，盛赞钟书先生文德学风，“手按‘圣经’而心不发抖，面对‘上帝’而脸无愧色”！称钱先生“一贯认为，一切义理、学说，如果无补于人心，无利于摄生治世，而又发为高文讲章，振振有词，其为害有甚于洪水猛兽”；并引钱先生言：
人欲、私欲可以杀身杀人，统纪而弘阐之，以为“天理”、“公理”，准四海而垂百世，则可以杀天下之后世矣。本诸欲，信理之心始坚；依夫理，偿欲之心得放……大欲所存，大道生焉；义理之说，刍豢寓焉。声色、货利之耽，游情、凶杀之癖，莫不可究厥道源，纳诸理窟，缘饰之以学说，振振有词。
作者在书中，发挥钟书先生大意，感慨痛切以道：“假‘理’以济‘欲’，则‘理’愈高而‘欲’越强，‘欲’越盛而‘理’愈壮，‘气’也就越盛也。从‘欲’出发，信‘理’之心更加坚定，依据此‘理’，纵‘欲’之情越发放纵……如此，一切大奸狡黠之人，阴谋刻毒之士，游惰凶杀之徒，政治掮客，经济扒手，学术骗子，道德流氓，无一不可以找到他们的‘理由’。”对于这些“盗也有道”之“道”的批判，陈先生概括为“钱学中的‘学说杀人’之论”，并称乃“诞生于文革‘十年浩劫’中”。由是我对“心不发抖”、“脸无愧色”之赞，有了深一层体验。钱先生序《谈艺录》：“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抄书至此，实在要喘喘气了。做文抄公，实大不易。再想抄下去，便难以为继。因为，一本《钱学论》，四十余万字，尚未读完。而今读书，豪情尽去，数页即倦，过目遂忘。这样厚重之书，<IMG=AB93608301>不知何年何月方看得完。也许永远难以看完。盖贪新贪多，陋习已久。一书未完又见新书，往往弃旧而图新。如黑瞎子之掰包米，册页狼藉，所获无几。这次，正读《钱》书，消息传来，侯宝林先生谢世。华洋传媒，报道、文章，堪匹一部大书。赶紧去读。知悉其身后哀荣，文坛艺林，鲜能及之。其间自会有些冠冕堂皇、不着边际的谀词。名人之灾，一向如此，不必介意。令我怦然心动的，是述及侯先生有颗闲章，篆“一户侯”三字。“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当是反李白名句而用之。再细想一下，又不像是“反”。说它是“用”吧，更不像。总而言之，妙语解颐，匪夷所思，实在很难一笑了之。也许这就是正宗“侯派”相声艺术的妙境了。思量再三，终于感到这不足方寸之石，沉甸甸的，仿佛和淀着印主人的心思、才力、识见和情操；凝聚了一代大师的沉浮际遇、感慨兴喟。到底是什么？甚难道出。石若能言，便是一段绝佳“段子”。悬之心坎，久久不去，又难洞解其蕴，甚以为苦。近见《侯宝林最后的日子》一文(载二月十二日《羊城晚报·晚会》)无张扬蹈厉之辞，甚可为解读“一户侯”之助。
这篇文章引侯先生的“老哥儿乙”的话，如此这般评侯先生：“别人在电视上看见他跟这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握手言笑，那是他的工作。可以说没有一个领导人不喜欢侯宝林的，可是他们在他心中绝不是顶重要的人物。”怎么回事？清水出芙蓉的大诗人笔下，“韩荆州”比“万户侯”不知贵重多少倍；千年之下，那么多的“韩荆州”跟你侯宝林握手言笑、又都喜欢你，怎么在你姓侯的心中，“韩荆州”反而不是顶重要的人物？
文中侯先生的表白是：“人活在世上，眼不能老是往上看，心得往下想。我的朋友只是和我社会地位相当的或比我更低的，地位比我高的那不是我真正的朋友。”朋友之义大矣。古人简而言之：同门为朋，同志为友。由是而言，侯先生深得“朋友”古义，比诗仙李太白更多些仙气。大诗人名句一出，“慕韩”“识荆”便成谀词套话。其实焦点全瞄在“万户侯”或别的什么“侯”上。这正是太白本义真传。只不过大诗人文章写得漂亮，琅琅上口，不恶不俗，念起来好听，听起来舒坦罢了。大诗人也有平庸处，但更有光芒万丈的诗篇。平庸无伤其大。而他那些《上安州李青史书》、《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青史书》等等，虽都是音调铿锵，文采斐然，终究还是一厢情愿。即使发点小脾气，声称“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也没有用。倒显出了诗人天真得可爱。方之太白，侯先生和他的老哥儿们才算是读懂了“社会”这部大书。而“一户侯”之印，便是对人生世态的清醒省察、角色位置的自我界定、生命轨迹的执着追求和情怀操守的砥砺自矢。扩而言之，也可说是做为一个江湖老客、相声艺人，决不亦优亦娼以色相趋权阿势、以谈词闹曲充弄臣小丑的剖心明志吧。
然而，从天桥走出来又一直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侯宝林，并无矫情缘饰、自诩清高的酸气。他说：“我一辈子是一个顺民，对社会没什么要求，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久已不闻“顺民”这称呼了。“不管皇上是哪位，只管交粮和纳税”，此之为顺民；逆来顺受之民。说得难听一点，“宁为太平犬，不当乱离人”，不雅之至。而侯先生竟以自居，未免有点“那个”。然想到世道沧桑，人生劫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这“顺民”二字实在是言者心酸，闻者鼻酸。很容易联想起鲁迅先生“做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精辟之论。即使按照列子的说法，那不逆命、不矜贵、不要势、不贪富，“此之谓顺民也”；简直成了回避崇高的典范。仍然是觉悟不高，缺乏斗争性，不够主旋律。但做为一位资深顺民，侯先生却也并不妄自菲薄：“我想，世上好人是少数，坏人也是少数，不好不坏的人是大多数，是靠他们支撑这个地球”；“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无非是老老实实的，平平安安上班去，高高兴兴回家来。学马列，还是应该用生活的例子来解释，而不能光用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书来解释。结果翻译的人糊涂，我们也糊涂，大家都是糊里糊涂。”
人之将终，其胆也大。了了数言，若冠之以“侯宝林论学马列”篇名，正儿八百的理论权威将笑之为陋、嗤之以鼻吧：一个耍嘴皮子的知道什么是马列？十二本“干部必读”他知道书名吗？这样的诘问，侯先生大概会无言以对。然而，读一读李锐同志(众所周知，他曾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新著《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中如下一段话，对侯先生的“马列水平”会从宽发落吧：
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写《资本论》，列宁在革命之前就精读过《资本论》，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他在理论上没有这个准备……(122页)
李锐新书，我也是没有读完。况且，本意仅在为侯先生的“马列水平”提供点说法；“早年”也好，“晚年”也罢，不必多所“文抄”。总而言之，想把侯先生真感真知真见之言，从理论到实际批倒驳翻，比嗤之笑之难得多。即以“糊涂”而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大家同其昏昏的洋罪，“顺民”以及非“顺民”们，实在不仅感同身受，记忆犹新；而且心有余悸，生怕某年某月再来一次，把“温饱”之梦，彻底粉碎。至于极少数从未“糊涂”过的“民顺”者，是否仍挥着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闯进土谷祠教训阿Q们怎样“革命”，实难度起究竟。所以，侯先生接下去便有一问：
我们怎么不能用马列原理解释伪劣产品呢？
这是地地道道的“侯派”相声语言。要在脑子里绕几个弯，才能大体知道意何所指。一旦绕过弯来，便可以使你笑，使你哭，使你浮想联翩，使你低回不已。至于你到底想到些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私务：心到意随，从其所近。比如，我便想到了陈子谦的书、李锐的书、钱钟书的书；等等。而且想到：“一户侯”，可为侯先生的墓碣碑铭；而其最后一问，便是一代宗师凝聚了性命心血的最佳“段子”——或者也可称之为天鹅绝唱吧。
侯先生一生把欢乐奉献人间。面对“上帝”自然莞尔一笑，脸无愧色，心不发抖。尚飨！
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长沙东塘
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