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间壁”(阿那尔学派第一代中心人物之一费布尔［L.Febvre］语)，与其他学问领域——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协力，刷新历史学，正是阿那尔学派的思想与实践。近二十多年来，阿那尔学派研究范畴细分化，一些人由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课题之一就是读书的社会文化史。一九六五年，菲雷(F.Furel)所领导的研究集体刊行了共同研究的初步成果《十八世纪法国的图书与社会(第一卷)》。他们打破文学与历史学的“间壁”，把二流作品与文学史、思想史向来偏重的新奇作品、大胆作品、名著、巨著等价齐观，以一个世纪的图书总体为问题，运用统计学方法探究作为物的图书与社会的关系。迪普隆(ADupronr)在该书后记《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图书与文化》中构想了“图书社会史”研究的四个方面：出版物的整体把握；图书的经济侧面、商业侧面即图书出版业、贩卖业的研究；杂志书评栏的研究：图书购入者或读者的研究。
要解明图书的“社会性生存”，即拥有图书的状况，迪普隆认为至少有三种史料可供研究。一是刊行的或手写的书信。这里指涉的书信，不是伏尔泰那样只谈自己作品的大作家的书信，而是普通的、尤其是喜爱读书的人们的书信。在他们的通信里，有关旧书或新刊的信息常常是交流的话题，所以大量收集这样的书信，系统调查，就会弄清一个社会集团的图书购入情况。二是私人藏书目录。三是遗产目录。私人藏书目录只限于拥有大量图书的人及其所属的上层集团，而遗产目录是一切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记录，能借之测定图书对一定社会集团的渗透程度。
“图书社会史”研究揭示出，图书的保有依存于财产的规模与职业，例如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巴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藏有图书的社会集团是著述业者、教师、律师、圣职者、司法官、宫廷贵族等，而商人、工匠、仆人、杂役等阶层跟图书最隔离，每十人中只有二人有书，大都只一册，基本是宗教书。到了大革命前夜，巴黎民众当中有书者增多，而且宗教色脱褪。保有图书数量呈上升趋势，说明图书在社会中渗透开来，分析其类别构成，就可以测度出传统与革新的进退消长。
而今凡撰写社会集团的社会史，都少不了关于图书所有实态的章节，这对于“图书社会史”研究者来说，是聊可慰藉的。作为方法论，阿那尔学派很重视数量统计，这不失为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方法，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方法，而且必须清醒意识定量分析作为手段的有效性及其限界。如菲雷计量分析十八世纪法国申请出版许可的作品所代表的，这种研究往往只满足于确认图书所有这一事实，并没有从各个社会集团购藏“启蒙思想家”著书，进而积极地寻觅“启蒙思想”传播的轨迹。把图书社会史等同于图书的数量史，自然更惨遭攻伐，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丹顿(RobertDarnton)就曾在《猫大虐杀》(一九八四年刊)中讥讽法国人被数字迷住了，什么都计数，对文化史领域的数量化钻过了头。批判者认为，社会地位和文化选择的相互关系问题只有通过解读作品本身才能充分理解，而滥用统计学方法，把大作家和二流作家置于同一位置，歪曲了事实。纵观整个“书物社会史”课题构想和实际展开，如罗什(D.Roche)关于藏书研究，还是注意到联系藏书家心智发展、思想形成来解读藏书内容，试图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迪普隆也说过：有书固然不意味读书，可购入收藏能表现出所有者的兴趣和欲求。图书被保有就是被接受，但不等于思想被接受，思想的接受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析。倘若“图书社会史”研究再向前迈进一步，从图书到读书，那也就无须沙尔杰来提出新课题——“读书行为”了。
读书，从来不曾被当作问题。大概谁都要觉得这是学校教育的最起码成果，顶多是读书多少之分，有人以读书为业，有人不读书，当然不会想到知识人的读书与一般大众的读书，除了数量和速度之外，还存在着种种差异。于是，历史学、文学史、民族学、记号学等不同领域的十几位研究者聚会于某处修道院，重新审视读书的这种通俗形像，试图探明读书这一文化行为的历史与现在，它的具体形态及其所具有的意义。沙尔杰把共同研究的结果汇编成集，就是《从图书到读书》(日译本删去了一篇关于八十年代前半法国图书政策实况的介绍)。原书出版于一九八五年，书名是“读书行为”，而“从图书到读书”是沙尔杰所撰序言的题目；在这篇序言中，他明确提出了“读书行为”的论点。
沙尔杰主张，研究图书的历史或印刷物的历史，要把三个方面的历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那就是文本生产的历史(作家史、文学生产史、作品史)，物的历史(图书作为物体的形态史，及出版者、从事出版的劳动者、贩卖图书使之流通的书商的历史)，阅读行为和读者的历史。读书史只能在文本、图书、读书这三极关系中解明。以往的“图书社会史”偏重于“社会集团之间图书不均等分布的研究”，固然不能说所有的分布社会学分析没有根据，没有意义，但是，只计数占有图书的数量，难免不招致批判，因为有书并不是接触印刷物世界的唯一途径，没有书，也可能在图书馆里阅览，向友人借读。真正的问题所在，是必须进一步考察图书实际上被人们怎样阅读，怎样利用，怎样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以此来补充对于图书存在形态的确认，即实际有多少图书被印刷，在怎样的场所以怎样的频度出现，如何被各个社会阶层不均等地所有。图书被如何阅读，即“读法”(与图书打交道的具体方法)，是问题的核心，这就是“读书行为”的课题。必须去发现“读法”相同的人们——“读者共同体”，在读书行为中，而不是在图书的社会集团之间不均等分布中，识别社会差异。这样才可能整理出“图书的秩序”。《图书的秩序》，原书出版于一九九二年，副题是《十四——十八世纪欧洲的读者·作者·图书馆》，沙尔杰试图通过读者共同体、作者形像、没有墙壁的图书馆，来把握西方人曾是如何驾驭以写本、活字本的形式大量流通的文本的。
文化的历史社会学只致力于查明文化生产物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被如何分配是不足的，必须同时研究文化生产物被如何利用和消费，而另一方面，文学史历来的前提是作品内容一如著者意图地被读者接受，这一传统也必须溃决，因为读书这一行为是创造性、生产性实践，它赋与文本以复数的、可变的意义。作品，特别是最优秀的作品，并不具有稳定的、普遍的、僵化的意义。作品的意义，依存于接触作品的形形色色公众的阅读能力以及他们所抱持的期待。著者、出版者、审查者、学者，企图尽可能严密地掌握意义的生产，把意义固定化，拘束阅读行为，希望他们所写作、所出版、所许可、所解说的文本能按照他们的指示来理解。但阅读行为却具有反抗性，变化多端，读者一方不断地创出、转换、乃至歪曲意义。著者不是写书，而是写文本，别的人运用各种手段把文本变貌为书。相隔这两者的距离，正是产生某种意义乃至种种意义的空间。所以，探究图书的物质形态给意义的建构以怎样影响，作为切进图书史的方法之一，也至关重要。
作为阿那尔学派的第四代传人，沙尔杰并不排拒该学派所重视的方法论——统计学方法，他的“读书行为”不是立论于否定“图书社会史”，而是建构在它的延长线上。在法国，尝试综合地把握图书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与这些直接相关的人们的活动，大概始于费布尔(L.Febvre)和玛尔丹(H.-J.Martin)合著的《图书的出现》，是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其后，玛尔丹从数量上严密地研究十七世纪法国的图书交易和一般读者，不仅分析图书生产的动向，并且还分析形形色色的一般读者喜好变化。沙尔杰的研究就是承继了他们提出的构想。探究读书这一行为各种各样的实践形态的历史，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时代越上溯，阶层越下落，困难亦越大，因为一般平民百姓谈及自己读书的史料寥寥如披沙拣金。文本之外的东西难以发现，则不妨从文本之内来考察。所谓文本之内，就是任何作者、任何文章实际上都强迫读者以某种顺序、某种态度来阅读。在作者和出版者的心里，清晰地存在着理想的读者像，他们通过写法和印刷措施把他们所期待的读者像、所设定的读法渗透在文本或图书里。一五三○年的图书与一八八○年的图书不一样。八股文写家所热望的读者绝不是听评书的，而印行评话的书商所设定的读法必然与熟读圣贤书的人们大有差距。一个文本从一个流通水准向另一个更大众化的水准推移时，这个文本会发生一些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结构的片断化，分段落，立章节，以适应还不习惯读书的人。调查文本之内，能浮现出昔日的读法，勾画出读者像。
追溯历史，会发现与今天的读书截然不同的“读法”。区分读法，首先是基于与自身肉体的关系，那就是只在书页上移动视线的默读和伴随口头音声化的音读。从音读到默读的移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新的读法确立了与文本的新的关系。传统式读书大都局限于少量图书，如四书五经，即本本限定，并且对图书抱有敬畏之念，阅读行为诸形态还没有完全脱离与之关连的书写习惯。但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达，逐渐向阅读更多图书的扩散型转变，变成以一对一的亲密关系独自静静地阅读。而今天数据通信日益发展，文本从原来的物质性中获得解放，形态由图书变为画面，图书收藏空间的有限和文本总体世界的无限之间的矛盾将得到解决，保管图书和阅读图书不必在同一场所，使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发生变化，进而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也将被修正。
沙尔杰一九四五年生于里昂，现在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法国图书馆学术审议会会长。他对图书与读书、教育、都市、私生活等文化性行为都曾进行实证性论考。曾于一九九一年春天访问日本，是来领取季刊杂志《iichiko》第一次颁发的国际文化学奖，答主问时说道：“西方历史学家们认为印刷文化和谷登堡的发明之间有必然的连系。真遗憾，我不通日语、汉语，仅就借法语、英语而获得的知识来说，日本、中国的印刷文化，虽然没有西方的方法即活字印刷，却利用木版印刷使图书大规模流通，被印刷的写作物深深地渗透社会。这令我深思，并想收集更多的资料，进行异文化之间、两大文化系统之间的比较。”
东瀛孤灯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