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邻国的虚心以求曾刺激了中国人采取豁然大度的姿态，自觉摆出先进文明的谱来，下至民间上至官府，作馈赠礼品也罢，作交换商品也罢，开列的清单里总少不了一宗：书。中国人乐于炫耀自己看来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本，日本人则乐于不客气地照单全收。当日本使臣进表照例唱一段套词：“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被奉承得心满意足的中国朝廷立刻只想把书籍送了再送。“九流三藏一时顷，万轴光凌渤<SPS=0705>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文人惠赠的雅事自然不胜枚举，俗一等，即用八册《读杠愚得》换粗扇二把小刀三把，以书易物，也能落得皆大欢喜。
书籍是文化的传载，书在，则此文化得以接续，书亡，则彼文化湮没不闻。日中两方曾经平心静气作着进出口书的交易大概本出于同一种心态，一方面愿借光于他人，一方面就势繁衍自家香火，两边心理恰好平衡。自然，平衡的前提为一者空无一者富有。
但到了宋太宗掌权时，事情有些不对了，有天来了位日僧<SPS=0223>然，恭恭敬敬呈上见面礼，是金缕红罗缥水晶轴制作的一卷《郑氏注孝经》，这本书在中国早已只传其名不见其影。一向习惯于文化馈赠的中国人乍一见<SPS=0223>然亮出稀世之宝，就被些说不出的滋味梗咽住了。欧阳修有诗一首写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药淹留<SPS=2373>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至今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日本刀歌》)虽然<SPS=0223>然献书似乎并未影响朝廷上下慷慨施予的好情绪，宋太宗欣喜之下又以一套新刊《大藏经》作为奖励，但这样珍贵的典籍在如此情形下失而复得，着实叫欧阳修一班文人百感交集。当东邻不显山不透水稍露他们藏书之冰山一角，从来居高临下的中国人就不由得如梦觉之后生出花果飘零之感，仿佛这不单单是书籍的命运，更是中华文化的命运象征。以守护文化传统为天职的文人最为警醒，首先预感到这一点。此后的形势竟如呼应着这种文人的先知先觉一步一步使它得到证实，尽管日本依然不断从中国大陆“讨”文化讨书籍而中国大陆也一如继往慨然相许，但谦恭与优越在两方面造成的感觉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
一八七八年，黄遵宪东渡扶桑，惊讶地看到了维新之际的日本仰慕西方文明从而抛弃中国文化的转变。他与日人辩论，称明治维新实赖汉学攘夷之说，但心里未必不明白这是差强人意之词。日本像一只灵活的小船迅速掉头离开中国大陆，驶向西方彼岸，瞬息之间，洋文洋书铺天盖地而来，而原先收藏的汉籍则唯恐弃之不快。杨守敬回忆说：“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这促成了他的日本访书之行。闽浙沿海飘游的满载日本汉籍等待出售的小船，晃荡着中国人的心不再平静，了解日藏汉籍居然开始在这样一个时代。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经一次次打击后失去了自信，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文化空虚。有人说，由于这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文化危机总是同救亡运动纠结在一起，无论主张走什么出路的人其实都无法对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真正释怀。日本对中国书籍的抛弃也许恰恰从反面契合了中国人倍受冷落时的怀旧心绪，一来有机会解开欧阳公佚书百篇今尚存的情结，二来得以重做礼失求诸野这个老得不能再老的遗梦，于是，调查日本汉籍还背负上一重文化振兴的使命。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虽是专业的文献学著作，但在书里强调的也正是这一层意思。有这层意思在，当然就难在书中看到访书时特有的那份文人的悠闲，倒是有另外一种心情裹挟在看似学术的理智叙述里。书中设了“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夺”一章，公布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数字，作者之所以忍不住要揭开这个旧创口，除了因为在日本“至今仍有人为这一场大洗劫辩护”外，其底里也还是出于文人对文化的责任意识和对文化命运的特殊敏感。因此，随作者走进内阁文库、静嘉堂、杏雨书屋，抚摸成了“日本国宝”的汉籍就不能不让人念起一些往事。
一八八○年，差不多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赴日本访书人，湖北杨守敬前往日本，“念欧阳公百篇尚存之语，颇有搜罗放佚之志”。他看到了《文馆词林》等一些国内久佚之书，撰成《日本访书志》向国内做了报告，于是，“吾国人士引领东望，咸动礼失求野之思”(傅增湘《书舶庸谭序》)。对于杨守敬这一代文人来说，访书不为看书，目的在于借书还魂、补救日渐沉沦的传统学术和文化，也就是几年后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不惜金币，王室秘府、寺观士大夫家，莫不网罗择要，并特邀杨守敬任校刻，刊出《古逸丛书》二百卷二十六种时道出的那种感情：“惟夫古籍之仅存，兵燹腐蠹之无常，其势不日趋，散亡不止，学士大夫虽病之而无术以免，惟好之而即求，求之而即传，差足救弊于后。予非苟为其难也。古书之流遗，何幸复见于异邦，而自予得之，且以付刊焉。予亦不自知所以然，庸讵知非天之有意斯文而启予赞其始也！”泱泱大国的昌盛之风被救书救文化的煎急焦虑所代，一掷千金而无顾忌的恢闳气局就变了“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的凄凉心态。杨守敬详细记述过在日本看到《春秋左传集解》古钞卷子本的经过。先是森立之告诉他日本的惊人秘籍里，古钞《左传》三十卷卷子本为第一，是六朝时的钞本，藏在枫山官库，有令不许借出。他托书记官严谷修去借，严谷云：此非吾所敢任。杨守敬劝道：“贵国有如此奇书，韫椟而藏，何如假吾传录于西土，使海内学者得睹隋唐之遗，不尤贵国之光乎？”严谷果然借出来但限十日内交还。杨守敬喜出望外，“乃倩书手十人至寓馆，穷日夜之力，改为摺本影钞之，刻期书成，其中异同之迹，真令人惊心动魄，多与陆氏《释文》所称一本合，真六朝旧迹也。”这篇异国访旧文的文字读来令人唏嘘。这种前人始料不及的经验肯定也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本来弃之如弊屣的汉籍陡然间又身价高腾，有些珍贵典籍甚至居奇不售，给后来的访书人添了不少麻烦。
如果纯粹为商业利益抬高书价，犹可理解，但事情并不如此，中国人在日淘书引起了某些日本人的心理戒备。一九○五年，一位名叫岛田翰的目录学家数登江南<SPS=1226>宋楼，不久，号称清末四大家之一的陆氏藏书便在他的斡旋下以十万之资归于岩崎氏嘉靖堂文库。事成之后，岛田感叹道：“昔遵义黎莼斋(庶昌)驻节吾邦，与宜都杨君惺吾(守敬)购求古本，一时为之都市一空”，“而余知今之所获，倍徙于昔之所失也。然则此举也，虽日于国有光可也。”(《<SPS=1226>宋楼藏书源流考》)在浓厚的一片西化空气中，此一“于国有光”不知何解？莫非与董康所叹“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留故乡者”立场迥异，意气相同乎？
近现代访书日本的文人学者，从杨守敬到董康、傅增湘、孙楷第，几无一人能摆脱将典籍联系于文化命运的心境，尽管他们的确要去看书。一九三一年孙楷第为编撰《中国小说书目》在东京调查了两个月，闻辽东之变，遂罢京都之行，匆匆返国。作为现代学者的孙楷第心情很复杂：“当国家多事之秋，而余犹得始终从事于此，自个人言之，亦不可谓非幸事矣。”但“矧当国步艰难之日，隐忧未已，外患方滋，听白山之鼙鼓，惊沪上之烟尘，草玄注《易》，实际何补？深唯古人‘玩物丧志’之言，所以恍然自失。”(《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自序》此据旧本，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印本于此序有所改动)战争爆发使孙楷第内心平添了矛盾，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时候钻进故纸堆里，说来说去终归惭愧；但一介书生，回天无力，有功于世，莫过维护精神血脉于一系，动荡时局，文人学者好像更其别无选择。也是在一九三一年，清末四大藏书的又一家杨氏海源阁继前两年连遭匪劫后又面临再遭劫难的危机，五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发表评论《海源阁藏书之最后呼吁》，“问中国是否尚需要保存文化，是否忍心最后听此几十部国宝，再遭散佚？转贾不知所之？”评论痛说：“哀哉中国，有五千年文化，余数十部珍书，岂两代嫠妇，于流离颠沛中，能保守数十年者，而以三民主义之政府，四亿五千万之人民，竟忍坐看其散佚，转卖于匪劫之后乎？吾信其必不然也！”句句恳切，字字泣血，比之于内战外患造成的破坏，这一声呼吁多么微弱，然而它已是视书籍为珍贵文化积累的人们尽其所能的呐喊，足显出一副疲惫不堪全然不可再输的模样。
人们确信可以把灵魂、心血留在书里，说是访书，访的却是幽灵故旧。从日本回来，“礼”有没有带不好说，学术上的补益显而易见，比如唯识学，比如小说史。胡适博士的体会犹深，他在一九三二年为孙楷第的书目提要作序时说：“我只要请读此书的人回想十四五年前我开始作小说考证时，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种《水浒传》、一种《三国演义》、两种《西游记》、一种《隋唐演义》。”眼下发现有这么多的古本，“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SPS=1256>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胡适由此大夸“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亦据旧本，新刊本无此序)到底是学过杜威来治国学，胡适心里未有求“礼”的负担，就书论事，直认日本是藏书的桃源。
不但有一个日本桃源，现在的中国人在英法俄都找到了世外桃源，访书访到了西半球。自己的东西被人家精心保存，使许多人不禁猜测其中原由。平生以收积古人书画为乐、身后一古脑儿让日本人重价买走的杨守敬不明其理，问“日本气候固无我江南之霉烂，亦不如我河北之少蠹蚀，何以唐人之迹存于今者不可胜计？”他说的是自然气候，是不是该加上人文气候呢？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严绍<SPS=0982>著，江苏古籍出版社，7.40元)
戴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