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东方人，富永先生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东方，是东方的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当然，这样的研究离不开作为一个西方人的M·韦伯对西方世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粗略地算，从韦伯提出“何种社会因素将西方文明带到现代化”到富永先生提出“何种社会因素将日本文明带到现代化”，历史，流逝了近一个世纪。实际上，在远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便以它的发展现实打破了韦伯关于“东方世界命中注定不得现代化”的神话。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富永先生仍认为韦伯的逻辑是合理的。因为“‘只有西方’现代化和产业化才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所以所有非西方社会都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从内部自发产生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后发展社会”。(300－301页)韦伯的不足仅在于他未曾论及东方世界可以通过文化传播，即通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学习和接受来达到现代化。(301页)将东方世界现代化之途明确为“外学”，历史将证明这是何等卓越的一大见识。虽然对于今日的许多中国学者来说，无论是韦伯的观点，还是富永健一的看法，都是同样令人难以接受。但无论如何，两位分别处于世纪首尾东西两端的学者的比较研究均将中国作为“未现代化”的那一个，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更是一个反驳。因此我们要去做的，或许更应该是努力扣拿既成因果之链的上一个环节。可当我们的目光从韦伯所说的中国之所以没有现代化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内发”转向富永健一的不能“外学”继而深入追究时，又难免回到韦伯的出发点：蕴藏在历史表象之后的民族精神即传统。
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如何通过外学而现代化，富永健一以命题的形式提出了六个前提条件。其中第二个便是“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形成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强烈动机，并且以能够与本国的传统主义文化并存的方式引进西方文明。”(305页，第二命题。第一命题提出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农业社会中的内在成熟达到一定水平”。303页)依富永健一的研究，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具备了这一条件，中国却没有。实际上，日本的传统正在于它基本上没有传统，没有那种不断地窒息自家生灵活鲜之气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中江兆民曾说我们日本民族是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在以往的文明史上没有很多的属于日本人的发明创造。日本还没有辽阔的疆域及丰富的资源。这种一无所有却使日本民族一直有着一种惊人的内聚力(一种团队精神，或用威尔逊的话说，一种杰出的族类生命的“复印”能力)和无与伦比的学习能力(一种生生不息的摆脱现况的强烈欲求和娴熟的技巧)。如果按韦伯的说法，导致西方世界现代化的是“个人主义的发明创造精神”，那么导致日本现代化的，则正是这种“团体主义的学习模仿精神”。从近代以来，日本人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其一是民族，团体利益至上，其二便是对一切文明成果近似于贪婪的兼收并蓄，化为己用，全然没有虑及这种接受会动摇自己文化的根基。在古时，日本人似乎就未曾想到过中国文化，包括文字的“东渐”是文化侵略。在近代，日本人亦将来日的西方传教士尊为对自己贫困与愚味的解脱多有帮助的“恩人”，而不是看作殖民主义的先遣军。日本人尊敬强者，如战后日本人最敬佩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有原子弹，尽管自己是原子弹的最大的受害者。当代的日本人看不起当代的中国人，但这并不妨碍孙中山、鲁迅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在日本享有声望。
与日本相比，中国确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一传统是“多源头、多层面”的。但客观地说，这一传统在自近代以来弱与强，落后与先进之间极为悬殊的对垒中，已经不再有很多的积极意义。而在这一对垒中过多地强调传统，无疑是在激发传统中排斥现代文明的因素。暂时的强弱，不应该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优秀的标准。但一个弱的民族拒绝向强者学习(尽管可以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则将失去，或不具备一个优秀民族应有的素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直摇摆于“仇外”与“媚外”之间，唯独不愿脚踏实地地“学外”。即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有名的口号，也多有强烈的复仇色彩。拿现今的情形说来，既然人们对一百多年前的通商口岸的开辟，资本输入以及华工等问题缺乏客观、科学的分析，当然也就不会对今日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建立、外资的输入以及劳务输出(包括千方百计地跨出国门的“打工族”)等动作的真正意义有很正确的认识。从而即使在今日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不免仍泛滥着传统的，与这种经济的品格格格不入的因素。
依富永健一先生的理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欲通过外学一途现代化，须具备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推进现代化和产业化的领导者身居中央，靠政治权力引进产业文明并使它扎根于这个社会”。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现代化和产业化只能‘自上而下’或‘自中央而地方’地进行”。(308页，第三命题)而这又需要“妥当地处理在传播性发展过程中易于产生的现代化阵营与传统阵营的分裂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311页，第五命题)信哉斯言。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确在于作为素有“模仿天才”之称的日本人中一员的天皇接受了现代文明，而作为富有团队精神的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的天皇，又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中国的情况则复杂得多。主要问题不在于民众，因为民众虽然更倾向于传统，但他们一无所有，因此他们理应不会长时间地拒绝可以给他们带来实惠的现代文明。问题在于上层。近代以来中国上层的状态往往是占据了中央位置的是“正在阔着的”的一群。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会接受现代文明。而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上层人物又难以占据中央位置，即使占据了也很难稳定。因此，即使是中国的上层明确了现代化的目标后，仍有一次又一次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对现代文明的讨伐运动，诸如以“重整朝纲”形式出现的“反对”，“批判”，“清理”等。
非西方后发展社会通过外学一途现代化，下层的欲求与上层的一致固然重要，但他们毕竟不是学习的主要载体。为此富永健一又指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和产业化得以实现的第四个条件是必须出现这样一批人，通过他们使引进的产业文明诸要素内化于本国社会……”(309—310页，第四命题)富永健一强调说，在这方面日本主要得力于明治时期的教育的普及，但与此同时亦应看到日本士人阶层的身体力行的重要性。恰如福泽谕吉所说，日本“从事维新的有志之辈，断事大胆活泼，但相对之下，知识非常浅薄。……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而不顾其他……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的文明乃是士人的无知所赐”。当然，这里不乏自谦。客观地说来，明治时期的士人对西学尚少有接触也不足为奇。在这样的状态下，自知无知，才是知之的最重要的条件。与日本相比，近代以来中国的状况则是一方存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和半文盲，另一方又是未曾从士人角色根本上转变成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后者自视满腹经纶，但所拥有的知识，或是对现代化有害无益的“修齐治平”之学或变相的“修齐治平”之学。他们中的一部分即使习得了现代科学技术，但受了传统的“君子不器”观念的影响，仍是将这种“小术”内化为步入“大道”的手段。显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在根本上彻底从“御用××家”等角色中彻底转变出来，不投身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脚踏实地的“学”与“做”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的路途无疑会更加遥远。
非西方后发展社会欲经由外学一途现代化而遭到本国内的一部分的反对，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这些国家处于一种两难境地。“锁国会排斥先进国家的文化传播，开国又存在着陷入对先进国家的依附关系的危险”。(315页)故而富永健一说：“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和产业化得以实现的第六个条件，是当一个后发展社会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中时，能有效地摆脱这种状况”。(313页，第六命题)虽然这种摆脱远非易事，但也是可以做到的。依富永先生之见，后发国家在开放国门时，只要能通过不断引进和发展民主机制等手段，平等地同先进国往来，便可以使自己不陷于或逐步摆脱弗兰克等人言及的“中心—卫星”，“宗主—依附”的关系。究实而言，现代社会远不是一个有利于弱者，或弱者同强者能完全平等交往的社会。至少在经济领域，技术落后国家同技术先进国的往来，本身便含了深刻的不平等性。这对于一缺资金，二少技术的后发国而言，是一颗不得不吞下的苦果。但这与奴颜卑膝，丧权辱国完全是两回事。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摇尾乞怜式的奴性，而是“在于后发展国家内部存在着与先进国缔结不平等条约的政治家，以及能够通过确立这种关系而获得利益的阶级”。(315页)
由于包括富永健一在内的日本社会学家们的不懈的努力，更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原因，日本社会学正在改变着它的“输入学问”的品格，逐步形成着独自的理论。在二十一世纪，日本将不再仅仅是经济大国。我一直在想，韦伯和富永健一不仅分别为西方人和东方人，而且分别为德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各自代表了一个最善于思辨的民族和一个最善于学习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在二战期间曾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在他们自身遭到惨败后不久的今天又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又由此联想到国内改革开放后，平民阶层中首先有所作为的又往往是那些一度曾置于社会最底层的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后代。面对这些，我们是应该思索些什么。
(《社会学原理》，富永健一著，严立贤、陈婴婴、杨栋梁、庞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月版，7.50元)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