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氏显然也是进化论的信奉者。全书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社会基础随人类的进化而有所变化。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区邻里关系等血缘拟血缘关系系统既是社会组织的雏型，又构成广大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这种社会的微观结构对于个体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对于人类来说是随其起源即有的，故谓之原始性的社会组织或自然组织。
但是，与那些在对传统与现代进行两极划分后即行抑扬的学者不同，科氏虽然肯定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政治、经济诸人工组织(即法人组织)如企业之类对于增进人类物质财富创造能力的积极作用，却在其以家庭为基础发展而成的自然组织，和由具有某种目的性的法人行动者即人工组织这两大平行性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对近代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把握中，通过对二者的经验性对比分析，让我们看到由于人工组织的日益膨胀，自然组织的日趋衰落，现代社会的基础越来越脆弱：“一切权利和资源最初都由作为行动者的个人拥有，只有这些人的利益可以指导事件的进程。在现存社会系统中，大部分权利和资源即自主权，属于法人行动者。”“原始性的社会组织依靠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以及规范结构，这种关系强迫人们履行义务，确保相互之间的充分信赖，促使人们为他人或原始性法人团体的利益而努力，并禁止坐享其成。”“原始性社会组织中的动机结构促使人们在行动中注重他人利益，遵守规范，相互信赖并使得社会资本的其它组成部分得以产生。”
所谓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包括健康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良好的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科氏将个体与群体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等工业文明病症视为社会资本缺损的表现和结果，而社会资本的缺损，又导源于以家庭为核心的自然组织的破坏。在他看来，被商品经济的金钱关系所撕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乃是由“家庭和社区等原始性社会组织提供”的具有永久性价值的文化遗产，原本不应随着手工作坊的消失而加以抛弃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和科尔曼教授的经验分析中，已听到第三次浪潮惊涛拍岸之声的西方人对此感慨良深：“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家庭的自然组织。如果家庭消失了，自然人只完成其生育职能，然后便消失在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中”(页六五六)；“社会变迁要求社会理论解决上述取代原始社会资本的问题。忽视这些不仅意味着脱离社会，而且使所有人及其子女处于不幸之中——只能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源，但缺乏幸福生活所必需的社会资源。”
揭示出法人组织功能单一性与人类生活幸福之完整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本书的一个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标志着西方社会对自己文化传统认识的一种深化。
但多少有些遗憾的是，从科氏著作中我们读不到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他甚至也没有把自己的问题提升到文化这个显然包容着更多联系因素和思考角度的层次。他追求的只是一种对人工组织健康创建提供指导的技术，例如，他是从如何运用外部报酬而不是如何改造人的动机结构去防止社会资源的丧失，暴露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局限。直到为本书的中文版写序，他仍在慨叹：“本书已经写完，但重建社会对理论所提的需求尚未充分满足。”
哈耶克曾不无沮丧地说，“迄今的一切制度多半只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选择的结果。”这叫人想起“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的卢梭名言。人性不体现在被枷锁桎桔而体现在对自由的追求。人类总是要按自己的理想去创建更人道的制度。因此，社会的进步固然少不了对各种社会组织的改良积累，但对文化以及人性的批判反思，同样也是追求这一伟大目标不可忽视的另一面。倘若科尔曼教授不否认这点，那么中国文化将为他的理论追求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而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将开启一个新的维度。
(《社会理论的基础》，〔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9.50元)
品书录
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