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苗力田学兄主编的中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已经陆续出版，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值得写上一笔的大事：我们终于翻译出版了第一部西方古典思想家的全集。
一九八七年在四川绵阳开会讨论这部全集的出版计划时，苗公提出一个宏伟的目标，要在十年左右时间内完成这部十卷本的巨译。那时候我着实为他担心，是不是将各种困难估计得太小，计划似乎太快太大了点？但到现在，第一、二、三卷已经正式出版，第七、八、九卷的译稿也已基本完成，十年时间刚过去一半，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过半。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我只能说是从心底里无限感佩。
早在十多年前苗公开始培养几位专攻希腊哲学的研究生，还亲自教他们希腊文。他们人数不多，但不负师望，现在有的已成为国际国内的希腊哲学专家了。这部全集的翻译，除了《形而上学》、《尼各马科伦理学》等最重要著作是由苗公亲自动手的以外，都是由他的学生翻译，苗公自己认真校改的。近几年来苗公身体并不好，住过几次医院，还动过手术；在摘除白内障后，他的眼睛有好几个月不能看书写字。现在配了一副带有深圈的眼镜后又埋头书案，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坚持工作五、六个小时；我们劝他要注意保重身体，他却说为了争取时间。他在《全集·序言》中说：亚里士多德把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辩的精神，也就是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精神，发扬光大达到顶峰；又引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如若我们能一时享受到这种至福，那就令人受宠若惊了。只有在这种思想境界中，才能像苗公和他的学生那样忘我地工作。在当前学术界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以此为乐的人能够再多一些呢？苗公在序言结尾处说：“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民族为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精神营养所经常采取的有效手段。这同样是一个不懈追询、无穷探索、永远前进的过程，求知是人的本性。”
“求知是人的本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一章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人们由于对周围世界感到惊奇，为了摆脱无知才去进行哲学思考，是为了知识而去追求知识的；不像其它学科那样是为了其它的目的和效益。因此他认为只有哲学才是唯一自由的学科，是高尚和神圣的最高学科。
要发展知识和科学，就必须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分析的方法。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分析，是重“分”的文化；中国或东方文化的特征是综合，是重“合”的文化。多数学者主张东西文化或中西文化应该互相交流，相互学习；也有的学者因为看到西方的分析文化日益暴露出缺陷和弱点，因而预言二十一世纪将由东方的综合文化代替西方的分析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可以讨论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分析文化的奠基人。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始终贯彻分析方法的。在讨论一个问题时，他往往首先分析在他以前的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有多少种不同的说法，再分析各种说法有哪些正确的和错误的方面，加以比较；在这样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分析论证这些问题的困难所在；然后再从经验事实和思想理论方面进行各种分析比较，用逻辑论证得出若干公理和原则。对这些公理和原则所作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构成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许多方面他甚至并没有明确得出最后的综合结论，后来的学者只是从他的分析和逻辑推理中，从他提出的那些公理和原则中概括得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因此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理解和解释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说。亚里士多德使用的这套以分析和逻辑论证为主要方法，从历史到现实的研究法，成为以后许多哲学和科学著作经常使用的方法。单就学习分析方法说，《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的出版，也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亚里士多德所作的分析是有针对性的。他有感于以前的思想家往往乱用概念，没有正确的论证方法，以致得出含糊不清的和错误的结论，将论证变为诡辩。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智者，他们是当时一群以传授修辞术(主要是演说和在公民大会上论辩，这是古希腊民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智者在促进希腊民主制度的发展上起过积极作用)为职业的教师，他们的哲学信条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没有客观的真理，一切都由个人的好恶来判定；论证只要能说服人，使多数人相信的，是强有力的，便是“真”的。所以有些智者完全主观任意地作各种推理，竭尽诡辩之能事，利用多数群众的愚昧无知进行煽动，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胜利，被选为官吏，掌握权势，可以为所欲为。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不但经常引用智者的诡辩作为错误论证的例子，加以驳斥，更重要的是他对智者的各种诡辩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错误论证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从方法论上对它们所犯的逻辑错误作了概括，从而提出系统的正确的逻辑推理方法。形式逻辑就是这样由他首先提出并奠定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的。由亚里士多德确定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和原则，经后人修改补充，一直沿用至今。虽然现代又发展了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但任何正确的科学论证都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否则便是犯了逻辑错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它是明朝人李之藻(一五六四—一六三○)翻译的《名理探》，是一部用中世纪经院哲学观点阐述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著作。因为这部书介绍的思想不适合中国国情，也就是不适合中国人的“综合”思想习惯，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很少有人知道它。严复也翻译过《名学浅说》和《穆勒名学》这两部介绍逻辑思想的书，但它们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和作用，远远不如《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那么大。
亚里士多德所作的最重要的分析是他将知识的对象分为不同的种类，从而建立起许多门不同的学科，他是许多门重要科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所作的这种分析，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实际上就是首创了科学的分类和分工。任何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这种科学的分工，长期停留在一种笼而统之的学问里，它最多只能根据实际的需要，在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其它许多方面的学问或科学则被忽视或蔑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不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中吗？西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工说，虽然也曾经过一千多年中世纪的教会专制统治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文艺复兴后它就迅速开花结果了。特别是近一、二百年来，每一门科学的发展又使得它要将原来的范围再分析为若干门分支学科，或者出现一些边缘科学。以至到今天，恐怕任何人都说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专门的科学。
任何一种文化、哲学或学说总是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说东方文化是综合的文化，则印度哲学中就有许多精细的分析，如大乘佛教的唯识论将认识分为“八识”，分析的细致程度超过了西方一般的认识论。印度的逻辑思想也很发达，因明学的产生在时间上虽然略后于亚里士多德，但在论述逻辑推理和论证方面，有些点上也许可以作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补充和发展。中国哲学也不是没有分析的。有人说《易经》是“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和不变动的变”的一元的本体，表示“中国哲学重视整体的和谐”；其实这个整体也是和《易经》对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分析分不开的。先秦辩士担任的工作和古希腊的智者是很相近的，因此发展名辩之学，名家公孙龙等提出比较系统的逻辑学说，差可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相比。墨家虽然和儒、道二家同样反对名家的理论，但《墨子·小取》中也提出“辩”的任务是“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这些就是要进行分析。孔子在《论语》中讲的道理虽然大多是结论，缺少分析和逻辑推理；但后代儒学无论是朱熹的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总不得不作些推论来讲清道理，即使他们经常使用的是比喻的方法。本来，哲学就是要讲清道理，必须辨明是非、同异、名实等等，就非分析不可。不过中国哲学家往往不将他那些逻辑论证的步骤一一列举出来，喜欢突然推出某个结论，是谓“顿悟”。其实既是“悟”总是经过分析和推理过程的，只是不愿或不能说出来，显得神秘，深不可测而已。同样的，西方的分析哲学也决不是没有综合的。亚里士多德作了许多分析，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成为他的哲学体系或学说。现代分析哲学虽然认为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不能证实的，因而那种哲学体系是错误的，不必要的；但是他们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用现代逻辑工具进行分析。他们这种主张本身就是一种系统的哲学学说，也是经过综合而成的哲学体系。
综合文化和分析文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更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要使中国“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延续了二、三千年的传统是不可能更不应该全部抛弃的；同样的道理，要使西方完全中国化或是东方化也是不可能的。这两种文化只能和平共处，必然要互相融合。今天的世界已经显得这么小，任何遥远的地方，只要乘飞机去最多一天多时间便可以直达，彼此交流来往日益增多。无论哪一种文化要能够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只能走互相学习的路。
不论是综合的文化还是分析的文化，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既有长处又有短处的。怎样对待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那就得区别不同的用途和目的：如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信心，就要多看和多讲自己的长处；如果是为了搞好自己的工作，就要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是为了学习，就要承认自己有短处，看到别人的长处，以他人之长来补自己之短，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而要做好这一切，首先必须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能心中有底，不但能定性还要能定量。如果将自己的长处看得和说得太多，那就不是正当的自信而是盲目的自满；如果将自己的短处也当作长处去加以宣扬和发挥，不是愚昧无知便是自欺欺人，不免要碰壁和摔跤。如果承认“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真理，那就宁可将自己的短处看得重一些，才能收到学习的效果。苏格拉底说他“自知其无知”，实在是一个聪明人说的一句聪明话。
而要认清长处和短处，必须进行分析，没有分析便不能明辨是非。人对自己的缺点容易护短，最好是将自己的长处月月讲，天天讲，讲得自己也昏昏然。“天朝大国”是我们的传统思想，对待自己的缺点也有传统，那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实际是为自己讳。自己的缺点最好不讲，若是不得不讲时也应该少讲，讲得粗一点模糊一点。出了错误不过是“付点学费”而已，却忘记了：既然付了学费便应该取得成绩，对错误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取得经验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不肯细加分析，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这样的折腾实在已经不少。
分不清是非也就分不清公和私。公和私也是一对矛盾，它们既是互相结合，有不可分的一面，也有互相排斥发生冲突的一面。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年代里，要求人们“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的背后，却是“有权便有一切”的私欲大发展，要别人为“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现在“权”字旁边还要突出一个“钱”字，以致公私不分、假公济私、以公谋私等等现象层出不穷，最公的地方却成为最私的东西。人们实在分不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
缺乏分析的一种表现是不作逻辑论证。中国哲学中的许多判断和结论往往缺少前提和推论；因此无论你赞成或不赞成，都不容易用逻辑推理去证明它是真理还是谬误。实际生活中的许多结论也常常是这样提出来的，因为它缺乏前提和论证，你很难说清它到底是天才的创见呢还是愚蠢的谎言。真理固然最后要由实践来检验，但有些道理如果经过民主自由的讨论和辩论，本来是可以分辨是非的。文革中的有些指示，只要是有理性能思想的人便能够发现它是错误的，但因它被封为“绝对真理”，怀疑它便是“罪该万死”，逼得明白人也只能说一些违心的话。有些作这种结论的人明白这样做对他自己有好处：因为缺乏前提和推论的结论可以不着边际，让你抓不住把柄，将来即使发现错误，也可以另作解释，说明自己还是一贯正确的，对错误可以赖账。那些随声附和的人也懂得这个道理，不愿意将他的前提和推论说得太明白，以便于他可以随风倒；今天刮东风他往东倒，明天刮西风他往西倒，横竖你不容易抓住他的把柄。现在许多读者说有些理论文章缺乏逻辑性，没有逻辑说服力，读后使人糊里糊涂，如坠五里雾中。
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横幅是件书法艺术作品，可供欣赏。但在中国历代书法中比它好的大概还有不少，不知道为什么出版社单单选中这张拓片，将它大量印刷出来，也有许多人将它买回去，张贴在墙上，是不是因为它反映了此时此景，代表了一些人的心情呢？有的人觉得难得糊涂，正可以借此浑水摸鱼，大显身手，捞点权势，谋取暴利；有的人觉得许多是非实在说不清楚，还是难得糊涂，浑浑噩噩地将日子混下去算了；也有的人想分清是非，但是不能说，不敢说，也就只能难得糊涂，聊以自慰。
我想：将“难得糊涂”当作艺术品欣赏，是可以的；但要是将它当作座右铭，作为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那就可悲了；若是要将它再推广出去，当作“领导世界新潮流”，那就不是可喜，简直是可怕！
汪子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