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佩尔，一九二二年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现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生平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事迹。在西方，人们一般把他和哈贝马斯放在一起，视之为“批判理论”或“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对此，阿佩尔本人不以为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他是在一九七二年前后才作为一个“局外人”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哈贝马斯在解释学和先验哲学方面的一个“讨论伙伴”，而不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的“传人”。阿佩尔自有其特色。
阿佩尔的特色是“杂”，往好处说是“博”。他的视野十分的广大，在当代哲学家中恐怕也是数得上的。他的成名作是一本博士论文，题为《从但丁到维柯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语言观念》(一九六三年)。这样的题目，看起来是极为专门的。但在这本重要著作中，阿佩尔却洋洋洒洒写了一个长达百页的“导论”。在那里，阿佩尔对当代西方两大语言哲学思潮(欧洲大陆的人文语言哲学和英美的分析语言哲学)以及它们的历史渊源作了提纲<SPS=1376>领式的清理。这一番工作做得漂亮！但毫无疑问，这是需要有特别开阔的视界的。
《哲学的改造》是阿佩尔的代表作。所谓“哲学的改造”，说到底就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改造。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中，像阿佩尔这样积极地、明确地重提“先验”问题，标举“先验哲学”的，为数并不多。“先验”问题，简单说来，就是人类知识之可能性问题。在阿佩尔看来，这个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依然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时代转换，哲学的眼界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哲学需要在一个新的水平上来改造(转换)“先验哲学”，解答知识之可能性的先验条件问题。他认为他的“先验解释学(语用学)”就是这样的努力。
阿佩尔认为，二十世纪哲学已经完成了从近代的“意识分析”到现代的“语言分析”的“语言转向”。他说，几乎二十世纪的所有哲学家都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语言是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决定性条件。“语言转向”的完成，一方面体现在英美的语言分析哲学中，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维也纳学派寻求科学语言的意义标准的努力，卡尔纳普的句法学和语义学等等；另一方面，“语言转向”也实现在欧陆人文哲学的线索上，如在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解释学和语言思想，伽达默尔的“语言的哲学解释学”等等；甚至在现代语言学向哲学的渗透中(特别是乔姆斯基和新洪堡主义的语言学)也有所透露。
阿佩尔进一步认为，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在所谓“先验语言语用学或指号学”中才得到了彻底化。根本的“语言转向”应该是“指号学—语用学的转向”。在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皮尔士。在阿佩尔看来，维特根斯坦从前期的“逻辑语言批判”向后期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理论的转变，实际上开启了现代语言哲学的“语用”维度；特别是后期维氏对“私人语言”观点的抨击，乃是对人类言语的“主体间性维度”的揭示，也就是对作为语言交往和社会互动的人类言语行为的揭示。而正是在这一“语用维度”或“主体间维度”上，现代哲学才出现了“汇聚”的趋势。在此维度上，解释学哲学、语言分析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等思潮，才呈现出“合流”的态势。
皮尔士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一向为德国的哲学家所不屑。阿佩尔却特别看重。依他之见，美国实用主义指号学运动，实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演变有着相互配合的同步性。由皮尔士和罗伊斯阐发出来的“指号解释共同体”的观念，进一步由米德和莫里斯作了发挥：米德根据交往共同体的符号运动来解释心灵和自我意识的观念，莫里斯则发展出他的所谓“三维指号学”。而新近，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也无非是对皮尔士等人的指号解释共同体的观念的展开和重构。
以上是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两方面的情况。而阿佩尔所置身于其中的德国方面的情形又如何呢？他也同样见出了类似的发展。尤其是前期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解释学哲学，在阿佩尔看来，一方面，它完成了欧陆人文哲学的“语言转向”，另一方面，它实际上也提供出一个改造先验哲学的契机。海氏所谓此在“总是已经”“在世界中存在”，就如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乃是对近代知识论或主体形而上学的“唯我论”传统的克服，即一种消解近代哲学的“先验自我”的努力。我们饶有兴味地注意到，阿佩尔在行文中也常常使用“总是已经”(immer schon)一词。而这个词几乎可以说是前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特殊用语。此在“总是已经”在世界中了，“总是已经”与世界浑然一体。这是一个先天的前提。在这个“总是已经”中，大约就暗含着“先验”问题的答案。
稍事转换，海氏的此在分析就化身而为阿佩尔的“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分析了。
如此这般，阿佩尔也就可以提出他自己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其中的成分不外乎有：1.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2.皮尔士等人的“指号解释共同体”；3.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界中存在”。所以，《哲学的改造》德文原版的第一卷的卷名立为“语言分析，指导学，解释学”。上述三者合在一处，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拼盘”。三者殊途而同归，构成了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哲学”范式的广义的语言分析，而且自然可以合成阿佩尔自己的“语言交往共同体”的大观念了。
阿佩尔认为，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人类伦理道德法则的主体间有效性这一“先验”问题，必须在“语言交往共同体”的观念中寻获答案。人类必须把一个无限的交往共同体设为先验的前提，而不是像近代知识论的“唯我论”那样，把一个孤独的“自我”设为前提。至于人类知识和伦理生活所面临的困难，阿佩尔认为可以归结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即现实的交往共同体的语言游戏与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语言游戏之间的根本冲突。这个冲突如何解决——用哲学术语讲，如何“中介化”？阿佩尔所提出的办法基本上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老招数，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不过也还有花样翻新的地方：他把心理疗法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了。对于个人，有心理疗法提供援助；对于社会，则有意识形态批判来发挥功能。双管齐下，岂不万无一失？
后面这一点也使得阿佩尔有资格跻身于“新马克思主义”之列。
实际上，我们看到，马克思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提出了“普遍交往”和“共同体”的观念。阿佩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放眼望去，世界形势正朝着马克思所预言的大方向运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共同体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而可悲可叹的是，马克思之后，竟有如此之多的挂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关起门来搞独家经营的“社会主义”，殊不知这样做早已与马克思的宏大理想背道而驰了。
姑且不论阿佩尔的“先验”的大哲学的旧梦是否做得完满，做得成功，我们读阿佩尔，总还可以从中取得一道“世界性”的眼光，而且总还要在我们自家的处境里读。我们还必得向自己设问：我们如何进入这个世界性的“语言交往共同体”？——这难道不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的课题吗？
(《哲学的改造》，卡尔-奥托·阿佩尔著，孙周兴、陆兴华译，即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