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于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克·布洛赫头脑中的这一问题，今天又困扰着大多数史学研究者的思想。由于对意识形态的高度依附，自建国以来历史学几度大红大紫，“文革”中甚至还曾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其后终于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正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滋味盘踞了一些史学研究者的心头的时候，由经济变革引起的传统文化热骤然升起，史学研究者对这股热潮虽持谨慎态度，终究抵挡不住诱惑，卷入者越来越多。然而好景不长，现今虽还有丝丝余热，已远非初起时的炽烈场面，于是对史学命运的担忧再次变得沉重起来。在这种时候，读读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品味一代史学宗师半个世纪前在硝烟弥漫的环境中的深思冥想，不由使人感慨万端。
从布洛赫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历史学的两项现实功用：一、历史能激发人们的兴趣，“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具有娱乐的价值，因而“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二、历史有“由古知今”的作用，当代社会无法真正地自我理解，“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自古及今的”，借助历史学可以深化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认识。
对历史学功能的上述概括绝非搪塞敷衍之词，而是一个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历史学的人的真诚的看法。然而，历史学真的具备上述功能吗？即使具备上述功能，历史学就有存在的充足理由吗？在功利性价值观面前，历史学肯定会受到诸多诘责。
对于历史研究者和历史作品的接受者来说，历史的确具有娱乐的价值，但并不是所有娱乐都是有益的。从接受者方面来看，他们阅读历史作品是想获得有关过去的“真实的”知识，从中获取教益或满足好奇心，这就要求历史学家采用种种方法和技术“重建”过去。但是，像地理、经济、制度等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且影响较为深远的事物，除了专家外，人们可能不感兴趣(这类作品写作上不容易避免的刻板枯燥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而激发不起人们的兴趣就会使历史失去娱乐的价值，那么没有娱乐价值(或只有研究者本人感到是娱乐和享受)的历史作品是否不算历史呢？恐怕未必。相反，越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事件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现今“毛泽东热”中书肆上摆放的那些有关毛泽东的书足以说明这一点。有些研究者抵御不住读者兴趣带来的利益冲击，也大力挖掘奇闻逸事，甚或不惜附会穿凿。即使研究者向读者提供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逸闻”，使历史的娱乐价值充分实现，然而这就是布洛赫心目中的历史吗？恐怕也未必。
从研究者方面来看，挖掘、排比、分析史料，加深对过去的了解，厘清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众说纷纭、或湮没无闻的故实，在他们是一种莫大的喜悦，是最高级的娱乐。但如果沉溺于此，越来越趋向细枝末节，则不免“玩物丧志”。布洛赫下面这段话似乎专为这类人而发：“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
为了避免变成“对周围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古董迷”，史学研究者总是希望对现实有所助益，“由古知今”这一口号颇能激励人心，可惜布洛赫无法举出确凿证据。“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自很早就坚信历史具有由古知今的功用，把历史当作现实的“教师爷”，由此推衍下去，还希望依靠历史“虽百世可知也”，让历史学发挥预言家的作用。倘若历史真能知前推后，自然有了大行于世的充足理由，即使有人想禁止，也会像算命术、相面术那样暗中流传，禁绝不了。然而，揆诸事实，历史学家并不比其他人更多智慧，熟读历史并不一定能使人把握现今，在“知今”方面历史学似乎并没有发挥出直接效用，只能从长远的影响和意义方面来理解。不过，这样一来，“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的愿望实现不了，自然会觉得“由古知今”云云大成疑问，依然还要斥历史为无用。
上述两项功用既然不是不可质疑或“证伪”，历史学存在的理由也就不够充分。布洛赫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公然宣布：“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似乎只要算是一门科学，即使发挥不了实际效用，也有“存在的合理性”。可是，布洛赫并没有分析科学之为“科学”的要素以及历史学是否具备这些要素。恐怕真要分析起来，也是夹缠不清。自从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来，分析的历史哲学蔚然勃兴，获得有关过去的真实的知识，重建过去，已被认为不可能，历史学身上的“科学”外衣已被撕烂剥光，虽有人依然力主历史学是科学，历史有规律性，终被人认为立论不坚，只得徒唤奈何，看来这条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若想让人相信确实成立，尚非易事。
然则，历史学真是百无一用、无理由存在了吗？这样说恐怕也为时尚早。布洛赫提到，“即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11页)这看似强词夺理的说法，其实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绝对理由。因为“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历史学的主题涉及人类本身及其行为的各个方面，但不论研究哪一方面，都不是为了猎奇，不是“把卖弄学问当作一种娱乐或癖好”，而是为了探求、体悟、把握人类本质的“永恒的根本性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像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小说家一样，是“存在的勘探者”，而存在就是人类本质的“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布洛赫认为，“历史”一词“最初的含义，无非是指探索罢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他大概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这一看法的，其实这也深刻道出了历史学的本质。存在是永恒的谜，历史学的不确定性也是永恒的，“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不断得到揭示。这是历史学的真谛，仅此一条，难道还不足以构成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吗？至于历史的现实的和实用的功能，只不过是一种附属品，对附属品的刻意追求必将使历史学的本质发生异化。
既然历史学是“作为人类知识的历史学”，那么围绕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争论不休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布洛赫提到，由于对历史研究存有不同的观念，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派，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力图建立一门与泛科学的理想相吻合的有关人类进化的学科”，另一派“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这两种看法都忽略了历史学独特的气质，不免失于偏颇。历史学“既要研究已死的知识，又要研究活的现实”，是一门相当特殊的学科。它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它也不是文学艺术意义上的“艺术”，因为排除自由想像的研究方法必然使历史学始终带有“实证”色彩。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可以说，历史学正是借助处理“已死的知识”和“活的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勘探存在的一种方式，是现在与过去的积极的对话。它不是简单的复原过去，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释来再现历史”；它也不是根据主观愿望的随意组合，“蓄意以伪造的历史迷惑无知的群众，厚颜无耻又自以为是，在其史著中充斥着形象化的垃圾和政治偏见，而绝无半点学术的严肃性”。历史学的生命力和魅力正在于这种建立在神圣严谨的基础之上的动态的“不确定性”。因而，历史学家不要“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要尽力避免简单地“评判”，“‘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布洛赫的这段话虽无出人意表之处，却悬鹄甚高，史学研究者们努力让自己的思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往还吧！
(《历史学家的技艺》，〔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版，3.00元)
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