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俄国著名人物的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етр Арkадъевич СтолъIпин，一八六二——一九一一)。本来，以他的学业成绩而论，斯托雷平完全可以选择科学研究为职业，躲进纯科学的象牙之塔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可他却毅然选择了一条风波险恶的人生之路——从政。作出这种选择在斯托雷平来说，显系出于一种用世的抱负。从表面上看，斯托雷平在仕途方面可说是一帆风顺，起步时只是土地部统计局一个小小的职员，继而就任外省一小县贵族联席会的主席和农业协会主席，在短短几年中，由省长、部长到部长会议主席和首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在俄国，土地和农民问题，是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最核心的基本问题。延续百年之久的俄国解放运动，究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一八○二年，保罗一世就是因为下令规定农奴一周只在地主土地上干三天活儿而引起上层贵族的不满，被刺杀。一八六二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实施自上而下的农奴解放运动。而斯托雷平在任期间主要关心的，也是土地和农民问题。斯托雷平之所以与土地和农民问题结缘，似乎其来有自。作为上流贵族社会的一员，斯托雷平本人就是地主。他家拥有许多处庄园，生于斯长于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庄园经济问题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即使后来身居要职政务繁忙，他也不忘乘工作间隙，亲自过问庄园经营中的细枝末节，或是给不善经营的邻居提供咨询拟定计划。他还利用休假，实地考察和对比研究德俄两国庄园经济的利弊得失。除家庭以外，斯托雷平最关心的，莫过于工作，他对工作投入了满腔热情和全部才智，政绩赫赫，这也是他得以平步青云的一个原因。
在斯托雷平以前，俄国实施的是古老的宗法村社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已日趋枯竭，农民的不满亦日甚一日。到了一九○五年，终于酿成了著名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时任萨拉托夫省长的斯托雷平，犹如一位消防队员，哪里有动乱，他就出现在那里，以他的镇静，自信，威望和恳切的演说，使骚乱的人群安静下来。他的声望主要就是在这场席卷整个俄国的大动乱中奠定起来的。现实斗争的日趋激烈，促使斯托雷平愈益强烈地认识到土地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土地问题已到了非厉行改革的地步，不如此，就无法维系已岌岌可危的罗曼诺夫王朝。在斯托雷平心目中，进一步解放农民和拯救俄国根本就是一回事。此外，促使斯托雷平下决心对俄国实行大手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俄国农民的处境、地位及其与贵族社会的那样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奇特关系。这里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至少有一部分旧时代的农奴，其中主要是家奴，并不恨他们的主人，相反，也许是“做惯了奴才”的缘故，他们对主人倒是有几分依赖和依恋，你若要他坐下来，他反倒觉得不自在，感到无所适从。反过来，主人对奴才并不都穷凶极恶，而是视同家人。普希金与奶娘的故事早已尽人皆知，据说诗人故居陈列室至今有奶娘的塑像。斯托雷平周围也颇有几个这样的农奴，虽然农奴解放早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主人也早已表示愿意给他们以自由，但他们却不愿意离开主人，宁愿留在主人身边伺候，急主人之所急，乐主人之所乐。当然，斯托雷平之所以热心于农民土地问题，远非私人感情所致，这里面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当女儿问他，为什么他会得到一枚解放农民勋章时，斯托雷平回答说：“这是我最为之骄傲的奖赏：我很幸福，有幸参加最后一个为解放农民而设立的委员会的工作，以此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最仁慈的事业之一做出我的贡献。”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土地私有化，将土地交给农民。在前村社制下，农民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因为他们不是在自有土地上生产，其劳动成果的半数以上要转给他人。而农民只有当他确知劳动成果将属于自己时，才能焕发生产热情，才肯在土地上投资。在旧的土地制下，劳动成果的分配无助于奖勤罚懒，因为无论懒惰还是勤劳肯干的人，分配结果都一样。彼此攀比，热情抵消，其结果必然是使整体生产力水平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俄国需要农民富裕起来，因为国家的福祉也端赖国民的富裕，“须知人民的富裕缔造着国家的强盛”。
人民的整体富裕必然带来道德水准的提高，“因为哪里有富足，那里自然会有启蒙教育，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人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才成为一种可能。事情的顺序绝不可能与此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斯托雷平对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论者嗤之以鼻，以为他们颠倒了事物本来顺序，不啻为“三岁小儿的臆语”，不足为训。斯托雷平是在罗曼诺夫王朝行将彻底崩溃之际出任首相的，他所致力的，无非是为了挽救一个行将灭亡的制度，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杰出个人的坚强意志，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反差，正是这一点铸成了斯托雷平个人的悲剧命运之核。我们读斯托雷平女儿的回忆录中反映斯托雷平在第一、第二乃至第三届国家杜马活动的章节，也可以清晰的体察到当时时代脉搏的跳动，这是贯穿斯托雷平一生活动的主线条。
贯穿斯托雷平一生的另一条主线，是忠君和爱国。不能否认斯托雷平是爱国的。当然，他爱的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贵族化的俄国及其传统文化。忠君和爱国在斯托雷平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表现形式尽可以有差异，但实质上是同一个东西。难以想象在一个君主制国家里，君权会与国家概念相脱节。维护君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上流贵族社会出身的斯托雷平，其家族与俄国皇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父亲死于克里姆林宫宫廷卫戍司令任上，生前深得皇室信任和青睐，曾为沙皇担任与某国战争的总指挥。斯托雷平之所以能较快从较低的行政职位提拔到“位极人臣”的地位，除了他的才干和能力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皇室的忠诚，在他在任期间的五年半中，遭受恐怖分子暗杀就不下数十次，仅一九○六年那一次，就使他的女儿娜达莎致残，唯一的儿子受伤，死伤数十人，但他不改初衷。最后由沙皇出面，特别允准他全家暂居克里姆林宫才罢。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皇室内部的种种矛盾冲突，也常把斯托雷平置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使其欲罢不能，欲行不得。
在一个君权至上的国家中，君主的权力乃是不容侵犯的神圣象征，谁若违犯这条铁律，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点身为首相的斯托雷平并不是不知道，但斯托雷平在任末期，却恰恰因为“蔑视君权”，几乎使他倾注毕生心血的土地法案毁于一旦。事情出在海军部的一项提案，由于属下的疏忽，未提交沙皇尼古拉二世审批，结果遭致时在度假中的沙皇的否决。其时土地法案几经努力，终于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获致通过，但却意外地遭到国务会议的否决。原来，在国务委员会召开前夕，该委员会的两个极右分子特列波夫和杜尔诺沃，乘沙皇召见之机，大进谗言，说斯托雷平的土地法案会置俄国于死地，其目的无非是“结党营私”。尼古拉二世授意此二人“按良心行事”。斯托雷平在土地法案被否决之后，当即提出辞呈，并在应给予答复的三天期限期满之后，主动离职。现在，他终于摆脱了繁难的政务，得以回到乡间，回到自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
不料，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皇太后玛丽娜·费多洛夫娜 出面干预了。在斯托雷平辞职当日，皇太后玛丽娅召见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在进门时与尼古拉二世打了个照面，但沙皇的表现一反常态。他没跟斯托雷平打招呼，擦身而过，脸上挂着泪痕。皇太后费多洛夫娜开门见山对斯托雷平说，她已告诉儿子，她深信，现在只有斯托雷平有力量和能力拯救俄国，并再三挽留斯托雷平继续留任。第二天，经过一夜反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托宫廷侍卫转交给斯托雷平一封长达十六页的信，沙皇在信中对斯托雷平做了忏悔，承认自己以前并非在所有事上都对斯托雷平开诚布公。他不但承认自己有错，而且，表示已经认识到自己只有同首相携手合作，才能把俄国引入正确的轨道。沙皇请求斯托雷平收回辞呈，并于次日前往皇村向他汇报。沙皇不但同意斯托雷平的建议，让国务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休会三天，以便使土地法案按第八十七款的规定得以顺利通过，而且，还把致使土地法案吹台的两名罪魁祸首无限期地流放国外。这样，斯托雷平终于度过了他执政以来的最后一次危机。
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的俄国，已然是风雨飘摇，动乱频仍，即使有如斯托雷平这样的柱石，但大厦将倾，独木何以能支。一九一一年九月一日，在基辅大剧院幕间休息时，一位持枪的恐怖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枪打伤了斯托雷平，中弹后的斯托雷平费力地将身体转向坐在包厢的尼古拉二世，似想以自己的身躯护卫自己所爱戴的沙皇。几天以后，九月五日夜，经过长久的弥留，斯托雷平终于走完了他在人世的最后一段路程。他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打开电灯！”
电灯是打开了，但俄国却陷入了长久的黑暗，同斯托雷平一同长眠的，还有他呕心沥血搞出来的土地法案。
假如，那颗致命的子弹再迟发几年，而土地法案也得以实施，俄国史该会是怎样一个面貌呢？现在，许多人在这样追问历史。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许人们质问。
作为斯托雷平的大女儿，玛丽娅·博克的这本回忆录，肯定不乏“为尊者讳”的成分，但对于象斯托雷平这样一个有定评的人物，从反面来认识一下他的“庐山真面”，未尝不是一个有益的视角。君以为然否？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于俄罗斯纳霍德卡
(Mария Ъок：П.A.Сmольlnuн.Bосnomuнанuя о mоеm omue mockbaCовременник，1992)
张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