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罗吉堪称法国新闻界调查内幕的先驱，早在七十年代便以追查保尔·图维埃一案而闻名。图维埃在二次大战时是里昂的法奸组织保安队的头子，一九四五年被缺席判处死刑，一九七一年被蓬皮杜总统悄悄特赦后躲在尚贝里，自以为已逃脱法网。德罗吉出于公民的责任感，经过反复调查，终于使图维埃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德罗吉在书中承认自己曾多次触犯法律：当建筑师普庸被诬陷为诈骗犯时，他和妻子协助普庸潜逃，七个月之后，他的调查扭转了公众的舆论，蓬皮杜总统为普庸恢复名誉，后来密特朗总统又仿效上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的办法，授予普庸荣誉勋位团军官勋章。法国政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颁布了禁止报道死刑的法令，但是在处死布菲和蓬当的时候，德罗吉对死刑过程的每一分钟都作了详细报道，因而受到了处罚。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才促使法国最终取消了死刑。德罗吉胆识过人，却又十分谨慎。凡是向他提供情况的人，除了已经去世或本人同意之外，他决不提到他们的名字或刊登他们的照片。对于正在行动中的机密，例如军警粉碎一个贩毒网时，他绝不透露任何消息。
今年四十四岁的让—玛丽·蓬托同样有过“违法”行为。当法国合作部长克里斯蒂安·努西被控挪用发展资金的时候，他的办公室主任伊夫·夏里埃作为知情人受到警察的追捕。这时却有一个警察找到努西，给他一份假护照，让他逃往巴西，条件是用护照换取他手中的材料。蓬托意识到案情复杂，便在巴黎警察的眼皮底下，带着夏里埃东躲西藏半个月，终于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使案情真相大白。蓬托在调查时极为谨慎，因为事关报社的声誉，尤其是被调查人的名誉，所以他尊重人们的私生活，从来不以揭露隐私哗众取宠。写书时只写事实，不加评论，认为读者自会区分善恶，用不着调查者的教训。
五十四岁的皮埃尔·佩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了《非洲事件》，印数达一万两千册，所得稿酬足以使他维持生活，因此他几年前已不再担任记者，而是独自进行调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书。他调查过石油危机的内幕、中非总统博卡萨送给德斯坦总统的金刚钻、涉嫌卡扎非的谋杀案等等。他喜欢追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而在调查过程中往往又会发现其他案情，所以他认为调查时间越长，事情就越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他从来不取伪证，不象警察或法官那样迫使别人说话。
吉尔·加特内今年四十七岁，他曾长期从事白领阶层的贪污现象的调查，包括向伊朗非法出售军火，还有涉及财政部长办公室主任和总统的一位朋友的贪污案。为了制止议员、警察等各个阶层中的种种以权谋私的现象，他专门编了一部《法国贪污受贿辞典》(一九九二)，对各种贪污受贿的现象下了非常明确的定义，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
五十岁的埃德维·普雷奈尔专门调查政治事件，是最令人生畏的调查记者之一。每到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刻，读者们都期待听到他的声音。当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只“彩虹勇士号”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被法国人在奥克兰湾炸沉之后，他调查出进行爆炸的蒂朗日“夫妇”是法国专门从事国外破坏活动的两名军官，从而肯定存在着一个“第三破坏小组”。他在书里也谈到总统府的宪兵和密特朗主义，所以他被总统的卫队列入了监听的名单。他采访时只用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从来不问别人的私生活，不用录音机偷录别人的谈话，以免可能给被调查人造成不应有的伤害。他认为自己写书只是作为一个公民提出问题，推动各种思想观念的争论，促使新闻界说话，以弥补知识界的沉默。
这些记者的书都是在事隔一两年之后写成的。它们不仅以《关于—个被谋杀的法官的调查》之类的标题引起轰动，而且内容也丰富翔实，因为等人们的狂热情绪平静下来之后重新调查，会有更多的证人愿意提供情况，更容易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备受欢迎的书使他们深孚众望，但因此也引起了同行们的竞争。有的记者为了抢发独家新闻而草率从事，既不调查也不核实，有的则妄评名人或揭其隐私以招徕读者。按照德罗吉的说法，这类记者的心态等于是杀人凶手。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