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教授黄仁宇先生，著有《中国大历史》一书。原著用英文写成，中文本即将在台北出版，大陆亦将印行。这里发表其中部分内容。
严格说来，写一本为现代中国下定论的书，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百年的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还在探索的时候，详细解说当中曲折的进程是不容易的。即使是革命人物也可能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了方向感。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则是中国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途径。现在各种征象显示着中国的历史，本来与西方文化的进展互不相容，今日则已觅得共通的因素可以连结成一气。在简述这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眼光看宽看远，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为最能令人相信的证据，不存在于目前观察题材本身，而在其题外。
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企图脱离以农业经验为主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不论其结果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运动由小国波及大国，从海洋性国家触及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从历史上文化力量控制不十分巩固的国家到这种力量根深蒂固的国家。不仅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可以视为在这普遍趋向里所作的大型调整，即使是今日多数国家的挣扎，包含着“已有的”和“未有的”，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和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也仍不能与这组织上的问题隔离。
假使我们将这世界史的大框架加在中国历史之上，即可看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发展并非一连串的错误，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既深刻而且前后一贯。她最先拒绝改变，以后限制改变仅及于若干方面，也企图振兴传统的社会价值以抵制变革，这和其他各国的经验相比也合乎情理。如果与荷兰及英国之旷日持久的纪录相较，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浪费了不少宝贵光阴。读者可以注意以下这一隐喻：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五四运动已经造成了上面这块长面包，亦即昔日的文人官僚，他们是已觉醒为新的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主人。逻辑里下面这块长面包，亦即为数亿广大的农民，他们是构成革命的动力。可是前者的自觉与后者的解放尚不是这群众运动之终点，最后的目的在使全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于是扩大这国家功能上可能活动的程度，也增进它结构上的实力。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当代史，可以得到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及其继承人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蒋介石曾受过无数人的指摘。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全部维新且又不是一意保守。每一项批评都具有相当真实的成分，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误，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的讲出应当采取的路线。
看来责骂蒋介石容易，表扬他的成就困难，我们也不能对蒋的言行无选择性的全部支持。但是如果忽略他的作为之积极性格，则任何人也无法从技术的角度解释，何以中国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会和九十年代有如此剧烈的差异。
三十年或四十年之前，无人曾预料中国的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目的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时对共产主义有极端信仰的人也不过含糊的提及在农村“将生产力解放”，其他的人即以为经济上平等本身即是一种目的。这种看法显然也是毛泽东的着眼点，不然他不会日后再提起不合实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文化革命及内战的后果看，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可能与组织这些事情的人物初衷相违。
这也不是忽略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成就。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很少有人能用长远的眼光，深刻的观察中国前途将从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改造着手。虽然以农民为主，也不无人道主义的吸引力；企图从他们手中改造中国的命运，这建议则不免听来荒唐。可是因毛泽东的锲而不舍，最后终于顺利开展。这种运动既要勇气，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机巧的策略，一方面也要靠运气，这些条件的汇集，才有人民解放军的成功。在内战期间，毛泽东的野战军有意避开高层机构，中共的统治区域极少有大城市。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在战场上军事人员、政工人员和经理人员可以灵活的互相调用。在战争造成很大的损害后，农民军的乡村性格使它的元气容易恢复，这是国民党的军队所不及的。
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新分配土地之后，不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的工作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个发号施令之体制，各由数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的支持，这些单位等于选民区。有了这样的力量作为他们的后盾，中共从此在对付国民党的军队时，已无实质上的困难。军队所辖地区疆土日广，他们的防线也愈逼近各市区的城垣。
中共如果要和传统上的朝代形式区别，那就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不受拖累的经济基础，尽可能成长扩大。因此经济务必多元化，也要尽力将互相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的分工合作。唯其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形式——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模式——才可以一去而不复返。要是能做到这种地步，则文革没有白费。虽然经过了十年动乱，它也提供了一个重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了不少教育上的价值。文革也显示中国在毛的统治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她仍是需要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才能谈得上革命的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伴随着经济的生长和扩充。此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估测，大致上只能因着内外的压力被逼形成的。只是一经遇到突破的阶段，这种运动的模式已替它自己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但已处于次要的地位。多元化的社会(plural society)必因经济的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这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业已突破了这盲点。
再回到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辞汇都有搬出来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在背景上和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不尽能用西方经验所产生的词语全部概括。中国缘于地理上的要求，政治体系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法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的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成为君主时代的一贯方针，但这既庞大却又简单，致使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曲折详尽。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反面言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有赖政府的参与，因为将资金广泛的流通，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通网、通信网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这信用必赖法律上的保障才可以造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上的能力，也不愿放弃道德教条去替“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本主义的开展了，这也就是以大陆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之体系主要差别所在。中国农村的剩余既无门径作有益的投资，而小自耕农又缺乏资本(小自耕农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种秋收也是一种投资)，则“剥削”已在客观条件上无可避免了。
中共业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的肃清。从以后历史的发展，使我们了解其真正意义在豁除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存积的资本全部禁绝。在经济发展的程序上讲，中国迄今尚在“原始的资本积累阶段”，大多数的人民尚没有享受到机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将私人财产全部不要，只会使全面贫穷的情形恶化，这个错误目前已经被纠正。
目前中共的政策可以用下面的标语概括之，可谓“致富是一种光荣”。这趋势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是扩大国民经济的规模已有具体成效，不能不招致私人参加。譬如即使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全属国营，则它也需要无数的零件供应者，同时服务性质的行业更不可少，有如卖汽车的特约经纪商与加油站，更有供应快速食品的餐馆和车行取款的银行，再有如训练女速记员和汽车旅馆之经理的学校。如果说是国家计划经济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备，不免是欺人之谈。十九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即是缺乏以上的准备。
同时，招揽私人企业也是承认个人财产权，此事的重要性尚未尽为人所看出，其中关系立法上的意义。如果一种事业经过批准应当在法律面前有效，政府若任意将其撤销则授权者应有权要求赔偿。在这种情形下存积的财富也不当受政治运动的骚扰，如果私人财产权逐渐巩固，也是良好政府的基础。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否则无限制的抽税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如此全国财政并没有实际上的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便敷衍塞责，无从考核。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即一般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而政府的国库收入尚不足到达预期的数量。这也可以从以下的一段最近发生的情形看出：
东北的鞍山钢铁厂有好几十所厂房，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即在最近之前，北京的冶金部只要求增加生产的吨数。财政部则以为它是一种财源，省政府与市政府也要求它将钢材拿出来贡献本地的建筑。如此各方争论不已，技术上的问题也可以牵扯上一段思想上和意识型态的问题。最后只有提出一项建议，这企业应当视为一种国营的事业，让它自身决策牟利，不过同时向国家和辽宁省两方缴纳所得税(目前是否照这建议办理，作者不得而知)。增强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同样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具有了自卫的权力，影响所及各选区也可以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强调它们的特色，而作特殊的贡献。假使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的驱使。如果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就要先提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democracy， 由威特弗格Karl A.Wittfogel提出，文字上带著讽刺之意)，因其如此，致富在今日中国是一种光荣。
历史家从本身的爱憎去褒贬一个现存的政权，可谓与自己的身分不符。可是他却必须具备能力判断这样一个政权，尤其它有一种群众运动在后支持的时候，是否在长期的历史意义里与它的行动相衔接。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作否定的答覆。
再回头看看中国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我们必须郑重的声明，这问题只能有条件的答覆。如果时装的广告牌出现于人民大会堂前，冰箱、冷气和高贵汽车可以供给私人使用，新企业以出售股票筹集资本，那就难以解说这些事物仍属社会主义的范畴了。可是从历史上看来，“资本主义”这名词从西方传来，它有欧洲的背景。如果将所牵扯的事物一并拿来讨论，则也可以从狭义的说：资本主义只能由市民之特权(municipal faranchise)为基点产生。不论是从内从外看去，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城市结了不解之缘。因之市民阶级(bourgeoisie)有了他们绝对的优先权利，也因此私人资本总是在公众生活之中构成特殊的影响。中国革命从毛泽东的故事看来，则主要是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领导农民而发动。在以后建国的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到西方和日本所创造以货币为主的管制方式是不能避免的。邓小平影响下的中国，才有了一种所谓资本主义的色彩，可是这色彩与内容之间仍有极大的区别，不仅方面多而且内容深。
虽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中共仍从未宣布政府将放弃在很多事业上的专利，包括冶金、炼油、化学工业、机械工程、造船业、交通事业、保险业、对外贸易、传播事业，甚至旅游事业，这些事业是国民生产总值中极重要的部分。私人企业还只限于小商店、食品供应、零售业，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业，并且很多事业尚且不是拨归私人办理，仅不过是“承包”的合同关系。此外公私合营的范围也已扩大，人民公社停止了操作，食品生产已由农民自己作主。但政府仍在收购食物，管理其分配并且管制价格，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性格，接受私人资本和采用了先进国家管理的技术，并无消除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型态的趋向。
事实的发展显示，任何国家在革命过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归并的情形。荷兰共和国即以联邦制解决内陆部分和海港部分的不同；英国以司法审判的方式使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融和，亦即将衡平的观念注入习惯法里去。其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于货币管制的方式。中国也无可例外，有了这种突破，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此以后和西方现代史汇合。对中国人和世界其他人士来说，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以百万计的观光客就此可以前往西安始皇陵寝观赏陶制兵马俑，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
可是有思想的观察者不会忽视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例如耕地不足、人口过剩，与工业化和保护环境的冲突决不会因革命成功而扫除，自然灾害仍将不断的发生。中国经济完全由货币操纵之后，有如先进国家繁荣及市场不景气的周期性也会随着发生。虽然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老，扮演调节折冲的角色，可是她也可能在两方之间同时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以找很多借口阻止中共廉价而有技能的劳动力；而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的侵略性。这侵略性与中国的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有侵略性的。
没有人能叙述其间全部的可能性，当中国已经过一种突破，不过指出以前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在已经克服。历史家的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惯上也要求对现状保持最少的距离，以防备事体间的可能逆转。只是在特殊情形之下，更要用宏观的眼光去观察，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的后面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又有很多其他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经验，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这样我们应当能对今日所发生的事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黄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