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作家米歇尔·布陶，由于父亲在铁路公司工作，自幼形成好动的秉性。他在大学攻读哲学时考试不合格，从此离开法国，漂泊不定，而且每到一地便写出一部作品。他在英国曼彻斯特时写出了第一部小说《路过米兰》(一九五四)，在希腊萨洛尼卡时写了以曼彻斯特为背景的小说《时间的运用》(一九五六)，在日内瓦完成了小说《变》(一九五七)。后来他在美国时构思小说《孪生儿》未能成功，归咎于“与这个国家的接触”，此后不再搬动，定居在法国萨瓦省的阿纳马斯。不过他的别墅虽然名为“独处一隅”，却离国际机场不远，以便随时出游。
法兰西学士院的第一位女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酷爱旅行，青年时代便遍游欧美各地。她在一生中游历四方，认为世界上的旅馆胜过任何舒适的住宅。戏剧家让·热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在旅馆中度过的。他一生中多次入狱，后来在萨特等著名作家的呼吁下才获得总统的特赦。为了避免对社会承担责任，行动上不受拘束，他一向居无定所，护照上的地址就是发表他作品的加里玛出版社。
勒克莱齐奥的做法是听从法语教育合作组织的派遣，先后到美国、泰国和墨西哥去教法语，主要是在墨西哥的米却肯和尤卡坦。那里的湖光山色使这位在名城尼斯长大的法国作家感触良多，写出了一系列把城市比作荒漠的小说。让—菲力普·图森不仅受该组织的派遣到阿尔及利亚的麦迪亚教了两年法语，写出了《浴室》，而且利用外交部的经费到马德里住了十八个月。目前他正在柏林学习德语，因为市政府给了他为期一年的资助，他准备期满后再在德国其他地方住一两年。
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韦尔·巴赞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出国旅游，但是他在法国各地的住所有十四处之多。他承认自己好动成癖，原因是从小憎恨家庭，多次逃走，对家里的墙壁都有一种变态反应，他的小说《头撞墙》便是一例。于连·格林久居巴黎，却像凡尔纳一样凭想象写作，忽而牛津，忽而罗马，他的小说充满了梦幻的色彩。
当然，旅行或搬迁本身并不等于创作。巴赞在某些城市里可以写出三四本书，在另一些城市里却一本也写不出来。安托尼·比尔瑞斯在周游各地之后认为，在纽约“不可能写出一行字”，而在都柏林则“要喝太多的酒，因为雨水太多，下雨的时候除了酒吧还能到哪里去？”
在好动的作家中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撒旦诗篇》的发表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他不得不在国内搬来搬去以防不测。他的儿子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在云雾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定居何处。但是这种非凡的独特体验，对他未来的杰作无疑会大有帮助。
文人好动，其实也好静。法国作家让·吉奥诺多次说过：“要写作就必须周游世界，但书总是要坐在桌边才能写得出来。”所以动和静是文人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无论怎样动来动去，至少总要有一间安静的书房才能写作。陶渊明辞官归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忘情山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除了政治因素以外，都表现了文人对安宁的向往。左拉为了潜心写作，购置了远郊乡间的梅塘别墅，由此形成了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梅塘集团”。法国《读书》杂志特地介绍了一位以迁移著称的当代作家贝尔纳·克拉韦尔，他已经到过加拿大、葡萄牙、瑞士、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但每到一处都只住几个月，至今已迁移数十次，因为他要求居住的地方绝对安静，要像魁北克那样只有琴声般悦耳的微风和浮冰下潺潺的流水，决不能有现代文明的“愚蠢的噪音”，尤其痛恨汽车喇叭声等声音污染，否则他就一行字也写不出来。另一位在国外跑来跑去的作家菲力普·狄安认为迁移还有一个好处：谁也不知道他的地址，没有电话，没有信件，用不着担心别人对他的作品如何评论，这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静。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