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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头脑里，关于爱尔兰文学的近况，实在少得可怜。一方面是由于数十年的锁国与外界濒于断绝联系，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的范围，过于一窝风地集中在某几个国家所致，出了偏颇。我们对于爱尔兰文学的知识，似乎还限于王尔德、萧伯纳、乔伊斯和贝克特、奥康诺等人，至于当前的情况，则所知甚少。
最近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看到两篇介绍爱尔兰小说家约翰·麦克迦恩和威廉·特利伏《小说集》的文章，虽然不是爱尔兰文学的全貌，至少也透露出爱尔兰文坛的一点消息。
约翰·麦克迦恩(John McGahern)是当代爱尔兰最知名作家之一，今年五十八岁，他在一九六四年以出版长篇小说《兵营》崭露头角，到一九九○年出版《在女人堆里》，已一共印行了五部长篇。此次出版的《小说集》共收入中短篇小说三十四篇，其中若干篇已见于以前发行的三个选集之中。他认为日常事物如果加以细致的观察，就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所有小说都在寻求足以照亮黑暗或推出事物到光明之中的形象。”
对麦克迦恩来说，这种寻求显出了人情味，正如一只鸟儿偶然闯进明亮的室内，飞翔了几个圈子，又回到黑暗中去一样。过去三十多年，他都在描写爱尔兰西部故乡农村贫民在每日生活中追求这种光亮的情况。《小说集》中收入的篇章，都是同一主题和同类角色的不同视角：暴虐的后母，心灰意懒的学校教师以及疲惫的警察。他说深入的风格比不同的风格更加吸引人，他是用直觉来写作的，认为重复在小说中十分有力，简直与诗中的韵律无异。他笔下的许多人物，被扣押在宽容一切的大地上，他们只能过着差堪活命的生活，但也并不感到自己过分含辛茹苦。乐观与悲观对作家都不恰当。他努力追求是要使他在脑中有事实和形象二者。对麦克迦恩来说，他的故事集中于人物的祸福，因为快乐不能予以戏剧化，需要由快乐本身来完成。这些都是麦克迦恩对访问他的记者所谈的。
他感到困惑的是爱尔兰农村困苦的生活。人的绝望由于得到安抚而消失：家庭、教会、浪漫的爱情都受到同样的影响。“生活是什么？”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麦克迦恩用全盘的叙述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只用事实和对话而没有加以解释。他笔下的人物也许经过斗争发现他们所处环境的意义，但是读者的感受则在读过每篇小说后，觉得无从捉摸合乎逻辑的答案，要得到正确的答案显得不可能。作者一次复一次被吸引到某种特有的场景中去，而且毫不迟疑于重写以前已经写过的故事的基本情况，以便回过来再围绕这个问题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他有不止一个故事写到一位名叫罗丝的后母千方百计躲过她丈夫的暴行，但她不是同一个罗丝，而丈夫有时是警察，有时又不是警察。他不止一次写一个青年落入情网，但经过并不顺利，或者他在婚礼进行中逃出教堂，要不就是他最后一次回老家探望他的老父去了。这同类的故事并不是续写，也不是系列之一，而是电影影片的重摄，好像作者是位电影导演，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重复摄制的——这次这个年轻人是个律师或教师，下次则和一位重新投入他怀抱的要做尼姑或怀了孕的女人，等等。
在故事《老派人》中，那位年轻人是个电影导演，他的影片专门摄制爱尔兰生活中最黑暗的部分；影评家认为这影片不符合爱尔兰的真实情况，而文艺批评家则认为麦克迦恩的作品，也同样失败于不知小说的源泉何在。个人的着魔一般可以说是生活的真实，但是麦克迦恩的着魔却引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总之，作者是个文笔简洁，描写平淡而有力的能手，他能够传播这种内在奇异的现象，在有形的事物中显出无形的重大意义。
威廉·特利伏(William Trevor)一九二八年生，六十五岁，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徒家庭，而他的“根”则在爱尔兰农村。幼时随父母在爱尔兰弹丸之地各处迁徙, 童年时期即过着流浪生活，也许使他长大后能免于去接近普通平凡的生活，那是一种坎坷忧郁病患者的生活。他说他终将成为一个作家，即在幼年时，他就相信他在长大后一定能成为一位作家。所谓作家无可避免的也是一位饥不择食的读者。一个人如果不广泛阅读，便不能从事写作。他在童时即不喜读儿童读物，读的是惊险、神秘和推理小说——读任何他能捞到手的书籍。但他花了许多年才重行找到这个儿时的信念。他最初在爱尔兰北部及英格兰岛以教书糊口，以后又去伦敦作广告撰稿人。随着又作了十六年雕塑家，但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不满，又使他重行回到写作生涯。
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一种行为的标准》出版于一九五八年，他承认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起步很晚，现在就须加紧弥补这个损失了的时间。此后他出版了九部长篇，包括《达因茅斯的孩子们》及《交运的傻子们》；九部中、短篇小说选：中篇有《里兹的天使们》和《爱尔兰传来的消息》以及几个剧本。他说他每天在清晨开始写作，如果不写，他便会闷闷不乐。他对写作真比对习惯还要更为执着。他开始在打字机上写作时，并不知道他要写长篇还是写短篇。事实上他同时两者兼写，因为写长篇是个费力的工作；但是写过几个短篇后，便会发现写长篇可以转而成为一种消遣。特利伏现在和妻子住在英格兰南部多塞特山间，认为乡间宜于写作。写作时最大的挑战是在本乡本土和教区内，如何找到一种宇宙，因为人们需要有距离感。
书评家对于特利伏的才能十分推崇，把他比为一位大歌唱家；因为他一登文坛，便成为一个少有的作家，正如音乐爱好者发现歌唱家帕瓦洛蒂一样，只要唱出一个音调，便知他不同凡响，也正如康拉德或海明威，只用一句话便震动了文坛。大作家之出现，都是为他的处女作所决定的。甚至伟大作家如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也取决于他们的童时和早年的青少年时期。特利伏虽然在写作上十分活跃，但读者决不能放过他每个故事的开始片段。他的《小说集》多至千页以上，可是读者不能忽视一个十二岁的儿童坐在远离喧嚣世界的乡间花园里，在暮色苍茫中用他灰色的眼睛盯着坐在他身边不远地方的人群，他们那些饥渴的面容，隐藏着害怕泄露他们久已掩盖着的热望。
许多大作家都盯着最初看到的场景，这是特利伏最可宝贵的天赋，但也是他的唯一障碍。在他改行写作之前，他是个画家和雕塑家，这双一半隐蔽着的孩子眼睛和他的头脑里，就贮藏着若干重行塑造过的世界，比真正的人世土地更为有意义。特利伏作为一个清教徒的儿子又不在某一地区长期居留，使他有了异于清教徒的思想，这就不至于使他成为闭口不言或为他祖先思想所束缚的人。他之得到胜利就在于他所接受的世界已为前人运转得成为另一种世相了，还有新的主题和语调。在他的作品里没有灵魂的乖戾，没有世界观的卑微以及夸张的奸诈，这些是常常为有的作家所继承的。
特利伏显出一种深沉的冷淡，但不为遗传的继承及历史所僵化。三十年来他写了八十几篇小说，最最令人烦恼的，在于那些为知识所限以致深处感情都集中在一些动作之中，这些动作在人物中不为人见而又飞速运动，一直趋向命运揭示的他们从家庭接受过来的暗淡未来。
从书评家看来，特利伏可以垂于永久的作品，是有名的《浪漫的舞场》、《与约翰·裘·邓普宁共处的一夜》、《噢 胖胖的白女人》、《耶路撤冷之死》、《漫步天堂》、《在特拉莫尔度蜜月》、《和阿里亚汀恋爱》以及《凯塞琳场地》。这些最佳的小说中，《噢 胖胖的白女人》的背景不在爱尔兰而在英格兰农村，《和阿里亚汀恋爱》在城市，其他都在爱尔兰乡间的小村镇。这种对于地区和角色形象的严格限制，换了别的作家也许会写得单调和智竭才尽。而在读者们认为作者又在讲老一套的故事时，特利伏却又更为深入地挖掘到另一层面的想望和苦痛、新的视角和令人信服的思想。这就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成功之处。
《凯塞琳的场地》中的父女二人，题材所提到的似乎局限于旧石器时代男人们狭窄的精神状态，但是他们对生活的深邃渴望，最终使父女二人有了英勇的行动，《和阿里亚汀的恋爱》那个医学生爱上了都柏林房东太太美丽的女儿，他的热情简直是致命的。医学生的需求和阿里亚汀的恐惧呈现在读者眼前，深切地打动了他们的内心，正如墓碑上深镌着的碑文。《与约翰·裘·邓普宁共处的一夜》显示了一个十五岁男孩在性面前的颤抖，而终于度过了难忘的一宵。这种痛苦与失败常在特利伏小说中出现，而其文字之十分平易自然，使读者看了无法释手，不能不佩服作者所给予的激情，时时掩不住他们的欢笑。
一般作家都选中乡村生活作为他们故事的基地，而他们给予乡村的标帜则是一大群人——爱尔兰和英格兰南部的农民——他们首先遇到比城市更为危险的自然力量，特利伏的观点是深湛的滑稽感，虽然不是全盘的。不论眼前及未来的人类生活如何荒凉，但有山有水的世界会给人类一种反抗悲哀人生的基础，使大家看到时间与命运的微笑会照亮他们。
特利伏的成就，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推崇，认为他是又一堪与厄普代克、尤多拉·威尔蒂、麦克斯威尔及欧茨并驾齐驱的作家。
John McGahern， The Collected Stories, Alfred A.Knopf，New York， 408pp. Villiam TreVor, The Collected Stories,Viking, New York，126pp.
西书拾锦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