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胡案的这三十多人，没有一个把胡风看作劫难的根源；这些从他们命运底层汩汩流出的记忆，等于用胡风本人昔日的生命作原料凿刻出一座富有人的魅力的艺术雕像。
我想，一个人，假如他在物质世界里经受过的苦难能够在他身后变成人们精神世界里一枚永远品味不完的橄榄，那就说明他本人就是被历史选中并且经过它精心设计的戏剧的典型和诗的典型。
这本书的三十七位作者，都是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中国革命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回忆当然涉及同志和朋友的情感，却远离着市民文学最喜欢陷溺的琐琐碎碎的感情世界，他们用一些活生生的事实为人们解除现代文学史上的若干悬念，比如说：一，在他们用革命文学作武器跟旧世界交手时，胡风究竟给了他们什么？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它的主体性、方向性和功能性，如何以三位一体的关系影响着胡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战斗品格？三，胡风如何从中外文学大师关于创作过程的血肉体验中总结出主体与客体又相搏又拥合的心理机制，借以搭筑自己创作论的基本构架？他又如何把他的创作论和风格论驱策到文学批评的前沿地带去服役，使自己对艺术的真知灼见富有成效地影响了一部分革命文学肌体发育的微循环？四，中国革命文学内部，起于三十年代的论争如何从鲁迅身上移接到胡风身上，如何从宗派主义的党同伐异发展成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次巨大劫难？……
事情过去了，一切已成追忆。这部作品最显著的心理效能是引起我们深沉的慨叹：人类是地球的花朵，而人类远不成熟。古往今来，领导过历史潮流的各个阶级几乎犯过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过早地宣布自己的成熟。往往过程才刚刚开始，便站在假想的终点上进行裁判。悲剧和喜剧这两个范畴在美学上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是在这里。胡风的创作论为什么会满身鞭痕？是因为抽打这个创作论的那些“最正确、最成熟”的同志原来自己并没有创作论！那些同志对胡风创作论的批判之所以幼稚可笑，正如同将市场运行机制区分成姓“资”姓“社”一样。时至如今，人们似乎渐渐清楚，谁如果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过程有什么独一无二的、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学创作过程的心理运行机制，那就是文学理论上最纯粹的伪造！
这三十七人的感情所摇撼的与其说是历史的感情，毋宁说是历史的理性。比方说，当你看到直至现在“生活加主题加技巧等于创作”这样的“创作论”公式仍然支配着不少人的创作过程时，你的焦虑与慨叹难道只是感情上的吗？再比方说，当你看到直至现在还有人用文学方向论和功能论混淆文学本质论并且进而压抑文学创作论时，你的焦虑和慨叹难道只是感情上的吗？不，所有这些焦虑和慨叹，全都来自历史的理性。
我是带着理论兴趣阅读这本厚厚的回忆录的。我发现，胡风一生中花了很大的力气解决无产阶级文学主体论、方向论和功能论的三位一体与创作、风格、批评之间的统一问题，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并且带着他自己的局限。从理论上看，胡风的形象是一个跋涉者的形象，他的成就和他的局限显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中途状态。可叹的是，造成胡风命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上的比较成熟与他的批判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过于不成熟。事情再明白不过，历史也会犯错误。它对理论家的亏待，总是导源于对理论的亏待。
(《我与胡风》，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版，16元)
品书录
高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