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关于胡适学术的讨论中，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几乎都对他的评价不高，引起了对胡适抱有好感的人的感叹。但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今天胡适还留下什么过硬的学术成果呢？他开倡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作出了披荆斩棘的贡献，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可是他从这一运动发难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所谓活文学与死文学、下层文学与上层文学之类的理论，却早已得不到什么回应了。恐怕最爱护他的人也难以为这种理论找到适当的辩词。胡适是继王国维等之后，更全面地参照西学观点来治国学的人，他首先把西方治学方法引进中国。他说，方法主宰了他四十多年，他的所有著述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开风气之先，影响很大，衣被学人，不止一代。解放初，全国范围所发动的批判胡适运动，其重点除了已有文章为之澄清事实真相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外，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胡适去世前曾不无自负地说：“这些谩骂文字，也同时使我感觉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觉得杜威在中国花掉的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并不是完全白花的。我个人四十来年的一点努力，也不是白费的。”在胡适逝世二十年后，大陆勃兴起一股方法热。胡适一向说中国学术之病在于“目的热，方法盲”，倘使胡适地下有知，他大概多少会感到一些欣慰的。胡适为我们的现代学术开辟了注重方法论的新方向，这一点也是不会被磨灭的。不过，当问题从一般的倡导方法论的号召，落实到胡适所具体提倡的实验主义，情况就两样了。一九六○年，胡适在台湾文法学院演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用了十四个字来概括，即“拿证据来”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说，前四个字是讲科学精神，后十个字是讲科学方法。胡适积四十年之经验所作出的这一结论，是他终身服膺，从未悖离的。胡适十分重视他为自己文选所写的序言《介绍我自己思想》中的一段话。当唐德刚为他记录口述自传时，他曾特地用笔划出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请唐细读。在这段话中他反驳陈独秀的联合战线的建议，指出辩证法源于黑格尔。胡适是瞧不起黑格尔的，他说“黑格尔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这意见是不错的。黑格尔活在进化论、细胞学、能量守衡律三大学说出现之前，这使他的哲学受到影响。但是，从胡适对黑格尔哲学的叙述来看，我怀疑他是否认真读过黑格尔的“玄学方法”(辩证法)。不十分理解就去进行意在求胜的批判，这在争辩的双方身上常可发现。胡适这样一位平实认真的人尚且如此，这种风习在许多争论文章中更是屡见不鲜了。胡适曾引用他的老师白尔教授的名言并加以引申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话很好，但是理解反对者(或并不是反对者而仅仅是不同意见者)的意见也是重要的。近数十年来我们(包括我自己)都或多或少犯下了不容忍不理解的错误。
胡适的主要精力用在整理国故上。他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大体上有如下几项。一、语言文字的诠释。如《诗三百篇言字解》、《吾我篇》、《尔汝篇》等。二、思想史的论述。如《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淮南王书》、《戴东原的哲学》、《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等。三、旧小说的整理与考证。如关于《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等的考证。四、其他。如平反戴震《水经注》冤狱等。在以上每个领域内，胡适都成为先驱者，带动了以后的研究方向。在这些学术活动中，胡适始终以他所揭橥的方法为主导。但是，对于胡适思想核心的科学方法，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据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注八中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 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唐氏又在口述自传第六章注二说：“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or-ship)的窠臼。”这是唐氏十分确定的看法，但是胡适本人的见解却与此相反。胡适口述自传对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读过本书的人都知道。
蔡元培曾称胡适家学渊源，为绩溪胡氏(胡培<SPS=1424>)之后。胡适后来更正了这一说法。不过，胡适少时在家乡亲友薰陶下，也确实受到他后来在口述自传中所说的“我国十九世纪一些高等学府的治学精神”的影响，这是指由当时龙门书院山长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和南菁书院山长名儒黄以周等所传播的学术空气。胡适在口述自传中，特别提到龙门书院所刊印的朱熹、张载等人的语录。他对张载说的“为学要不疑处有疑”这句话留下了深刻印象。(案：唐注怀疑此语非张载所说。查张载《经学理窟·义理》有云：“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胡适所记不误。)胡适对作为自己治学要旨这个“疑”字，曾多次阐释过它的来历，但说法不一。有时他说自己也说不出他的存疑治学方法是从哪里来的。言下的意思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这可以解释为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不是承袭一家之言。但有时从他的话又可理解作，他终身谨守的治学方法，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参见胡传唐注)。可是在另一处地方，他又明确宣告，在治学方法上使他深深得益的是杜威说的“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怀疑状态下产生的。”还有比这更明确的表白：“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至于“拿证据来”这一原则，也不是承继传统，来自乾嘉学派，而是源于当时美国盛行的科学实验室精神。胡适说这句话是赫胥黎说的。
《胡适口述自传》第六章唐注一称：“治近代学术史的人，每把胡适列入古文家。胡先生向我说，他绝不承认这顶帽子。”他认为自己搞的是科学方法，而“马融、郑玄懂得什么科学？”胡适对宋儒的评价也不高，他认为“宋儒讲格物全不重假设”，而只是有一些归纳的精神。他把朱子说的格物真积力久可以“一旦豁然贯通”，看作是“追求绝对的智慧”，是反科学的。把小程子说的“道着用便不是”，解释为“绝对非功用说”，是不可为训的。他对清代学术则相当尊重，曾特别称道顾亭林、钱大昕、戴震、阎百诗、高邮王氏父子等的考据训诂之学，并把清人所用的例证通则附会为大胆的假设。他说，他对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感惊异。但是，同时他又认为西方的方法，“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因为清人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做为治学的成绩，这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胡适在这里作了一个不可比的比较。清代没有诞生近代自然科学是事实，但这属于另一问题，倘责之上述那些清代考据学者则是失于一偏的。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直言不隐地承认，他于一九一六年写的《论训诂之学》，是约翰浦斯洛(John P.Posl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十一版写的有关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一文的节译。他还说,他于一九一七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所用的方法和主要出发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截然不同的。”这些都可证明胡适受到我国传统治学方法影响并不很深。他对北宋的批判方法和清代的考据训诂之学采取了一定的赞赏态度，是由于他发现它们和他信守的西方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有契合之处，以后者为依据去衡量前者的结果。胡适似乎很少对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不同的、其本身独具的价值与特点，给予肯定的评价。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胡适是现代新红学的开宗大师。他在《红楼梦》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可是他对《红楼梦》本身的评价却很低。根据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唐注五的记述，胡适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故事情节)。”而推动他从事研究这本书的原因，据他本人说只是为了试试运用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一九六○年，他在致苏雪林信中说：“我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他认为，“在见解上，《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胡适这样说是文学趣味问题，但正是由plot这一不高明的西方文学批评标准所形成的文学鉴赏力，才会有这样的文学趣味。
胡适晚年考证《水经注》,固然是为了平反他所崇敬的戴震冤案，但也蕴含其他原因。他在一九四四年的日记中说：“我从研究《水经注》大疑案，领悟到中国向来的法堂审案的心理成见是不利被告的。中国人的心理是空穴来风，必有所自。”他认为中国法庭的证据法问题与人权保障有关。虽然中国有疑罪维轻、从宽发落的名言，但仍使从宽发落的人终身不能洗刷冤枉。他主张中国法理学应向证据法方向发展，曾多次与人讨论这一问题。据胡适日记所载，一九四四年九月曾与刘全昌谈此意。十月又与武汉大学教授葛扬焕谈此意。他问葛：“今日中国诉讼法的根据是什么？”葛答：“是所谓自由心证。”胡适这一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谈到胡适晚年对《水经注》的研究兴趣，而不注意这一点，那么对他的理解就不全面。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对清代学术作了总结，指出有三大成就(整理古籍、训诂、考古)，也有三大缺点：一是清人大都摆脱不了儒家一尊的成见，所以研究的范围大受限制。一是清人除了用经书、史书、子书作训诂和音韵的比较研究外，就再没有其他参考比较的材料。上述两种情况确实存在，虽然他并没有提到形成这情况的历史原因，而只是常识性的泛泛而论。至于他说的另一种缺点，则是可以讨论的。即他认为清代学者太重功力，而忽视了理解。以前胡适曾撰文论述清代学术，推重清人的重证据精神。他对顾亭林以一百六十个证据证明“服”字古音读作“逼”，阎百诗以三十多年工夫考明《尚书》中的古文为伪作，钱大昕据数十例考定古无轻唇音及舌头舌上之分，高邮王氏以二十六例释“焉”字之通则……这一类治学工夫，都曾备加称颂。表面看来似与口述自传批评功力之说相悖，但并不矛盾。因为这符合他的“拿证据来”的原则，但清人治学偏重归纳法，其弊端如胡适所云，决不能把同类的例都收集齐了，然后下一个大断案”，因此必须以演绎法与之相济。胡适心目中的演绎法，即他说的“寻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时，我们的心里就起了一种假设的通则。”这假设的通则不是别的，正是他倡导的“大胆的假设”。所谓大胆的假设，用他的说法，乃是一种“艺术”，一种“想像的功能”。
胡适在日记中记他于一九三七年初与汤用彤所作的一次谈话。日记中说，汤对胡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胡适说这是“谦词”。依我看，这未必是谦词，而是老实话。这表明二人在治学方法上存在分歧。胡适在日记中也承认“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凡读过汤著的人都会有这感受。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迄今仍被人认真阅读，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这也多多少少说明二人治学方法的短长所在。
胡适之学主要是继承传统？还是吸取西学？他如何处理两者关系？这涉及一个重大问题。一九三五年所发生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只是近百年来在探讨这一问题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从消末到今天，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中止过。胡适不是倡全盘西化的人，但他是“完全赞成”陈序经这一主张的，这使他遭到许多物议。近年有人倡西体中用说，也和全盘西化论一样受到严厉的指摘。如果不怀成见去看，这样的主张所持的理由也有值得重视的地方。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古老民族，传统积习已深，顽固地排拒外来的新观念新事物，甚至由于被认定是洋鬼子的文明，就演出扒铁路、砍电线杆的闹剧的时候，促请人们虚心对待外来文化，先接收过来，再慢慢地认真分辨、消化，我们不能说这有什么错误。对自己不理解的陌生的东西，先接受过来才能理解。接受过来的应是全部，等到慢慢理解清楚了，才能区分该要什么不要什么。迄今为止，我仍赞成道安在传译佛书时废弃格义的主张和鲁迅在译介西方文学时反对上田进的归化理论。所以前几年我不赞成大陆开始介绍莎士比亚时把他乔装改扮，用传统戏曲形式来演出。虽然我在文化兼综中外的问题上，是主张把外来的东西融化到中国文化里面，而反对以外来标准为依据，用中国文化去进行比附。我认为如果没有全部接受和深入理解的过程，最初传入中土的佛学，就不会成为后来汉化佛学。这并不像有些论者所指斥的是提倡什么矫枉过正的激进主义理论，而是历史所证明的事实。胡适的失误是他没有用批判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较深入的理解，他以传统文化去比附西方文化，阻碍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更多理解。比如他在早期论文中，用进化论角度去阐述比黑格尔还要早一千多年的先秦诸子，以致他用这种眼光所见到的不是变了形的，就是局限很大的。这从他对自己服膺的清学所作的缺点分析也可以见出。再如，胡适早年也喜爱过京剧(见其早年日记)，但他在后来一九六一年日记中说：“现在京剧的音乐那么简单，文词尽有不通的，不是戏剧，也不是音乐，也不是文艺，所以我是不看京剧的。”艺术爱好可以自由选择，可是艺术评价应当公允，不能褒贬任声，抑扬过实。胡适对京剧的评价太过份了。他没有考虑到以虚拟性程式化为手段的写意型表演体系，与西方重写实的表演体系(如易卜生的戏剧等)不同，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可用同样的艺术标准去衡量。胡适对京剧的评价还不如西方某些艺术专家中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所创建的表现派表演体系，尤其是其中的间隔理论，就受到了中国京剧的影响。当胡适发表上述贬责京剧意见的时候，正是布莱希特表演体系名噪一时的时候。当时大陆上演出了他的《胆大的妈妈》、《伽里略》等剧。西方和日本演出他的戏就更多了。布莱希特作为一个异邦人尚能从我们的传统戏曲吸取被认作是优秀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自己却要妄自非薄，对这一份文化遗产弃置不顾呢？
胡适说的比较参照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他在这方面的失误，使他作了许多错误的判断。比如，用进化论角度去研究先秦诸子：用实验主义去评估中国古代哲学(如说韩非的《五蠹篇》：“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是体现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而《显学篇》说的“参验之必”就是重实验等等)。以及用大胆的假设判断屈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至于《红楼梦》的例子，前文已详，不再赘述了。这些情况应当作为我们的殷鉴。中西文化的融会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过于匆忙地在中学西学之间作主次之分或体用之分是不妥的。我对这个问题还在探索，现在能够说的是，我仍然觉得传统中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封建的东西(请不要用西方的封建模式来否定中国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封建主义)，应当扬弃。我也认为应当尊重中国文化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民族主义是不好的，但一个民族在创造力上所呈现的心理特征并不是好坏问题，不要粗暴地去毁弃它，要爱护它，使它发扬光大。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就是由这些具有各自特点的不同文化所构成的。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于南粤小镇
王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