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八十年代的“痞子文学”比作美国五十年代的“垮掉一代”，我不是第一个人。去年年底《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曾在该报《书评周刊》就此发表长文论述。引起我的兴趣的主要不是两者的异同，这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事：但使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垮掉一代”的译名问题的由此得到解决，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把“痞子一代”代替“垮掉一代”来译“the beatgeneration”，不是音义兼顾的一个绝妙佳译吗？
既然提到音义兼顾，看来免不得还要来谈谈两者的异同。所谓“thebeat generation”指的是美国战后出现的新一代作家，以小说家凯鲁阿克和诗人金斯堡为代表。他们以崭新的反传统的风格，冲击了美国主流文坛，造成了令人侧目的影响，一时之间使人仿佛觉得许多文学传统模式和理论观念都要打破改写似的。
其实他们与英国同时期出现的“愤怒一代”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所代表的是战后一代青年对因循守旧、保守自满的社会现状和风气的不满。所不同的是，“愤怒一代”较多地采用了社会批评的方式，竭尽讽刺揶喻调侃的能事，但在小说形式或者写作方法上并无多大创新；而“痞子一代”则不然，他们对当时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治下的歌舞升平、保守自满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的反叛，采取了自我放逐的流浪、酗酒、吸毒、性放纵等等放浪形骸的遁世方式，甚至在服饰衣着上也一反剃平头、穿套服的一本正经、循规蹈矩的形象，而留披肩长发、蓄络腮胡子、穿破烂牛仔裤。如果把这种精神苦闷和反抗习俗的表现一律斥为“颓废”、“堕落”或“腐朽”，则不免失之过于简单了。
“The beat generation”中的“beat”一词，本来是“打垮”的意思，又引伸为“精力耗尽、疲惫不堪”，这一代作家和诗人又被称为“beatnik”，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俄语后缀“-nik”(套用俄语人造卫星“sputnik”中的后缀“-nik”，如像后来又把申请离境而屡屡遭拒的前苏联的犹太人叫做“refusnik”一样)。原来译为“垮掉一代”总觉得太直露和生硬了一些，我在《光荣与梦想》中曾不自量力，想改译为“疲塌一代”，音虽近了一些，意却似乎又远了，也不理想。
如今译为“痞子一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无论音、义，都比较接近，而且从这两个文学现象的产生背景、作者心态和表现形式来看，都有惊人的类同之处：比如对社会习俗、风气、价值观的嘲弄，对人生的玩世不恭，对政治的不加过问等等……；所不同的是一个求诸于感官的发泄，一个借助于言词的尖酸；一个是对现实的逃遁，一个是对功利的追逐，因此前者晦涩，后者媚俗……。笼统地把它们等同起来，并不妥当，尽管它们的反叛传统的精神是一致的。难怪《纽约时报》记者要把王朔比做中国的凯鲁阿克了。
红灯区的来历
把城市中妓院集中的风化区叫做“红灯区”，为时已久，但对它的来历，却还没有人作过探究。红灯一向被当作危险的信号，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红灯区”是危险的区域的意思，甚至有人在经济学的论文中也把投资的误区称为“红灯区”，其实，这是误用了。
“红灯区”最初的出现是在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当时西部最狂野不羁的一个城市是堪萨斯州的道奇城，著名的通往加利福尼亚的圣他非铁路就经过这里。长途火车在这里暂停时，车上铁路员工就到镇上妓院里找相好歇脚。为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好让铁路公司找到他们，他们往往提着铁路员工的红灯，放在他们所去的妓院门口。有些富有“创业精神”的妓院老鸨脑筋动得快，马上看到这是招揽顾客的好主意，就在妓院门口，把红灯高高挂起，就仿佛后来闪烁在大城市中的霓虹灯一样，“红灯区”之名就此传开，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称呼了。(不过在旧上海，四马路高级妓院区会乐里的石库门上挂的却不是红灯，而是用白瓷玻璃罩的电灯，只是白色灯罩上漆的“黛玉”或“湘云”的妓女芳名才用红色。)
私家侦探的别名
美国当代文学中常见把私家侦探叫做“私家眼睛”(private eye)，它的出处是上一世纪创办的一家私家侦探社的招牌上画的一只大眼睛，事情虽然平常，但不平常的是这家侦探社出了一个后来名闻遐迩的侦探小说家，因此多少与美国当代文学沾了边。
这家侦探社名叫平克顿侦探社，创立于一八五○年，当初是为协助地方上需要帮助调查而又不愿求助于效率不高或贪污腐化的执法部门的私人而设立的，其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资纠纷增多，它的业务之中又增添了一项为资方打进工会团体破坏罢工的活动，直到一九三七年国会通过法案宣布在工会中间进行秘密侦察为非法行为，平克顿侦探社才停止了这项不光彩的业务。
平克顿侦探社的招牌上画着一只大眼睛，广告用语是“我们从来不阖眼”，有了名声以后，“私家眼睛”的别名就开始流传。如果说平克顿侦探社还有什么其他与美国文学有缘分的话，那就是著名左翼剧作家丽莲·海尔曼的相好达谢尔·哈默特年轻时曾为平克顿侦探社效过力，他后来根据切身经验，写出了不少侦探小说，与后来的雷蒙·钱德勒一起，开创了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先河。他笔下的私家侦探山姆·斯贝德和钱德勒笔下的菲列普·马罗一样，性格正直刚强，语言干脆爽快，而故事情节往往出人意外，不落一般侦探小说拖拖拉拉的俗套，所反映的社会层面也广泛复杂多样，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因此把他们两位作家称做侦探小说家而归为通俗小说家一类实在太辱没他们了。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日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