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刚收到《中国人》第二期。不怎么样嘛，没看见有什么吸引人的文章。”不用问，从对方的嗓门和语气，我就知道是我发在第一期上的那篇《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中的主人翁杜长春。彼此熟到连他十几岁时干了些什么我都知道了，自然用不着客套。但我仍然被他开门见山的全盘否定泼得一头雾水。
“能不能说具体点儿，你到底不喜欢哪篇文章？”我也直捅捅地问。
他只稍稍吱晤了一下，就痛快地打出了连珠炮：“你们节选的《鸿》我看了就有气。这书自出版后我已经跟我们公司的人吵了不下十架了。他们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干的都是什么事啊！什么‘文革’啦、‘反右’啦，简直是rubbish。’我拚命和他们争辩，告诉他们这不是中国历史的全貌，他们就说我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说难道你们不是？你们要不是，和我吵什么？你说那个张什么来着，干嘛写这么本书呢？把家丑抖落给外国人看，除了丢我们自己的脸，长别人的威风，还能落个什么？搞得我好不窝火！”这个很富创造性和理性的发明家，看来是真上来了一股血性。
我读到《鸿》，是在这本书出版不久，仍记得当时的第一印象：把三代女人命运的故事细腻地镶嵌在一段跨度极大的中国历史巨幅上，既吸引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又满足了西方式的人情味，这个作者很知道抓住西方读者的心。我这么想，大概只是出于职业本能，也因为我是中国人，太熟悉中国的那些事了，所以《鸿》对我并没有产生像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那么强大的震撼。
很快，西方的好评如潮水般地灌进了我的耳膜，倒把我灌得有了几分怅然和焦虑。看着西方人瞪圆了双眼、张大了嘴的那副“原来中国人已经不梳长辫子了！”的吃惊模样，我恨不得指着他们发现的“新大陆”大喊：“喂，中国的列车已经远去了，你们见到的是正在消散的烟尘！”我之所以会有这种反应，又因为我不但来自大陆，而且曾经是职业的对西方报导的记者。但我现在已经不“职业”了，所以就没想到要写点什么。倒是杜兄这通连珠炮，轰得我很想说点什么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部反映中国的一段悲壮的历史和在这段历史中三代女人命运的家族史，一个在它的故土上不算时髦的题材，却在西方引起了如此强烈的震撼，又惹得民族主义的杜兄们如此义愤。这使我一下子就联想到手头这本关于《东方主义》的观点。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教授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无论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严重扭曲了所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丑化了、弱化了、异国情调化了，东方人被描述得一概缺乏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他的理论根据是：话语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因为主体需要客体，往往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他把这种帝国霸权的强势文化下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偏离真实的扭曲和这种扭曲导致的西方人看东方人的固定的眼光称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萨伊德使我想到，《鸿》的轰动与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的眼光不无巧合。或者说，《鸿》吻合了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因此让他们感到刺激、陶醉、或恶心，从而产生了美学上的崇高感、怜悯心、以及自我种族的优越感，也便有了杜兄们在西方强势文明的挑衅面前“抵死”的抗击。(以自己的杰出和骨气、却不得不效力于西方人，这真是最让杜兄们尴尬的事情。)张宽博士在《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文中把《鸿》的轰动、以及郑念的《上海生死劫》的走红和张艺谋的获奖影片都放到“东方主义”的概念下进行考察，我认为不无道理。
我这样想，也是出于我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难到可遇而不可求。挣扎在无法理解、却又渴望理解之中，灵魂孤独却又惧怕孤独的人类经常不得不求助于两样东西使自己能与他人相关，这两样东西便是敬畏与怜悯。强者靠征服去赢得敬畏，弱者只能靠势弱获得怜悯，这既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呈结构状联络的速效办法，又是架在缺乏理解的深壑两端的桥梁。说真的，就连相爱的人之间也未必能时时处处都心心相印，又何谈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真正的理解——一种平等的、相通的、“所见略同”的交流呢？西方人对《鸿》的一片欢呼声，有许多确实是夹杂着与理解不怎么相干的怜悯和好奇的。作为中国人，又身在海外，我完全能够理解杜兄被尴尬被困惑被压抑的心情。但张戎又有什么错呢？中国人经历了太多难以想象的苦难，作者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经历。要怪，也只能怪中国那场历史悲剧不是我们的任何情绪和情感吞咽得下去的。
更何况，《鸿》的轰动，恐怕不能仅仅用“东方主义”的效应就能够解释。这本书已经以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数百万册；所到之处，无不雄踞畅销书排行榜；对这本书发生了极大兴趣的读者，广泛到从最普通的老百姓，到国家的政治首脑人物、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外交官、以及著名的电影导演。它所造成的这一巨大轰动和它的广泛适应性足以证明，作者在讲述一个过去了的、特殊的中国的故事的同时，不但提供给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把了解当今中国的钥匙，而且触及到了人类某种普遍的共性。
容易激动的美国人首先大声喝彩。《纽约新闻报》评论说：“如果你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多少有点关心，即或毫不关心，《鸿》都会紧扣你的心弦。”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书评称《鸿》“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众多难解之谜提供了任人解谜的答案。”一句话，《鸿》使很多西方人恍然大悟：难怪中国人憋足了劲要改革、要开放，原来是因为中国人经历过我们难以想象的政治和经济灾难。西方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会因此强化这样的判断：经历过这么巨大灾难的中国人是不再可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的，并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
而普通的读者则更容易为《鸿》“有关勇气的神话”、为“对于男女两性之间难以相互理解的沉思”(《纽约新闻报》卡洛林的书评)和为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男人——父亲的形象而动容、而着迷。对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来说，人生的场景可能完全不同，但在人生避免不了面对各种困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鸿》在这一点上与生活在各地的读者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沟通，给了他们战胜困境的勇气。但说实话，当我读到这类西方评论时，却感到颇为新奇。因为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能够读出“有关勇气的神话”和对“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男人”的崇拜。然而再做细想我便有所领悟了：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身旁的、近处的、周遭的事比较容易忽略，而对离自己存在的时空稍远的事情，却会因为不是身临其境，不带有现实的烦恼而审美地接受。这有点像看一幅油画，凑近看的人，看到的只是这一处、那一处龌龊的色斑，而站在远处的人才能欣赏到它震撼人心的画面。正如我身为中国人，早就被比张戎女士的父母亲遭遇更加悲惨、意志更加坚定的中国人的故事弄得见怪不怪了，但我却会对西方老年人不依赖、不强求子女的独立精神肃然起敬一样，中国以外的读者对《鸿》和对老年人独立的习惯，感受会正好和我相反。这说明，作为一个作者，能否在读者心里掀起对人类共性的思考和感情，是双向的和有条件的。而《鸿》的轰动，证明了它与它所选择的读者群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取得了双向的交流。张戎女士是以一个学者对历史的把握，一个旅居英国十几年的中国人对西方人心理的洞察，和一个女儿的柔肠和细腻，成功地做到了这些的。
毫无疑问，《鸿》的轰动当然是因为它撩起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关心。(或者也可以把这种关心分别解释成好奇、同情等等。)但它的轰动也因为人类最关心的永远都是人类自己——《鸿》在许多不同层面上抓住了它所瞄准的读者群最关心的问题。也许张戎女士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算到，她的笔会触及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复杂纠葛的感情和神经，她无法预料和想象，当杜兄打落牙齿只好往自己肚子里咽时，正焦头烂额的英国首相梅杰也许正被中国弱女子反抗恶势力的勇气弄得士气大振；当大陆读者皱皱眉嘀咕说：“他们张家受的这点罪算个甚！”时，美国的大导演正被原则高于一切的东方硬汉激动得热泪盈眶；当那些水平只够看个热闹的西方小职员自作聪明地对杜兄指手划脚嘈嘈时，哈佛大学的专家教授们却把堆集如山的资料搁置一旁，捧着《鸿》若有所思……
而我，会不由出声地嘀咕出一句：就以平常心淡定地面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了。
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