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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的加州还是老样子：依旧的丽日蓝天下，人们的心情依旧郁闷，究其原因，则似乎仍然是本州经济的滞后，成了美国新一轮复苏的尾巴。仲春之际，加州老乡、前总统尼克松谢世，为化不去的忧郁复添浓浓一笔。据一家之说，此地所以能上演十里长街式的告别，与众人对现状的哀怨心理不无关系。
正值这大气候，又赶上这小时节，冷不防站出了一位年轻的加州人，三十二岁的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通过谈天小电台(talkradio)振臂一呼：加利福尼亚需要崭新、勇敢的一页，我们要从美国分离出来，我们要独立！“加利福尼亚不可能被三千里外的总统与国会充分管理，我要让加州的命运重新掌握在加利福尼亚人手中！”
哇，又一条花边新闻？同多数人的见解一致，我最初的反应也是如此。
不过，两杯冰茶过后，我开始有了新的看法。
假定此案发生在第三世界，有国际背景，有外国的记者和学者风来浪去，更有若干“理论”推来断去，甚至有若干款项流来涌去，最后引出若干兵将斗来打去……你还敢下结论说这是儿戏吗？难了。
命运的不同，多少也和被不被人“看中”或“研究”或“投入”甚或“操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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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民族—国家……等等字眼，认真说起来皆是西方观念的产物，即所谓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翻译上的模糊也证明着“货品”的舶来性质)，是西方人的语境之一，也是他们的心境之一。所谓语境，有这样一大特点：你尽可以(自愿或不自愿)加入其中，加入后还可以与该语境的始作俑者唱对台戏(包括提出不同观点和思路)，甚至唱对台戏唱出了胜利结局。然而，戏的规则与章法，局限与副作用却最终俘获了你——尽管你可能是带着“胜利”微笑的俘虏。
近世若干百年，是西式各语境极度扩张与泛滥的时代。仍以民族或国家主义为例，被压迫的人群(无论叫阶级叫民族或叫其它什么)“觉醒”了，“斗争”了，“胜利”了之后，经常发现，那曾帮助过他们觉醒、斗争乃至胜利的西式语境，副作用竟绵延不绝。比如，已经“独立”了的国家内部，继续不断的独立或分离又在酝酿，并几乎成了困扰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而且(！)很少被看作是加州独立案式的把戏，而且(！)经常是被来自西方的衮衮诸公(记者、学者、政客、“淘金者”)所关切，所研究，所加重，所捧场，所正名，所证实——最终演成了真正的有时是很严重的历史问题或社会问题，圆了某些理论的论断或预言。
社会科学理论往往可以影响现实，乃至塑造现实而使自己自圆其说，这是我多年来对诸多宏大理论的挥之不去的疑点。譬如一群人，因各种理论上的考虑被分成若干类，大家因而彼此争斗或斗争，斗着争着，最后真的成了那么几类人，于是，“真理”算是被检验了被证明正确了。
人们似乎忘记了，说真理需要并能够被检验其实也是一种理论，而且很难再对这种理论进行检验或证明，它更可能是一种信念，或一种信仰。
逻辑的陷阱与吊诡使我们重新想起了古代哲学的深刻。“复兴”、“启蒙”年代以来，一部分人类对自己认识的自信令他们中的多数淡忘了先哲的告诫。他们(无论是哪一教，哪一派，或无神论者)越来越相信，人们大体可被分成了两类：拥有“真理”的与没有真理的，或“我们”与“他们”，而究竟谁拥有真理又仿佛不言自明——“我们”。
问题是，谁算是我们？(某教教徒，无神论者？“西方人”，“东方人”？此群人，彼群人？……)
可否考虑考虑语境本身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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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熟悉的一位美国人类学者，曾在有意或无意中一语点破玄机。他先讲了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许多年前，此君抵香港做论文，搞一种典型的“案例”研究，对象是迁港居住的中国大陆某省人。其时其地，他邂逅一位来自英伦的同行。杯盏之间，那位欧洲学者大诉苦水：研究十分不易，准备更弦易辙；新的研究对象，将是“你们这些研究中国的美国人”。录音机、纸笔已备，只差签字受访了。
熟人颇为汗颜，托以酒重，日后再议。
次日酒醒，我的这位洋朋友赶个大早，不辞而别，离开了两人共同下榻的饭店，转换了地盘。
敢问何故？
“嘘……这是桌子下面的话，不要传开”(我这里对不住了，只能做到隐去其真名)。他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掰开两个手指：一，研究别人与被人研究，滋味太不一样了；二，被研究者总是守势，充其量是反驳别人的研究，打个平手。更经常的是，被研究来研究去，许多问题轻的研究成重的，假的成了真的……被研究者疲于奔命，研究者可进可退，包括“犯了错误后再改正”。
所以，他果断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被研究，总可以了吧。很可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包括中国人)，好像并没有他这样的权力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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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历史是太沉重了。为了不沦为肉体上的奴隶，中国人慌不择路或择尽诸路，付出了极高的精神、文化代价。相当一段时间，对于相当一部分学者，自己的遗产中，似乎也只剩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可以道来，为“今”所用了，且不论“他山之石”是否字字珠矶，无论他山环境到底若何，也无论本山之玉到底又若何。
百年来，我们搬来了无数理论以研究自己，从马克思、韦伯到福科、德里达，我们学习种种主义与后主义，试着嫁接到中国的土地；我们瞄准各个“汉学家”，征引他们应用“主义”得到的有关中国的具体结论；我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救国”之道，而且或此或彼非一道不可(深深陷入西人语境)。甚至直至今日，海内外仍有“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远志明)，“只有(西式)社会科学才能救中国”(我于前几期《读书》上意外读到)等剂剂专方。方剂不同，模式近似，简言之：借石攻玉。
如此，当人们忽然发现，几年前于国内专攻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西方社会学……等等而名声大噪，而领尽风骚的一批学子，今朝几乎在海外尽数转而研究中国之时(比如，在近来牛津中文版(香港)的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作者群中，不难找到几年前专精西学的主将们)，应当不觉惊奇。
借石攻玉，是如此情有可缘，但看来无情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太囿于“借石攻玉”，而对理论以外的“西方”、对中国之外的“南方”知之太少，研究更少？对“玉”又“攻”之过多，知之过少，欣赏更少？
不去攻石，只一味攻玉，是不是百年来被“研究”国家之学人的通病？这样的狭视与近视，就真能全力“攻玉”、“救国”，或赶上与列强的差距吗？能以玉攻石者(即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它人的问题)，又有几何(在这点，我以为，我们的人文研究领域，弥足称道——比如国人对莎学的研究)？
更具体地举例说，加州这件独立案，我们的学者，能有谁在读报之余再想它一想？(同样一桩事，如发生在广东，我几乎可以下赌，自英美诸国，不仅会飞来记者，更会赶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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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否认，我们大可把这件独立案视为一场闹剧(这样的情况如发生在广东，也可做如是解)。但假设我们好奇这块怪石，认真加以研究，恐怕情形又有所不同。
罗伯特·贝尔的思考与言行，是足以充做发达国家之内“民族主义”例案的。从其中关于修宪的主张，关于军事、外交、邮政的考虑，关于国家银行的功能，关于总统、国会的职能，关于移民问题，关于联邦与诸州的关系，都可试循行找到本例所反映出的该主义背后西方价值理性的投影。而在情感层面，西方的语境重心，更是展现清晰：
二千万加州人是令人畏惧的力量，美利坚也将无可奈何(对实力的侧重)；
我们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竞争，比胜的意识)；
独立的加州人，将有更优越的生活与更大的自主(物质与精神的驱力)；……
这些话中的重心，可以说是有板有眼，惟美国此间学者因各种原因对本案例并不重视。
我不由不想到，我们能不能也把自己家园内某次政治表演，某场偶发的事端，某个临时集合的人群也看轻些，权当是过眼烟云(如美人看贝尔一般)？
或者说，我们同样认真研究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美国的加州……种种西方标作分离主义的案例，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或理论，甚至施加自己的影响(如西人研究中国的西藏或台湾一般)？
当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写明：中国人未来也可以把纽约哈莱姆区和洛杉矶中南区的人权作议题而与美国交涉时，我们又了解多少这些地区的严重问题？
不错，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没有这个实力；但有实力时，有这个眼力吗？
不错，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太多问题——需要探讨，等待解决(如果可能的话)；但比起同样拥有极多(尽管许多不同)问题的西方列强来，我们是不是少保留了些自信，多继承了点自我封闭？回顾起来，在“风水轮转”的世界强弱格局中，我们已往是不是太注意自己了，太与自己过意不去了？
不错，过去的百年，我们的条件是太苛刻了；但中华振兴着的今天，历史正在赋予我们新的机遇，让几代中国学者最终得以放下百年包袱，放开眼界，拥抱更多更广的研究课题；得以在国之所需，己之所好，市场所求，长远所重的课题冲突之间，静心做出平衡或选择；得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近似好奇求解的问询看待国外社会科学大家们的理论，而摆脱、超越“服膺—抗拒”的情结；得以拓展视野，探讨并非身边、也不一定带来急功近利的问题。
今天，“借石攻玉”与“……救国”已不应再是学术界自我蔽目的枝叶。我们要研究中国，我们也要研究其它的国家，更要研究中国在内的世界系统问题(如与全球环境、人口、资源、能源困境有关的社会科学问题)。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定位自己的问题；如此，我们不仅可以“借石攻玉”，也可以“借玉攻石”，更可以石玉齐备，攻下更多超越国界、人类共同的难题。
对学术界而言，玉石俱焚的日子已经过去，玉石俱用俱攻的时代正在到来。
而笔者于此扯上的加州独立案，则仅仅是这个新时代大餐边缘的小菜一碟。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洛杉矶一帕莎迪娜
易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