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取之间的判断实在是难，《世说新语·政事》里把陶公积“竹头木屑”的故事特意记下来其实正从反面说明了远见之难得，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不经意地把一些看似用不着的东西随手一扔，等到用时又忽然想不起放在什么地方，不免急得抓耳挠腮，翻箱倒柜。人文学科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也是如此，它绝非像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做生意“人弃我取，人取我弃”那么简单，很难预计三两年中人文学科重心的偏移和兴趣的转向，所以图省事的整理和出版者常常按步就班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而重实效的图书商贾常常把视野限定在可触可见的方寸之内一窝蜂地“追踪热点”，至于以后如何，“未知生，焉知死”，又何必管它三七二十一还是四七二十八。于是整理与出版常和学术与研究脱节，既讨不着好又赚不着钱，而人文学者常常感到烦恼的是，当学术研究风向转移之时，总是觉得资料难觅，不免又东翻西找外带抱怨。其实，学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并不容易，就仿佛下棋，庸手眼里看见的是踩车打马做眼求活，高手心中盘算的是二三十步开外的大局形势与最终胜利，别总是说五十步与百步没有分别，高低之分常就看你能预计步数的多寡。我不敢自诩为这一行当的高手，也不敢预言“方术”是将来研究的热门，不过我以为，李零主持整理的这套《中国方术概观》还是颇有眼光的，因为他们把数术方技文献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中，试图“溯源而下，弄清它的基本脉络”。
思想史研究到了这会儿，就算研究出味儿来了，中国古代那经史子集四部在若干学者几十年的爬梳下也已写出了几十部思想史哲学史了，不过，这就像熬汤煎药，味儿出来了，那料也就快成渣儿了，中国思想史那些人人都用的资料再了不起，也经不住这么些目光炯炯心细如发的学者底儿朝天的折腾，“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再长也不就是二千五百年弹指一挥间吗，经过几代学者的精耕细作，生荒地早已长了庄稼。产量到了头，于是有人想着“旧貌换新颜”，就生出了种种方式，像换个价值尺度，变个编排形式，扩大或缩小叙述规模等等，这都可以。但是，话说回来，价值尺度总有个大体公认的标准，人家说孔子伟大你偏说孔子渺小，人家说王充是唯物你偏说王充唯心，中国人都说中国菜是美味你偏说中国菜难吃还是汉堡包是正宗，澳大利亚人都说七月最冷你偏说他们都犯傻，这就不免有点儿标新立异意气用事的嫌疑；编排形式当然重要，像黄仁宇那本《万历十五年》把竖着切蛋糕变成横着切蛋糕，就让大伙儿兴奋了一阵子，可我总觉得萝卜片儿萝卜块儿萝卜条儿萝卜丝儿外加萝卜花儿凑在一起并不算一桌丰盛的宴席，蛋糕怎么切也还是蛋糕；规模大小当然对不同读者很有必要，不过，倘若内容没有实质上的变化，那么规模放大也只是仿佛汤里添水越冲越淡，规模缩小则只是仿佛锅底加柴越熬越干，怎么变也不过是那点内容的稀释或浓缩。
“方术”尤其是上古方术对于思想史的意义，李零那本多灾多难至今未出的《中国方术考》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在先睹之后过早发表的《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那篇书评里也说得很多了，这里并不需要重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中国方术概观》的序言。过去的思想史把方术一刀切到了“迷信”一边儿，然后又把迷信一刀切出了思想史的地盘，这使得思想史变得很干净很纯洁，但也使思想史变成了“理性发达史”或“文化人思想史”，这一历史当然很辉煌也很光荣，但是它却经不起人们一连串的追问：这些理性是天生的吗，这些文化人真的是那么理智吗？方术里那一套内在建构真的连思想的资格都不具备吗，它凭什么不能进入思想史的殿堂？同样它也经不起越来越多的新出资料的诘问：相当多这类出土方术资料都出自上层文化拥有者的坟墓，相当多的私下记载都说明文人大都相信占卜、相面、星命之类方术，相当多方术有着很深刻的思想背景，而相当多思想也有着很隐晦的方术背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们驱逐出境？《中国方术概观》的序言里说得好，上古有一个“混沌”(chaos)时期，“混沌也自有混沌的妙处，不仅研究宗教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人绕不开，就连讲科学技术史的人也得上这儿来淘金，其实作为史料，它们全是宝贝”，不过我要在这里用另一种说法，之所以“研究宗教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人绕不开”，“讲科学技术交流史的人得上这儿来淘金”，实在是因为那是一个本来就没有什么宗教、思想、哲学与科技的分别的混沌时代，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去理解“思想”的话，根本就不需要“绕”，因为那里是混沌一片没有需要绕的歧路，其实，今天我们单独拎出来观察的“方术”，在当时是在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思维架构里得到解释与支持的，而这个“庞大复杂的思维架构”就是混沌，也是支撑上古思想史的总体背景。
并不是说拿了“方术”印出书来就可以随随便便赢得“学术”的意义，事实上近几年来这一类书并不少，顶着学术遮羞布乔装打扮的各类相面、占卜、风水、圆梦书早早就出现在最能显示阅读心理趋势的书摊上，匆匆抄撮之后按拼音、笔划编起来的所谓辞书也急不可耐地抢上了“工具书”的柜台，如果我们把这类书也算成是有“学术眼光”的出版物的话，那么这套《中国方术概观》就算不上棋先一着而只能算随波逐流了。
分别在于整理与出版这类书的落脚点在“利润”还是在“学术”，当然，有时候这种分别不太清楚，说起来，你出一本《紫微斗数》和我出一本《星命卷》并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现在这套《中国方术概观》里的不少内容早已上了书摊，你能说清那些早已上了书摊的方术书是为了学术或者为了利润？顺便提一句，有一件事我一直纳闷，大概是两三年前，屡经书摊，看到一本高国藩著《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其实这是一本相当有用的学术著作，作者细心归纳与研究了大量敦煌关于占卜、看相、符咒、算命、房中、解梦的卷子，实际上从敦煌(其他所有地方都不曾有如此全的早期民俗资料)的民俗中勾勒了唐前中国社会的风俗民情，我相信没有化大力气的人是不能写出这本书的，我也相信没有一定知识的人是不能读懂这本书的，可是，那色彩黄得俗气、图案挤得土气的封面加上一个大大的太极图，却让人想到了另一岔儿上，仿佛街上看过就扔的流行读物，于是它上了书摊，长了销路，可偏偏我就没有买，因为我以为这又是一本赚利润的书罢了，你说这出版者弄这么个包装到底是为了“利润”还是为了“学术”？
当然也还有一些尚可分别的标准，为“利润”就不必细细校刊，就像现在的伪劣产品一样粗制滥造，为“利润”也不必精心筛选，就像时下的肉市把肥瘦驴马鸡狗肉冻在一块儿当里脊卖，这几年中，看到了不少错得惨不忍睹的书，也看到了不少滥得无知无识的书，司空见惯浑闲事后，有时候都会发生一种错觉，是不是我们都有“洁癖”，所以拿到这套书后不免又要来一番挑剔的检查。李零主持整理的这套《中国方术概观》当然在形式上说不得很细，像《式法卷》和《选择卷》的上下册就分得有些不可理喻，至少我从来就没有看过如此不管三七二十一拦腰一刀的分法，选择上也不能说很精，像前面提到高国藩氏书中涉及的很多敦煌方术资料就没有收入，只收了一种《白泽精怪图》(伯二六八二及斯六二六一)，此外校勘上也还有问题，没有校记谁也不知道你究竟校过没校过，反正我读一些地方就有些疑问得不到解释，只好一头雾水不知道是我见识浅陋还是书里暗藏了些埋伏，而说明中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像《杂术卷》的“占梦部”收了《占梦书》《周公解梦书》的残卷，说明中讲是来自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但是刘书这两个残卷究竟又来自何处，说明中没有提，其实敦煌卷子(伯三九○八)《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要比这里所收的完整而详细，为什么不收，说明里没有交代，至于《式法卷》中所收的《景佑遁甲符应经》的说明里“清代《四库全书》撰有未收书提要，并刻有研经室本和宛委别藏本”一句，我但愿它是一次笔误。
但是公正地说，这套书与相当多同类书比起来，还是很不错的。首先，从现已出版的四卷六册来看，它挑选汇集了不少一时间不太容易凑齐的方术资料，尤其是分散的考古发现的文字和丛书类书中的文献，前者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马王堆汉帛书《杂禁方》《五十二病方》、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磨咀子汉简三种《日书》，后者如收在《道藏》中的一些文献，这种搜集挑选的工作恐怕那些以射利为准的人是不肯做也不会做的。其次，有的说明文字是下了功夫的，这类文字既好写又不好写，若是糊弄一下就算了事，一天也能写个十来二十篇，但稍一认真就是自找麻烦，一天也许也写不成一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睡虎地秦简《日书》的说明和《太乙金镜式经》的说明，前者关于《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分篇和衍漏问题的一节和后者关于《太乙金镜式经》卷七混入宋人文字的一节，都不是那些射利者能写出的。再次，编者显然试图在资料汇集与选择中向读者展示各种方术的来龙去脉，于是在挑选资料时就比较注意文献的代表性，我没有问过李零兄，但依我的感觉，他们的入选标准一是较早的文献，二是承上启下的文献，三是集大成的文献，像《选择卷》以楚帛书秦汉简为其上源，以《协记辩方书》为其下游就是一例，特别是《式法卷》，它“以《龙首经》《金匮玉衡经》和《黄帝授三子玄女经》作为隋以前中国上古式法著作的代表”，以《五行大义》为系统理论基础的反映，以《太乙金镜式经》为唐式法的典型，而以宋官修景佑三部式经“为中期式法的代表”，最后以《六壬大全》这部集大成者为殿后，显示了编选者的为学术的良苦用心。
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当然只完成了学术研究的前一半儿，后一半儿就得看思想史研究者的分析和阐述了，货再好也得有人买，资料再对路也得有人用，不进入流通与使用的资料再值钱也不能算在利润的账上，经济学的原则与人文学的原则在这一点上没有两样。对古文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叫“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说的是文献学尤其是目录学在中国有着学术史的意味，可真的写起思想史来不知怎的就把这句话忘到一边儿去了，其实在《汉书·艺文志》里可以看得很明白，六大类知识里，数术、方技占了两类，如果再加上兵书类就占了二分之一，这些在今人看来杂芜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古人实用性知识的总和，不管现代人怎样以现代的科学眼光对它表示轻蔑，但它究竟是老祖宗们处理他们面前那个世界的实际问题的手段，用式法把握外在的天像与人事，用选择决定主体的思想与行为，用星命来预知自身的现在与未来，用各种各样的杂占来判断周围的吉凶祸福，描述人思想的思想史本来没有权利把它们开除出自己的畛域，可是，当古人自己在理智的成长中逐渐地抛弃了这一些曾经给予人类信心的知识的时候，自视理性代理人的文人士大夫就在思想的蜕壳中把这一层皮丢在了一边儿，到《隋书·经籍志》终于确立四分法后，这些数术方技兵术近于实用的知识就被合并到了子部，由大国而缩小为附庸，这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权力拥有者对思想世界的普遍现象的一个歪曲或制约，其实，在“大传统”中它们被压缩在子部的一小个角落，在“小传统”中它们依然占据着生活的一大块领地，在史书的纸上它们退居次要地位只占了寥寥数页，在生活的世上它们仍然弥漫极广影响极深占据了相当大的范围，那么，在这进退取舍之间，思想史就有必要“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给阅读者一个回答：为什么汉代数术方技还在知识领域占有两席之地而到了唐代它们就只能蜷缩在一隅？这是生活世界的真相还是来自知识权力的偏见？特别是，当我们想一想中国思想史后来的情形时，就应该追问：这种实用知识在上层文化中的退却和人文知识在上层文化中的全面垄断对于中国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走向？
天人之间这个思想在古代人心目中意味着一种笼罩一切的“秩序”。对这种“秩序”作理性的思索就有了道、阴阳、五行等等思想家的思想，用这种“秩序”来实用的操作就有了数术、方技等等实践者的实践，“本是同根生”，自然有隐隐的藕断丝连的内在联系，只是后来这种联系在前者的文字表述中被忽略了，《汉书·艺文志》里“诸子略”与“兵书”“数术”“方技”的分家就象征着这种分化，后来它们在《隋唐·经籍志》中又合为一个“子部”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有任何认识的变化而只是更加证明了人们对后者的漠视态度。当然，这一分化象征了古人理性思想的成熟，不过这一分化并不意味着过去浑沌时代不曾存在，特别是，这二者虽然在正统思想里泾渭分明，但在下层文化范围内却依然一片浑沌，在道教中又合二为一构成了中国这个土生土长的宗教的思想骨骼。于是我们要问的是，思想史是否过于偏向上层文化而被过去层层积累的旧说束缚？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是否应该重写中国这二千来年的思想史？如果能够这样“重写”，是否就不会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总在用那一点原料熬汤了？因为这种重新调整过的视野会在过去弃之如敝履的数术、方技中看出更深的思想内涵，会在重新组合过的思想世界全景中看到真正的古代中国思想的意义。我常想，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在于，自然科学的进境是进化式的，当某个假说得到实验证明并被“可靠”地列入了教科书后，人们可以直接用它的公式、定理与结论，科学家常常像在叠罗汉，后来者的思索起点可以从前辈人的思索终点开始。而人文学科的进境是螺旋式的，当某种解释或得文献的支持而建立自己的营垒后，新的解释又可能在另一些文献支持下开进旧营垒升起自己的旗帜，在一次次对同一历史现象的解释中可能并没有什么确凿无疑的公式或定理留下供人使用，而只是在不断地重新解释中显示出人类智力的进步。思想史研究就是如此，也许，没有一个范本可以永远占据范本的宝座。
一九九四年三月于京西寓所
(《中国方术概观》，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式法卷上下册22元，选择卷上下册27.90元，星命卷15.50元，杂术卷14.50元)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