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整理旧物，找出一本《苏联人民的文学》(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本书收的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五十年代，我正发烧于文学与苏联，这本书我是当做圣经来读的，直读得我醍醐灌顶，如醉如痴，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了。
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周扬同志在大会上“以作为你们的年轻兄弟的学生的中国作家的名义”向苏联致敬。周扬说：“苏联文学是人类最先进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周扬不但称颂了苏联文学，也称颂了“俄国古典文学”。国外有论者认为周扬文革中如此挨整，他肯定俄国古典文学是原因之一。俄国古典文学对于正在搞文革的中国来说，它的人道主义还是太多了太危险了。
周扬提到了绥拉菲摩支的《铁流》，又提到了毛主席对于法捷耶夫的《毁灭》的高度评价。周扬说“我们在莱奋生身上看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典型，矿工出身的游击队员木罗式加虽然满身带着旧社会所遗留的缺点(连缺点也是旧社会所遗留的！王注)，但是他对于革命的事业是何等地赤胆忠诚啊！与他相对照，那位‘优美’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美谛克却在决定关头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
这个公式早已有之苏已有之，《杜鹃山》也是这个公式的表现，不同的是杜鹃山山头上的小知识分子温其九子，连美谛克的那点“优美”也没有。这个公式又是很厉害的，它可以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论据。恐怕周扬本人也受到了这个公式的折磨。
周扬还说到苏联文学作品中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人物”，多么激动人心！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还要再次强调是完全新型！理想主义是多么光芒四射，而事实又常常是怎样地杀风景呀！
周扬说到“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艺术正经历着堕落和解体的过程”，提到好莱坞电影是“现代世界资产阶级最反动的文学艺术”的代表，提到中国“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及其在文学上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斗争”，提到“苏共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有名的历史性决议大大帮助了我们”。(那时我们不但是接受日丹诺夫主义的，而且是闻之起舞的。)
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当然不是周扬同志一个人。你叹息他的“天已老”。后来呢，后来他叹息你的“天亦老”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
包括在“解冻时期”被认为相当“修”了的作家爱伦堡也在大会上问道：“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现在逐渐枯竭起来呢？”然后他回答：“是的，资产阶级社会正处于崩溃时期……”爱伦堡说的恐怕是很有根据的。与社会主义的万众一心、群情振奋相比较，“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家们是何等落寞萧条呀！就以此次盛会来说吧，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宫开幕，领导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苏斯洛夫、夏塔林出席了大会。十二月二十六日，又是一大部分领导人，其中还加上了伏罗希洛夫出席了为出席大会的外国作家而举行的宴会和演奏会。这种风光，“资产阶级”作家们一辈子也甭想！
爱伦堡还是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说，一些作家“在形形色色的世界里只习惯于分辨黑白两色。”还说：“把任何小说中的人物分成‘正面的’一类与‘反面的’一类的文学家本身就是我们文学中的反面现象”。他这句话居然唤起了掌声。看来当时苏联的作家大会也还有一点民主。
爱伦堡又抱怨说：“批评，那是不同意见的对照，至于审判，那应该由今天或明天的读者来做……我们往往只发表读者的一种来信而对另一种来信置之不理……”他对已有的民主显然还不满足。他的意见受到在中国读者当中被认为似乎很革命的柯切托夫的批评。柯说爱是“号召放弃文艺界的任何思想斗争”。凭这顶帽子真够爱伦堡喝一壶的，但他毕竟还是善终。谁说斯大林那么“暴”呢？至于柯切托夫，他写过《你到底要什么》、《州委书记》等，六十年代在中国大为行时，因为他的作品多少反映了苏联正在“变修”，也反映了正直的苏联人民的反修斗争，故而他成了最受中国欢迎最被中国使用的苏联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中也有反华内容。)毛主席就说过，应该相信苏联人民是要革命的。
柯切托夫批评一些苏联作家不是在旧事物中寻找新事物，而是在新事物里边找旧事物。他的这一个批评确实雄辩动人，令作家们愧煞。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类似的批评，听到这种讲法，我们觉得亲切。
那个年代我最崇拜的作家是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同志。在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阅读《青年近卫军》，五体投地，而且觉得苏联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比哪儿的人都可爱(？)——我不知道这个最崇拜里有没有看中了“法主席”的崇高地位的因素。
法捷耶夫说：“苏联作家，无论是党员作家还是非党员作家，都承认共产党的思想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在创作上捍卫这种思想……”非党老作家卡达耶夫在自己的发言中也强调说：“只有实在的，深邃的……党性才能使我们的艺术劳动有益于人民”，他还现身说法：“当这种党性的感情在我身上减弱时，我就写不好，当党性的感情在我身上加强时，我就写得好些。”真是令人感动！卡达耶夫确实是一个年高德劭、天真而又忠诚的老作家。没有一个党能在作家圈子里拥有这样的威望和影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对于文学发挥这样大的作用。这不会是偶然的。现在的青年人可能难以体会这种心情了，但是重读旧书，我感到的与其说是乌托邦，不如说是真实。
法捷耶夫有一句话如果在中国很可能被认为与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论如出一辙。他说：“问题毕竟不在于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生活，热爱生活和有着战士热忱的作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事物……”他又说：“真正的才能和真正的艺术技巧首先在于善于爱一切，爱一切新事物——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新事物——并且善于反映作家在生活中碰到的一切。”法捷耶夫毕竟是大作家，说出的话在突出革命性的同时也具有深度，他当然懂得创作的甘苦。但是就连这位五十年代的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协主席的上述言论拿到敝国来恐怕也是挨批的危险大大的有，而且不仅是五十年代。抱残守缺的低能儿真是不扼杀文学的任何生机就绝不罢手。
法捷耶夫还指出：“在接受旧的古典遗产方面必须防止一度出现过的庸俗化观点。我们常碰到一种这样的议论，仿佛苏联文学只是继承过去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这也是有见地的。回想一下，那个年代我们标榜的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直到文革后，人们才考虑到在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上最好不要搞什么作茧自缚，而刚这么一考虑，就几乎造成了轩然大波。法捷耶夫谈到诗的时候说：“有些诗人在自己的创作里利用他们所能利用的形式的全部财富。”这也是大家风度。
当然，法捷耶夫也强调了与敌对的思想影响斗争的必要性，而且说：“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斗争坚决进行下去，我们的思想上的敌人就要给苏联文学的发展以巨大的损害。”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也没有“斗下去”，他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后不太久，就自杀了。
另一个我特别感觉兴趣的是谢皮洛夫的发言。谢不是文艺作家，他当时是苏联真理报的总编辑，后来还做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的发言更代表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与作家们的说话相比，他很“教条”，但是并无霸气。开宗明义，他先论断说：“苏联文学已经成为那样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源泉，从这个源泉里，各国先进人士能汲取到对社会进步胜利的信心……社会主义把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普通人会成为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国家的命运的全权主人。”
全称肯定的句式多么自信！不但是主人而且是全权！五十年代我对于这样的断言能不闻之起舞么！
谢皮洛夫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战斗的、革命的、积极进取的方法。”显然，他是从政治上提出所谓创作方法的问题的。他还提出要“非常紧张地同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倾向作斗争。”顺便说一下，法主席的发言里虽然也引用了苏共中央的祝辞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词句，但是他更强调了“在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形式和风格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创作流派……”这似乎是开了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的提法的先河。
谢皮洛夫猛烈抨击了“美国帝国主义”与“(西)德国军国主义”。然后大讲苏联经济建设的宏伟规模。这符合他的身份。不过其他作家——包括东德的安娜·西格斯也都这样讲的，万众一心，没有别的调子。
谢皮洛夫说：“作家的思想的成熟与天才的力量，最鲜明地表现在概括(概括两个字原文加上了重点。王注。)的艺术中，表现在能从多种多样的现实中选取最本质的，对于主导倾向有决定性的东西。”这样要求作家未免过于向政治家、理论家靠拢。
这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还发生了一场风波。肖洛霍夫与奥维奇金带领几个代表向苏联作协领导，特别是向西蒙诺夫猛烈炮轰。他们当然也受到了回击。对于苏联作协而言，这场风波其实更像是“在野”作家对于“在朝”作家的牢骚。对作协尽可以大发牢骚，没有人干涉，因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肖洛霍夫大节上还是极其可爱的。他说：“国外的恶毒的敌人说，我们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示来写作的。事实上有点不同：我们人人都是遵照自己的心的指示而写作的，而我们的心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我们是以自己的艺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
他讲得是何等好啊！这一段话给我的印象是太深刻了。
如果再做文抄公，那就再抄二十页也抄不完。反正实在有趣。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世上的事莫不如此。正面与反面结合在一起，根本分也分不开。这些个苏联作家的发言虽然也有分歧，但是概括一下可以列表如下：
正 反 正 反
立场坚定 一厢情愿 热气腾腾 咋咋呼呼
爱憎分明 何等简单 理想高尚 天花乱坠
真理在手 自吹自擂 充满信心 鼓了虚劲
正义在胸 没有宽容 万众一心 个性消泯
斗志昂扬 好勇斗狠 向善求美 未免天真
看看正面，我无法不至今为之倾倒，一个人一个作家能做到这些，这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呀，真是一个敏锐而又多思多情的作家的一切苦恼都解决了啊！世上哪里有这么彻底的伟大！
再看看反面呢？那就很有点苦味啦。
有时候读旧书就与读新书一样有意思，如果不是更有意思的话。温故而知新，我们中国人的这句成语当真是充满了睿智。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