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的时候，国文老师出了一条作文题：《秋日抒怀》。一个女同学的作文头一句就是：“秋来了！”老师赞不绝口，说用字简洁，单刀直入，破题有力，引人入胜。于是全班同学无不佩服；而我则因为作文从来都是四平八稳，起承转合，拖泥带水，令老师见了心烦，如今人家仅用三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就把读者带到了一个预期的境界，简直震惊了。
半个世纪后，我学了一点信息论，才彻底明白，原来这三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在人类语言交际中，是用最经济的材料(3十1)传递了最大的信息量：不止传递了语义信息，而且传递了感情信息，使受信者大脑两个半球，左半球和右半球，同时动作(一边收取逻辑信息，一边收取形象信息)，由是大大地加深了印象：达到了最大信息量。正因为这样，“秋来了！”这个导语，才能向读者(受信者)展示了特定的环境和气氛，以及由此引起的因人而异的某种感情(或者是伤感，或者是悲愁，或者是迷惘)，真可谓好到不能再好了。
几年前，我把这番信息论的解释给这位女同学说了。不料她笑了笑，说，“瞧，就是你们这些弄文字的把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给讲得复杂了，越讲越玄，没你们法！”
又一次震惊！这次震惊不低于少年时那次的震惊。确实有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常常有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搞得过分复杂；一句随便讲讲的平常话，却硬是提高到某种高度，比如理论高度，政治高度，道德高度……无心变了有心，开玩笑变了正经，寓言变了讽喻，象征变了现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忽然想起小时候老祖母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她说，有一家人的主妇跟隔壁姓万的一家人不和。某日，她在厨房洗碗时，咒骂道，将来儿子发了， 必定整治万家。这句话给灶君爷听见了，他一年一度回天廷“汇报”或“述职”时，向玉皇大帝告发了。玉皇大帝大怒，说，这还得了？同隔壁吵嘴就要杀一万家，立刻命令火神把那家人烧了，烧了房子不算，还把人也烧了，免得他家去整治一万家。老祖母千叮万嘱，说在灶君爷面前切切不可乱说话。我那时记住了。我恨灶君爷那个告密者。也恨玉皇大帝显得那么公正，而实际那么糊涂。把‘万家’当成‘一万家’，究竟是简单化还是复杂化呢，或者竟是另外的范畴？我说不清。总之，儿时和少年时的记忆加在一起，却也得出一句箴言：简单化不得，复杂化也不得！
(17)秋天里的春天
秋来了，秋来了，秋来了三回，我就上了高中。一本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使我的大脑略为震动了一下：不是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的吗？怎么秋天里也会有春天？不料一看就迷上了。也许是被那个温和地悒郁的罗曼司故事吸引了？也许是被那个中学生的天真打动了？也许被那个姑娘夏娃或者那个巴达查尔师傅的人格感动了？我那时全不知道。我找到巴基的美丽的原文，跟巴金的美丽的译文对着读，一章一章，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细细的读。中学生说，“像这么美丽的春天，像这个秋天里的春天这么美丽的，永不会再来了……”教员巴南约席却说，“春天会来的，还会有许多美丽的春天！……”年轻的我宁愿相信教员的话，但现实又往往让人失望。尽管如此，我的心还是向着巴金在一九三一年译者序中那一句充满希望的话：“在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说真的，在其后许多年间，我确信春天藏在真正的人的心里，藏在真正的人的平常生活里。否则在这残酷的不公平的人间，就活不下去了。
在第一次接触这部温和地忧伤的小说后二十五年，我有幸在哥本哈根一个丹麦工人的极其狭小的屋里，跟这部小说的作者巴基会面。我向他表达了中国读者对他这部小说的爱恋。他是高兴的。在那瘦瘦的脸孔上泛起天真的笑容。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世界，人民，战争，苦难，解放，……许多平常的见闻，普通人的感想。时间已消蚀了几乎全部记忆，但是巴基那天问我的一个极普通的问题，却长留脑际。那天，他忽然问我，你们那里有皮鞋吗？百货公司有皮鞋出售吗？贵吗？你买得起吗？老实说，他的问题使我大大吃了一惊：原来他来自解放了十年的匈牙利，我则来自解放没几年的中国。那时都叫做人民民主国家，人们说，这是新型的国家，这是老百姓当家作主的国家，这是从多年残酷的战争和压迫的废墟上兴起、创伤还未完全愈合的国家。我说，有的，我们那里有的是皮鞋；一般人都买得起。我并没有吹牛，这是实情。他没有说什么。显然，那时的匈牙利不容易买到皮鞋。关于皮鞋的谈话以A·卡普勒(《列宁在一九一八》的作者)笔下的华西理那句俏皮话结束：“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与巴基会面二十年后，我到了布达佩斯。那已经是一九八五年。我住在郊区耐伊曼信息研究所。出了研究所大门不远，便有一家四层楼高的集贸市场；匈牙利在东欧国家中改革最早，特别是农村改革得很有成效，因此这个市场里的农产品确实十分丰富，应有尽有。走不多远，是百货公司。我特地进去看看有没有皮鞋，有的。非常好的皮鞋。我买了一个真皮的旅行包——那一年我在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公司即叫做ГУМ的那家，见到苏联人排着三四圈的长队，为的就是抢购这种匈牙利皮包。于是我想起了巴基，想起了那次关于皮鞋的对话，想起卡普勒那句名言，心中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虽然那时正是秋天。
但是巴基早已逝世。否则我们还可以再作一次关于皮鞋或不是皮鞋的对话。巴基辞世时(一九六七)，我还被戴上高帽子穿上黑背心挂着黑牌游街，所以他的死直到开放年代才知道。他是够幸运的，第一次大战，当过俄国的俘虏，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上受难；第二次大战，他躲开了上前线，在饥饿中熬过了黑暗的日子。他是幸运的，他七十六岁死在床上。而卡普勒，三十年代曾经以两部描写列宁的电影文学脚本走红，据说在战后某次肃反中“消失”了；确乎不确乎，不知道。
从布达佩斯回来，我又一次找出《秋天里的春天》，巴基的原文和巴金的译文对照着细读了一遍。虽然不是中学生了，仍然十分喜欢这部温和地忧伤的罗曼司。恰巧有别的事要请教巴老，我写信告诉他，我依然十分喜欢《秋天里的春天》。我没有说，在受难的日子里，是这部小书给我希望；造反英雄手下留情，没有抄走巴基的原文本。
我完全没有意思要麻烦巴老回信，想不到巴老很快就给我寄来这部小书的港版，另外还有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段：
记忆力衰退，朋友来信，因手抖无法回信，常常一放就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您的信我找了两次也找不着，幸而我还记得内容，有两件事：一是在世协(按：世界语协会)新班子仍然挂个名；二是您喜欢《秋天里的春天》。关于第一点，我同意。您看怎样好，就怎办。关于第二点，我高兴，我也很喜欢巴基的这本小说。八六年我最后一次修改了它，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我得把这个改订本送给您，希望您提点意见。新译本(改订本)刚刚在香港出版，我得到了样书，现在挂号寄上，请查收。收到后请给我写封短信，以后还可以寄几本书给您。
书一到我手中，便迫不及待地重新读了一遍——当然立刻就写了回信，那信表达不出我激动的心情。巴老那拳拳之心，连同巴基那诚恳的天真的声音，还有这本令我眷恋了半个世纪的小说，那师傅，那中学生，那少女，那教员，那忧伤，那希望，一齐涌上心头，化成一个秋天里的春天。
春天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
(18)文化断裂
一家报纸报导词典的出版官司时，提到了“商务印刷馆”。不是商务印书馆。
差不多同一段时间，一部电视剧中主角说“商务印刷”，馆字也节约了，离开商务印书馆更远了。
顿时使我想起了绝灭文化的那十年间。我亲眼看见工宣队或类似的组织成员，在这家老字号门口刷的大标语，写的是“商务印刷馆”，而不是“商务印书馆”。
这是偶然的“手民之误”吗？不是。也并非个别人没有文化所致。这是一种现象。这是时代的悲剧。这是十年浩劫绝灭文化政策的后果。
乍看只是一个字写错了。然而问题却不是单单一个字。比如“俄罗斯”不会三番四次错成“俄罗盘”(罗盘在成年人脑海中也有牢不可破的实体观念)，“北海公园”绝不会写成“北海公厕”(虽则“公园”和“公厕”都是任何人的大脑信息库中永存的两个完全不同语义的概念)。
然而在文化绝灭政策或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人的信息库已被迫消除了某些东西(概念，观念，以及某些存在物)的记忆。这就是文化断裂。这就是文化断裂现象。区区印书馆成了印刷馆，不过是其中小而又小的例证罢了。
为什么要消除“商务印书馆”这个概念？因为它创办于一八九七年，它出的书(包括教科书，词典，整理古籍，翻译西学)曾经教育了我这一代人，我之前一代人，我之后一代人。它是文化。要消灭这个牌号所象征的全部文化，就要从下一代或这一代最没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中消除这象征的记忆。有这么严重么？小题大做么？请看那个年头，来自名牌学府的无知或装作无知的红卫兵在狂热的类似宗教崇拜的迷惑下，在这家老字号门口贴的对联就思过半矣。对联云：
庙小神灵大 池浅王八多
横批是“牛鬼蛇神”。把一个在大半个世纪为文化积累作出贡献的事业，归结成这样一种可恨可憎的应当消灭的东西，“印书馆”变了“印刷馆”岂不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么？
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证明：文化这个复合体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凝聚作用和向上作用——它团结全社会成员为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最佳的奉献；既然如此，它，文化，这个复合体，必定是不可断裂的，必定是连绵不断的；要是外力迫使它发生断裂现象，那后果将给这个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灾难性后果将持续一个或几个世代之久。
不信？等着瞧。
(19)科学断层
古代许多重要的发明都起源于中国。
科学史学家普遍同意，公元一四○○年以前，科学转让主要是由中国传向欧洲的。
虽然中国古代技术如此进步，可是，到一六○○年中国科技却已远逊于欧洲。
这是杨振宁博士在一次演讲中(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香港大学)说的。一四○○到一六○○年是明永乐到万历年间。可是我们没有忘记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南洋)是在一六○五年至一六○七年。
可否这样说：至少十七十八十九这三个世纪中国科技发展突然出现了断层，至少有三个或多过三个世纪的科学或科技断层。为什么？
有些历史学家或有些社会活动家或职业革命家曾经简单地给出答案，因为封建制度！那么，一六○七年利玛窦跟徐光启译出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上篇，而下篇的译印为什么却要等二百五十年以后？
在那次演讲里这位科学家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答复。他只说，那段时期是一般知识在中国停滞不前的时期；他也说，这时期最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学说，并没有对中国思想或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真正的长远影响。作为中国科技史泰斗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也没有给出确切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个民族出现了科学断层(或者甚至说，文明断层)，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灾难；也是后人极想探究的现象，这当然是个十分复杂而难于用简单化的方法去解答的问题。玛雅文明到了高峰突然消失，或突然绝灭，世人探索了一百几十年，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我们的科学断层没像玛雅文明突然消灭那么复杂，但还需多科性综合考察研究才能得出不片面的合乎客观现实的答案。
(20)狗吃狗
《秦大河横穿南极日记》(北京科普，一九九三)是中、英 美、法、苏、日六国科学家于一九九○年徒步横穿南极二百二十个日日夜夜的忠实记录。作者是极地冰川学家，横穿南极的第一个中国人，这是值得自豪的创举。因为是当时的日记，没有半点虚夸，没有掺假，没有水分，这完全是一个科学家的考察生活的忠实写照。严峻的极地环境，艰苦的考察工作，活现在读者眼前，可它又并非纯粹的科学报告，读来谁都能懂，因为写的是生活，是科学精神，是不畏艰险的气概，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当今书摊上充斥平庸之作，这本书的出现使人高兴。
一九九○年一月十日记录了骇人听闻的狗吃狗的“故事”：
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维克多(按：苏联科学家)与东方站(按：苏联的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通话，知图利(按：考察队的一条拉雪橇的极地狗，因怀孕被用飞机送往东方站产子)已产仔，到打电话时止，已产四只。但它却将所生的小狗全部吃了。苏联人说，生下的第一只当时是活的。它先吃了第二只死的，之后又吃了第一只，第三只及第四只。人不能接近图利，当时它近于疯狂状态。苏联人试图接近，以挽救小狗，但它却咬人，故无法挽救。(页267)
我们的语言里有“狗咬狗”一词，本义早已让位于引申义或讽喻义，这里所记，则是真的狗吃狗，好像传统的生物学常识从未说过动物竟会吃掉它自己的后代。书中说，有科学家怀疑，是不是那种天寒地冻的极地环境改变了动物的性能？总之，这真是一个“新鲜事物”。
又，一九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记事，考察队横穿南极后回到巴黎，举行各种招待会，其中云：“六时，在科学博物馆贵宾室举行酒会，请了六国大使，但中国大使未到，文化参赞吴春德代表大使参加，他说大使未来，回去后向大使汇报云云。吴春德只呆了二十分钟左右，即离开返回。”(页322)科学科学，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听得多矣，一到现实生活，则还证明不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句名言。
少年时听过来自德国的卫中博士激动人心的报告：他是在放映一部南极探险记录片时作的。他鼓吹人类应当集中力量跟自然力作斗争，要征服大自然，还必须花很多精力，言下之意是不是暗示应该停止人跟人斗了——那时年少，还没有服膺阶级斗争学说，只被南极的景观吸引着了，梦想有一天能到南极去，去跟所谓的自然力作斗争去。然而人间的斗争——战争与革命打破了我少年时的科学梦。好，这部日记可圆了我的梦，补偿了我精神上的损失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要踏上南极的欲望。
(21)知己能吃么
知己能吃么？能。
被称为“咖啡知己”的一种人造“奶”粉(实则为玉米面)，就是加在咖啡中吃的；后来“知己”变了“伴侣”，“咖啡伴侣”，更亲密了，然而“伴侣”也一样能吃。“知己”也好，“伴侣”也好，其实都是英文-mate的意译，在实际生活中，知己或伴侣有时忽然会变成仇人，这也不奇怪；世间万物都会变异，人怎么能永久不变？只有不懂历史或不懂历史辩证法的书呆子，才相信“海枯石烂”如何如何的神话。
你可记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个动听的歌么？当我们走出死胡同时，这个知己不是翻脸批我们“修”到家了么？这也不要紧。正如前些年我们也使劲地批这个批那个“修”到家一样。其实彼此彼此，谁也说不清什么是“修”什么是“不修”。语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唉唉，那岂不变了循环论了？也就是时下人们说的“怪圈”。幸而历史教会我们如何走出怪圈，不管知己伴侣之流愿意不愿意。
不过，就我个人而论，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没有一点点想吃知己的气味——何况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呵！
(22)巴山夜雨
去年客居海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老是想起巴山夜雨来；我想的不是战争时期在重庆听过的嘀嘀达达的夜雨声，而是十多年前看过的那部电影《巴山夜雨》。虽然我极力不“往后看”，但我还是不能忘怀那一段凄惨的岁月；那部影片把我带回令人窒息的日子，却同时给人带来了希望。
因此，一回到北京，要看影片，却找不到影片，只找到十一年前出版的关于这部影片的文章资料合集：《巴山夜雨——从剧本到电影》，一口气把它看完。那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让电影一幕一幕、一个一个蒙太奇展现在我眼前，我仿佛美美地看了一场电影。其实这部影片的情节很简单，一天一夜发生在一条长江客轮上的故事：一男一女两个造反派押送一个被称为现行反革命的诗人，时间应当在十年浩劫的后期。影片充分展现了那时的人间世。看剧本自然没有十年前看影片时那么激动，加上时间冲淡了记忆里的激动因子；看电影时离开“四人帮”覆灭没多久，伤痕还远远没有愈合。
读了导演吴永刚、吴贻弓的文章和导演札记，读了编剧叶楠的手记，还有主要演员例如李志舆、张瑜的自白，我懂了很多，明白了很多，也理解了更多。
如今的读者或观众可以提出很多很多问题加以责难，这我懂。比方说：为什么轮船里就没有一个坏人？为什么连一个告密者也不见？为什么全是好人？难道到了好人国了？为什么“中央首长”(江青)指名要的犯人，却没派武装人员押送？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
没法解答这许多为什么。我呢，我不问为什么，我只受到感情上的强烈震动，是那十年的场景，是那十年的气氛，是那好像完全是空想或幻想或者叫做希望的那种情绪使我们这些当时看来万劫不能复生的“黑帮分子”可以坚强地活下来，活下来，而这就够了。
黄昏人语
章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