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文凭是受过教育的标志，受教育越多，知识就越丰富，像娜塔莉·萨洛特、米歇尔·图尼埃、雷蒙·格诺、安托万·布隆丹、让一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等等，就都是在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以后才成为著名小说家的。何况在当今教育普及的时代，文凭在法国是一种时髦，可以确保人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因此有文凭当然比没有文凭好。
文凭确实是一个人的文化和知识水平的证明，但只要稍加考察，便会发现它对于小说家们来说是个例外。法国不少优秀的小说家没有什么文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纪德，刚进小学几个月就因为有“坏习惯”而被开除，后来上了中学也没有毕业。马尔罗从小随母亲投靠开杂货铺的外祖母，未读完中学便独立谋生。让·热内一生不知学校为何物，从十岁起不断入狱，或者在欧洲各地流浪。法兰西学士院的第一位女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没有上过学校，全靠家庭教师们完成她的教育。更多的小说家中学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受完高等教育，阿拉贡、布勒东那一代人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罗曼·加里和罗歇·尼米埃那一代人中断了学业。当然也有像女小说家萨冈那样没有考上大学，或者像莫迪阿诺这样自动退学以从事创作的。即使在获得大学文凭的小说家之中，大部分人的专业也不是文科，塞利纳、杜阿梅尔是医学博士，阿兰·罗伯—格里耶是农艺师。亨利·特罗亚毕业于巴黎法学院，在塞纳省政府当了十多年书记员。保尔·莫朗毕业于牛津大学政治学系，曾任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秘书。此外，像马丁·杜加尔和乔治·巴塔耶毕业于巴黎文献学院，菲力普·索莱尔毕业于巴黎高等经济与商业学校，就连最年轻的小说家亚历山大·亚尔丹也是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最后，在属于文科的大学毕业生中，真正学文学的并不多见，萨特、加缪、波伏瓦、米歇尔、图尼埃学的是哲学，朱利安·格拉克学的是地理，娜塔莉·萨洛特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改学法律，当了八年律师，还是法国律师团的成员。
以上列举的只是少数例子，但充分表明小说家和文凭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赞成和反对文凭的文人都认为，要成为小说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勤奋、时间和一种逐渐完善的写作技巧，也就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前两个条件一目了然，无需解释，关键就在于后一条，即小说家的写作技巧或风格到底是否与文凭有关。
赞成文凭的人恰恰是一些没有文凭的小说家，他们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可以更熟练地驾驭语言，提高写作能力，不犯语法和拼音的错误。反对文凭的人则认为写作的才能是一种天赋，不是任何专业培训可以造就的，小说家们的普遍早慧便是证明。莫迪阿诺十岁写诗，十四五岁就写小说；雷蒙·格诺十三岁时就已写了二十多部小说；勒克莱齐奥二十三岁时以《笔录》一举成名，但他六岁时就已经在一艘开往非洲的货船上开始写作了。即使是由于生活所累或机遇不顺而到中年才发表作品的小说家，小时候也必定喜爱文学。这种天赋实际上就是小说家所必需的想象力、直觉和自由，反对文凭的人抨击最力的就是大学教育刻板枯燥，使青年文人丧失自发性、天真和热情。雅恩·克菲莱克宣称文凭使头脑干枯，巴赞指责做博士论文会使本来可以成为作家的青年变得麻木不仁。女小说家伊莱娜·弗兰说她到印度旅行之后，才在这个充满音响和色彩的世界里摆脱了大学教学教育的令人窒息的阴影。玛德莱娜·夏普萨尔认为“必须什么都读才能写出新意”，但是阅读要出于兴趣，千万不能为了完成学业而不得不读。
小说家贝纳尔·克拉韦尔大发感慨：“生活，这就是我的大学！如果我上了大学，我就很可能写不出小说，至少是写不出同样的小说了！”这一点获得了争执双方的一致认同。凡是小说家必然都有极为丰富的生活经历，正如杜拉斯所说：“没有一部伟大的小说或真正的小说与作者自己无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小说家们以各自的天赋，从童年的苦难、谋生的艰辛、硝烟纷飞的战场、美妙的或令人心碎的爱情、广泛的游历、以至牢狱的折磨等种种平凡而又动人的生活中汲取素材，写出了一部部优美的作品，没有生活，任何天赋都毫无施展的余地，只有生活才是滋育才华的温床。
高等教育可以造就各种人才，有文凭自然不是坏事。但是对于小说家来说，关键还在于热爱生活。女小说家科莱特只上过小学，靠着对大自然和生活的非凡的观察和感受能力，一生写出了四十多部清新感人的小说。她在去世前的瞬间，还对她的丈夫莫里斯·古德凯特说了最后一句话：“看哪，莫里斯，看哪！”这种对生活的无比热爱，足以抵得上全世界的任何文凭。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