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也感到奇怪，在北京酷热的七月，只从书店里买回一本《梁漱溟传》(马东玉著，东方出版社版)。这当然不是一本轻松的消遣的书。读它，需要静下心来，需要思索的目光。因为，你得沿着自己并不熟悉的路，走进一种恢宏的思想，走进一种复杂的人生。
作者是研究近代史的专家，他所擅长的是一种历史的、思想的叙述，而非文学的渲染，更无暇编缀动人故事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描述的人物，不仅仅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性格，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思想家。对于这样一个人，除了着力于精神世界的解说之外，似乎很难再有别的更合适的方式。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为实践者为操作者提供无限广阔天地的时代，于是，我们有举不胜举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等等。然而，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家，毕生致力于某种思想体系营造的人，却难以找到尽情发挥的机会。幸或不幸，梁漱溟走入了这样一个显得寂寥的行列。
不同于实践者，思想家更注重精神取向，并不完全在乎现实为思想的实现所提供的可能性大小。这样的人，一旦迷恋自己的选择，便会达到如醉如痴的境地。这样的人，是用整个生命拥抱着自己的思想，甚至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
拥有这样的精神和热情，思想家便使自己同实践者、学问家形成了明显差别。实践者也许有时在改造社会方面远比思想家伟大，但更多的时候，他的目光永远只环顾周围的世界，只津津乐道于一时一事的改变；学问家有常人没有的智慧、记忆，他可以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统筹于笔端，但知识永远只是学问，而没有精神的活力。
叔本华认为思想家的可贵在于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因之，他们的识见虽是愈来规模愈大，但已做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在他们的思想总体系之下。“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关于思考》)那些未能走出书本的学问家，缺乏的正是一架自己的风琴，总是反复弹奏别人的音乐。
梁漱溟拥有自己的风琴，更乐于在乐架上铺开自己的乐谱。他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曾沉溺于佛学；他研究过印度哲学，也研究过西方哲学。然而一旦他在儒学中发现自己的位置，并创立新儒学思想，那些曾先后影响过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就如同叔本华所说，全部隶属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它们不再可能改变他的思想，相反，他和古往今来的所有思想家一样，把它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成分，从而形成他思想的完整性。当他确定了自己的选择，完成了一个有别于所有人的理论体系，一个赫然存在的生命，就在梁漱溟身上得以体现出来。对于他，这一生命构成从此不会消失，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许显得孤傲，也许显得寂寞，但都不会因之而改变。
我对新儒学素无研究，我甚至至今仍认为那是离我们生活十分遥远而显得陌生的理论。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以赞赏的语气(有太多的认同)对这些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了详尽的描述，使我对新儒学有进一步了解。但我仍然无法赞同这种理论。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新儒学包含的哲学价值文化价值生命价值在我心目中的巍然地位，更不影响我对创立这种思想的人的敬重。作为一个读者，我深感兴趣的，或者说印象更为深切的，是一个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人格的影响，反过来，思想的一旦形成，又如何深深地影响他人格的完成。
梁漱溟有一种宗教式的使命感。最初创立新儒学时他内心是否已经充满圣徒一般的使命感，我们不太清楚，但他在年近五十时却敢于这样表示：当今世界唯有自己是孔孟儒学的继承者和复兴者。他说：“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他还这样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均见《梁漱溟传》138页)他是这样自信，自傲。正是有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他才会对新儒学如此迷恋，乃至显得有些走火入魔。在这一点上，他真正具备了大儒的素质。在大半个世纪的思想旅程人生旅程中，“天降大任于斯人”，历代大儒心中充溢的这种豪情，同样充溢在梁漱溟身上。
思想家必须这样。他心里始终应该拥有激情，因激情而坚韧。他不能丝毫怀疑自己的思想，不能因外界的压力或者变化而改变初衷。他可以吸收新的养料，但前提和出发点，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理论，而非其他。具有这样特点的思想家，其独立人格才会形成。
从他的理论体系建立之日起，梁漱溟就没有停止过宣传自己的思想，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理论家发生冲突。但这是思想的交锋，而非个人的攻击。五四时期对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不同观点的批评，便属于这类情况。我无力也不可能对彼此之间思想的是非做出评判，那是历史学家思想史家的任务。我所注目的则是他们之间平等的思想交锋，而我认为，五四时代的最大特征不是别的，恰恰是一个个思想家以充满朝气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给思想以自由翱翔的翅膀，给思想家以广阔的天地，且不管他们各自的信仰如何，体系如何，思想深度如何。一个社会应该给所有思想者以相同的机会，让思想在碰撞中闪光，让思想家在充分满足自我之中达到整个社会精神的平衡与发展。一个既造就革命家政治家也造就思想家的时代，其精神状态才是健全的。五四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并将以这样的特征而在不断地为人们描述。
梁漱溟有幸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因此，他的使命感，他的宗教般的热情，他的人格，才有可能得以充分体现。
令人惊奇的是，当理想无法实现，思想受到冷遇，梁漱溟却从未感到失望和悲哀，至少这本传中没有透露出他内心的这种感受。
或许他真的没有。这完全可能。书中的许多描述，让我们看到梁漱溟即使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岁月中，还是以他的方式，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思想。只要有可能，他便表现出自我，也乐于从现实中寻找能够印证自己思想的范例。
在一九五六年的大鸣大放中，梁漱溟却出乎意外地一言不发。这并非他对后来的反右派运动有预感，也不是被当年的批判吓住。都不是。他的思想决定了他的举动。本书作者解释说，对来自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梁漱溟并不反对，但从五四时代起他就反对民主、自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冲击。因此，当民主、自由的风浪再一次猛烈地席卷中华大地时，梁漱溟由新儒家的立场产生了本能性的抵制。我想，作者也许应该由此进一步把这一话题深入下去。他，或者我们，都可以询问历史中的这位老人，他的思想得以形成，他的使命感得以满足，不恰恰是他所抵制的民主与自由的产物？失去它们，思想如何赖以生存？(参见《梁漱溟传》244页)
与许多人不同，梁漱溟是真诚地欢迎大跃进的出现。历来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梁漱溟，为举国上下的沸腾和狂热而欢欣鼓舞。不仅仅如此。他是在求证自己的思想。作者写到，人民公社化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使梁漱溟产生共鸣。他十分赞赏公社化的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和生活集体化的生活原则、因为他的乡村建设理想所构思的正好也是集体生活。一同工作，一同学习，兵民合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乡村自治联合体，他为之奋斗和实践多年的理想，如今竟然一夜之间出现在广袤大地上，怎能不让永远执著于自己思想的梁漱溟为之兴奋。他用差不多三年时间撰写长达七万字的《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之由来》。他的文章完成于一九六一年，这恰恰是中国为大跃进的失败付出巨大代价并遭受痛苦的时候。
无情现实映衬下，梁漱溟思想显露出它的乌托邦性质。他对思想的执著尽管让人敬重，他对使命感的自信程度，也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但我觉得他是飘浮在一种自己构想的天空中，云朵是美丽的，阳光也是美丽的，却无法把这美丽带给山川河流，至少在他生活的时代是如此。具有这样特点的他，一方面表现出伟大的见解，一方面又表现出无奈的苍白。与鲁迅相比，对传统文化的偏爱，对理想的营造方式，梁漱溟有独到之处，但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的认识，他永远无法达到鲁迅的那种深刻。从感觉上也许可以这么说，鲁迅的思想实实在在，离我们很近，梁漱溟的思想虚无缥渺，显得那么遥远。
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生争论的那场公案，原来我曾认为是梁漱溟孤傲倔强的性格，才使得他竟然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现在看来，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认识。
当选择新儒学这一思想之后，梁漱溟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创造。我想，他一定在为自己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而陶陶然自乐。这一思想的形成，当年立即引起思想界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使命感。未来的日子里，他不再会改变自己，他注定要以一个振兴儒学的现代大儒而走完一生。我相信，从二十年代的思想成熟之日起，他便拥有了这样的自信。事实也是如此。
在思想创造和实践中，他总是无法忘记这样的身份，现实也不断给他提供机会，以传播他的思想，证明他的身份。他办学，办试验区，不是如一些教育家那样仅仅为了普及教育，而是希望能逐步推广自己的理论，证实他为现代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他也与历代儒家一样，游说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政治家的敬重与礼遇，反衬出他的思想他的身份的分量，这想必更使他获得心灵的满足。不管政治局势如何变化，不管他在政治家心目中的分量发生何种变化，他没有改变对自己的思想的热诚与信念，也没有改变使命感和对儒家身份的偏爱。
与毛泽东的冲突，当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个人性格的撞击。尽管在好几年时间里，毛泽东多次宴请梁漱溟，与梁漱溟恳谈，并盛情邀请他参加新政权的工作。对于一般社会显达人士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机会。但是，对于梁漱溟却不。在一九五○年前后的思想改造时期，他虽然也曾写过一些长文，解剖自己的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以往不同。相反，他依然同十年前二十年前一样，欲执著地保持儒家身份，他更愿意以思想以言论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以参政等其他方式。纵然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纵然现实不断地证明他的思想的实现已不可能，但他还是那么固执，那么坚韧，再度表现出他这样一个思想家的素质。
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以他特有方式击碎梁漱溟的冥想。他把梁漱溟拉回到严峻的现实，并让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梁漱溟则依然故我。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他用令人吃惊的坦率和倔强，证明自己的存在。与其说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如说他是在维护他所迷恋的思想，在维护自己多年来所最为看重的儒家身分，还有常常引以自豪的使命感。那一时刻的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梁漱溟，而是思想、使命感、人格的一个综合体，这是始终在他身上存在着的生命。
在最初的新儒学哲学论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把“尚情无我”视为孔孟做人标准和教人之德的最中心精神，也是他理想中的人格思想。对自己信奉的思想，人必须达到“无我”的境界。想到“有我”，考虑个人一时的荣辱得失，便不能是一个完美的人格。当思想无法付诸实施时，当以往受政治家敬重的时光不再属于他时，梁漱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履行他的使命。他身体力行来完成“尚情无我”的人格思想。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再度以自己的微薄力量，以长达八个小时的慷慨陈辞，公开否认林彪与孔子的关系，为孔子辩护，为儒学辩护。晚年的谈话中他回忆说：“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尽管如此，在历史关键时刻他一次次表现出来的“无我”，已经使他达到一个思想家所能达到的最高人格境界。
《梁漱溟传》选用了一张他晚年的肖像。是谁以出色的感悟，如此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位思想家的性格和灵魂？(为何没有摄影者的名字？)一双眼睛，透过镜片，深邃而炯炯有神。它们凝视着你，仿佛在拷问你的思想，它们也仿佛凝视着历史，在拷问历史本身。嘴紧紧抿住，使整张脸一下子具备了分量，显示出他固有的自信，倔强，自傲，他整个人格的力量，也因这样的神态而体现出来。
只有在阅读了他的一生之后，这张肖像才如此深深震撼着我。我甚至觉得，可能很难再有别的照片能比它更逼真更形象地展现这位思想家的神采。尽管新儒学不是宗教，尽管毕生为之奋斗的这个人也不是耶稣或者默罕默德，只是一个思想家，但这张肖像，却给人一种宗教感。作为一个思想家，这大概正是梁漱溟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
(《梁漱溟传》，马东玉著，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8.80元)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