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东京的人，很少不游上野公园；游上野公园的人，很少不瞻仰西乡铜像。引起我对这座铜像的兴趣的，并非其雕塑艺术，而是日本人对西乡隆盛的评价。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徘徊于西乡铜像之下，观察游人的神情，至今未见抗议或深表怀疑者。想来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意碑文的意见，视西乡为“伟人”。至于其明治十年之举兵反叛，碑文和旅游指南上都用隐晦的语言一笔带过。可我到过熊本城，也阅读了不少关于西南战役的资料，略为了解这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之惨烈。有趣的是，官方和民间至今没有为“叛乱”平反，可又努力为其首领西乡隆盛开脱责任。西乡兵败自杀后十二年，明治天皇追赠正三位；又过了四年，两万五千人集金修西乡铜像。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日本人对其“开国元勋”兼“叛军首领”的态度竟如此豁达——当然也可以说“暧昧”。
相对来说，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从来都是立场坚定。闲来翻阅有关资料，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论》中，有一段话专论西乡隆盛，对其“人格”的历史作用推崇备至：
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戴乃“日本通”，此书又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对西乡如此赞扬一点也不稀奇。其实，在晚清的维新派或革命派的诗文中，西乡早就平反；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那时的中国人，关注的是明治维新，对西南战役知之不多或根本不想知道。既然铜像已经矗立，中国人自然随着日本的舆论转向。要了解中国人对“功臣”举兵“反叛”这一事件的真实感受，必须到铜像建立前在日中国人的诗文集中寻找。
说来真是巧合，西乡举兵那一年(一八七七)，中国派出了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其行程还因为战事略为耽搁。正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币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这段话很符合何如璋这位翰林公兼钦差大臣的身份及其知识背景。骂“寇首”，斥“好兵”，赞“减租”，句句都是深明大义的儒生该说且能说的话。至于事件的叙述，大致不差，资料来源很可能是当地的华侨。其时何氏尚在长崎，未与当地官府接触，理由是“使者入境，未递国书，不便私见”。我对平乱“费币至五千万”一句尤感兴趣，想来叙述者和听讲者都对这条显然是官方公布的消息颇觉新奇。
我也有这种经验。第一次见到接待某国总统共花去多少日元的报道，是在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上，记得那一瞬间我的惊愕。中国人更习惯于算无法用数目字表达的“政治账”，而不屑于如此“斤斤计较”。比如，不管是清代的邸报，还是今天的《人民日报》，都没有告诉纳税人政府首脑外事活动的费用，也没有公布过甲午海战或者抗美援朝共花了多少钱。
不知是那时的大使文化修养高呢，还是公务不太繁忙。《使东述略》外，何如璋还撰有《使东杂咏》。其中咏及西乡，仍是义正辞严：“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唯一让诗人感觉困惑的是，何以此等“贼人”，也讲“忠义”，居然“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何大使上任两年后，大名士王韬游东京。主人出示鹿儿岛战图，观西乡排阵结垒之法，王氏则大讲“顺逆之势殊”，故贼军不敌王师：“呜呼！天下之枭雄渠帅，昧于大义，躬为叛逆，安有不底于亡哉！”幸亏那时的日本人不大晓得王韬君曾上书太平天国，否则怎么向人家解释，为何从“逆子”转为“顺民”？或许上书时太平天国已成气候，大有新桃换旧符之势，故不算“叛逆”。若如是，则只有成败，而无所谓顺逆；西乡的过失，只在于打了败仗。
那时的东京，“西乡”是个热门话题。不断有人出示有关西乡的文物，王韬也就不断发表严正而又迂阔的评论。翻阅《扶桑游记》中此类不着边际的“高论”，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除了“深明大义”，没什么别的见识。后人单读王韬的游记，也能感觉到其时的日本人对西乡的态度相当复杂；而王氏不屑于去理解其中奥秘，只顾顺着原来的思路作长歌：“功高赏薄寻常耳，何不角巾归闾里？坐令一死鸿毛轻，昭代宏勋等流水。……”直到有一天应谷干城中将之招，读其诗，听其言，王韬才略有所思。谷干城乃当年决战时官军的主将，重修的熊本城里建有其塑像。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没想到谷君言谈之间，对西乡不但没有辱骂，反而颇多敬畏：
中将曾有诗咏西乡云：“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此吊西乡之功而叹其不终，二十八字中，有无限感慨。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枭雄，维新之建，多资指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其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这段话非常重要，起码让我们知道，战事刚刚结束，京城中已有不少为西乡开脱的言论。就连现任军事首领，对叛军头目也颇多同情。也许正是这种“民心”，使得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平反——建铜像而不谈论西南战役，应该说是一着高招。可惜王韬从谷干城诗中，只读出政府的宽宏大量，因而其和诗仍是“忠臣贼子”黑白分明。
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并在东京与王韬结为莫逆的黄遵宪，其《人境庐诗草》中也多处提及西乡隆盛。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西乡星歌》，一改何、王讨逆之高调，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此长歌开篇奇崛，顿生满纸风云之气：“人不能容此<SPS=0956>崎磊落之身，天尚与之发扬蹈厉之精神。除旧布新识君意，烂烂一星光照人。”诗前有小引，说明呼彗星为西乡星，乃日人传说；可据《左传》“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来“识君意”，明显有为日后西乡的举兵反叛开脱之意，与王韬所复述的“略其迹而原其心”之说相通。长歌的最后四句，更是直接为西乡这位失败的大英雄招魂：“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这么说来，国人也有不囿于“忠臣逆子”之成说者。但先别高兴，现在通行的《人境庐诗草》中，此歌虽与其他在日所吟诗编在一处，却系晚年归乡后补作。黄君虽好学深思，初渡扶桑，其实也不理解日本人对待“叛军首领”西乡隆盛的态度为何如此“暖昧”。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宫岛诚一郎刊行有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作序的《养浩堂诗集》。出于对黄氏的尊敬，诗集中附有其零星评语，其中涉及西乡的一则耐人寻味。宫岛在西乡举兵前曾和其诗，称颂其“高尚之志”，末语为：“若使此心长爱国，江湖何与庙堂殊？”西乡兵败自杀，宫岛刊行集子时居然不删不改；倒是黄遵宪看不过去，出来“主持正义”：
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筑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从王韬的“功高赏薄”，到黄遵宪的“愤爵不平”，都是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凭我阅读《西乡南洲遗训》及其诗集的经验，这种说法似乎很难成立。引两首西乡所吟汉诗，以见其志向之高大。两首都是《失题》，前者见其王学根基，后者则是生平自述：“学文无主等痴人，认得天心志气振。百派纷纭乱如线，千秋不动一声仁。”“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砖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自然也可能有许多毛病，但所争不会只是“爵位”。时人之所以“略其迹而原其心”，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不愿意相信西乡会为了个人功名而不惜生灵涂炭。
但是，不管敬惜西乡的人如何借“原其心”为其辩解，西南战役事实上不能不使得“生灵涂炭”。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当年日本第一流的知识者是如何思考的？这种思考又如何影响到大众对西乡的评价？这都是很有趣的问题，可惜我没有能力解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挑选几条史料作为思考的线索。
东京人对西乡隆盛多有好感，很可能是念及其对“江户无血开城”的贡献。今日东京有不少名胜，专门纪念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与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的这一历史性会见。胜氏也因此成为西乡的莫逆之交，并在其战死两年后，为其立诗碑于净光寺。此诗碑据说至今仍在，可惜我没能访到。倒是在《西乡南洲遗训》的附录里，读到一首胜海舟咏西乡的五古，后半截可作为前引“略其迹而原其心”一说的最佳注脚：
只道自居正，岂意紊国纪？不图遭世变，甘受贼名訾。笑掷此残骸，以付数弟子。毁誉皆皮相，谁能察微旨？唯有精灵在，千载存知己。
先以“岂意”开脱，后有“微旨”垫底，即便“紊国纪”也都情有可原。不只是西乡不以世人之“毁誉”为意，诗人似乎也更看重此“千载存知己”。与中国人讲政治立场，动不动“大义灭亲”不同，胜海舟以及上述的谷干城、宫岛诚一郎都不避嫌疑，甚至有意渲染其与“叛军首领”西乡的友情。将“政见”与“友情”分开，更注重“心情的纯粹性”，而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姿态”，这种价值观念使得西乡兵败后能够很快恢复名誉。
“甘受贼名訾”，既写西乡之独立不惧，也隐约透出诗人对世人诬之以“贼名”的不满。这倒使我想起另一位明治思想家西村茂树对“朝敌”与“贼”的区分。西村的《贼说》发表于西乡“谋反”前两年，本与此事无关；但用来说明西乡身后遭遇，似乎很合适。西村主要论述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后世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以“贼”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民祸患者方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以“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很长时间内，西村的“贼说”没有能够成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常识；但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朝野间道德资源的分配，这总比只是抱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好些——后者实际上是对“权力”独占“价值”的默认。
没有材料说明胜海舟等人是否接受了西村的“贼说”，不过不把与政府为敌的西乡视为“贼”，却是确凿无疑的。或许更能说明明治时代知识者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对大义名分论的批判。西南战役硝烟未散，福泽撰写《丁丑公论》，直接针对的正是时人之以“国贼”骂西乡。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若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则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属非法。应以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衡量西乡之举兵，而不能只是斥责其反叛政府。福泽断定今日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参阅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一文)
福泽一生在野，着力于国民教育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政治上既非“政府派”，也非“反政府”，更不是左右逢源的“骑墙”。明治初年，日本举国上下奋发图强，舆论界一片叫好声。福泽则对引进西洋文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廉耻节义”之丧失、“抵抗精神”之日渐衰颓，以及“人民独立风气”之未能养成深为忧虑。反过来，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值得钦佩。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角度，福泽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将“民气”与“士魂”的养成，置于一时一地政治决策之上，这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对西乡要“略其迹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设与守护。就在上野公园西乡铜像的旁边，还有一座香火很盛的彰义队墓所，那是为纪念一八六八年上野战争中抵抗官军而死的彰义队勇士所建。在东京访古，经常见到江户无血开城的纪念物，可也有不少血战东征军的彰义队墓所。在日本人看来，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隐退，以及为避免生灵涂炭而下令放弃抵抗，乃是顺应历史潮流；而武士们不听约束，在大势已去的状态下“以卵击石”，为注定灭亡的幕府奉献其最后的忠诚，乃是坚守三河武士精神，两者同样值得尊敬。这种思路对于擅长分“顺逆”、辨“正邪”、讲究“大义名分”、主张“路线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七日于京西蔚秀园
附记：据柳田国男说，在日本，作为个人而享受祭祀，除了德高望重，还必须是悲剧性死亡。而新政权为与政敌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抚失败者的亡灵——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解读西乡铜像。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