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假如活到今年十一月，就足足三百岁了。
在法国的文人中，我最喜欢伏尔泰，喜欢的程度远远超过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不像孟德斯鸠那么冷静，也没有卢梭般的偏执。他是个平常的人，是理性加人性的化身，同他相处十四年的女友夏特莱夫人说他喜好的就是去爱。他是个最没有哲学家习气的哲人，一个最没有“道学气”的学者。
中国人之了解伏尔泰，大约是为了三件事。首先自然都知道他是启蒙运动的先驱。另两件都跟中国有关系。一是他把“赵氏孤儿”改编成为“中国孤儿”，其实面目全非，已经欧化了。再一件是据说伏尔泰对中国哲学不仅“精通”，而且“仰慕”得不得了！尤其使我们中国人觉着特别近乎而又略带些“自豪感”的，是中外颇有些人说欧洲之所以有启蒙时期，中国哲学曾与有力，而伏尔泰应是首功之臣。我们有个习惯，凡外国人说了我们好话的，都会格外受到礼赞；而伏尔泰之可目为“亲华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倒也说不上错。如果把伏尔泰讲的赞扬中国“应用哲学”(伦理、道德哲学)、称赞孔子和康熙皇帝的话从散见在他的史学、哲学、文学著作中统统摘出来，别为一辑，而不管它们在浩如烟海的伏著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再用显微镜一放大，那确乎可以用我们今天常用的称呼，尊之为“中国问题专家”了。
然而且莫急于在伏尔泰和中国哲学之间认同。(莫鲁阿为伏氏立传时，竟只字未提伏氏对中国的评论，也未免粗疏过甚！)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同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等一样，不过都是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来的。马勒伯朗士对中国哲学是借题发挥，意在维护传统神学的权威性而与斯宾诺莎主义作斗争。莱布尼茨则借以加强他的“先验和谐论”。伏尔泰特别看中的是中国哲学的道德价值，诸如仁爱厚重之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康熙皇帝这位“开明君主”对待与儒家相左的基督教的宽仁大度；对照当时法国正在流行的对同教异流的迫害狂，伏尔泰因而别有感受。这是实情，不过也止于此而已。如果再作发挥，甚至引伸为伏氏真的成了西方“孔门弟子”，那就过了。(伏尔泰自称“孔门弟子”，乃是伏尔泰式的幽默，岂能顶真！)伏尔泰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者R·波莫说，伏尔泰是一个彻底的欧洲主义者，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菁萃备于欧洲文明；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同时能把眼界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北非、西亚、中国、印度、日本和美洲。波莫的看法比较持中。伏尔泰，有容为大，中国自在他视野之内，并非情有独钟。更何况，伏氏之进取的、批判精神，与中国儒家绝非同路。
要说伏尔泰与国外的联系，以致影响了他一生的，该属英国。那时的英国比法国先进多了。所以伏氏在英国的三年有如发现了新天地，豁然开朗。前此，他只是跟着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帕斯卡尔、斯宾诺莎等先哲转来转去，再加上神学训练，脑子受着禁锢，觉得非常不自在；尤其使他感到压抑的是，法国的一只脚刚刚走出了中世纪，另一只脚还绊在无休止的宗教斗争里，圣·巴特洛缪大屠杀的阴影还一直没有退去。他来到英国却呼吸到了别样的空气。他发现“在英国政府中这些可喜的混合：下院议员、爵士、君主间的合作，是前所未有的。”他发现，“这里是一个宗教林立的国度。一个英国人，作为自由人，可以沿着他喜欢的道路进入天堂。”
最使他惊讶的，要算知识分子在那里受到的崇敬，那是在当时的法国所没有的。他拿牛顿和笛卡尔作对比，发现真是天壤之别。笛卡尔由于“真理在法国被贫乏的经院哲学所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抑郁多病，凄苦地死于盛年。牛顿活到八十五岁，安乐终身，在祖国受到了尊敬；死后，“被人像一位为民造福的国王一样隆重安葬”。姑且不说牛顿的博学如何使他折服，只凭牛顿享受到的那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就足以使他羡慕不已：“他最大的幸福不仅是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并且也是在经院哲学的空谈已经被禁止、理性独受培养的一个时代里；世人只能做他的学生而不能跟他比拟。”(《哲学通信》)
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往往得益于几年间的思想躁动：一旦开窍，终生受用。伏尔泰在英国发现了对他起了振聋发聩之功的经验哲学；迎着他的有如“黑暗中的一柱光线”，他眼睛一亮，思想的大门从此启开了。(《不学无术的哲学家》)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前驱，而启发了他的却是在英国的所见所闻所感。他写了二十五封“通信”，劝他的法国同胞看看英国、想想自己。伏氏一生做的最多的，就是剖析社会、批判社会。为“喀拉事件”平反便是其中最具光彩的一页，他的思想由此得到了升华。这件事本身诚然是一个宗教教派之争：不同的教派绝对地不共戴天，对自己的“教义”盲目迷信，对异己者残酷打击。然而因此引起的社会反响、痛苦却远远超过宗教的范围。
老喀拉一家人，都信胡格诺教，只一个儿子改宗了旧教；后来这个儿子由于偶然事故丧了命，当权的旧教“宗教裁判所”便硬是裁定新教徒老喀拉夫妇害死了属于不同教派的亲生儿子。结果老喀拉遭车裂，为儿子抵了命，从此家破人亡。这当然不是一件偶发的冤案。伏尔泰在为老喀拉夫妇伸冤而奔走呼号时，除了指责宗教法庭不顾事实，残忍无状，还进一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迷信和愚昧，指出其根源归根到底在于暴政和不宽容占据了理性的位置。
“喀拉事件”使渐入老境的伏尔泰受到极大震动，起而为冤案的平反而奔走，为结束这种违反理性的教派流血向人的良知呼吁。伏尔泰无论写什么，基调从来总是或汪洋恣肆，或热烈而轻盈：他的小说和戏剧，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他的大部头历史哲学《论风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的哲理著作，热忱若赤子，才思若流水……但在针对“喀拉事件”写《论宽容》时，他的笔却有如千斤之重，他几乎是滴着泪在写：“难道耶稣基督曾经制定过嗜杀的律令？难道他曾授人以不宽容之权，曾命人修建宗教裁判所黑牢，曾颁授过火刑刽子手的圣职？”他质问为什么不准不同的教派对形而上学有各自的想法：“无论是谁都可以发表他认为正当的言论，只要它不妨碍社会秩序。”(《论宽容》)一七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伏尔泰在给达兰贝的一封信的末尾写了这么几句话：“现在您在干什么？干您的几何学、历史还是文学？不管您干什么，都去铲除卑鄙吧！去爱那些爱您的人们吧！”(《伏尔泰书信集》)“铲除卑鄙！”(Ecrasez L’Infame！)于是成了伏尔泰檄文式的口号，在他的书信末尾时时加上缩写的这几个字。
就是在这种场合，伏尔泰又提到了中国。当时正是雍正皇帝根据康熙生前禁教的圣谕大举驱逐在华耶酥会传教士之后。但伏尔泰却说：“那不是由于他(雍正)不宽容，倒先是由于耶酥会士的不宽容而引起的。”(指天主教教廷禁止中国教徒依中国传统礼法尊孔祭祖，从而挑起所谓“礼仪之争”。)他说：“(中国)皇帝所做的无非是送走了外国的骚乱分子；然而，他竟是以何等仁者之风送他们上路的！不仅对他们的返程安排备至，而且不准在路上侮辱他们。他们被逐的方式本身就是宽容与仁慈的表现。”(《论宽容》)是不是美化了满清皇帝，且存而不论；要在伏尔泰于此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一种胸襟，一种道德观。
那么，伏尔泰是不是反宗教的呢？从他对宗教的攻击随时可见来看，从他揭露教会残害异己之不遗余力来看，从他常常对《圣经》十分之不敬来看，说他反宗教是有根据的。但是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有人说，伏尔泰是名义上的有神论者，实际上的人文主义者。这大抵是不差的。在基督教统治着人的精神世界的时代，给人戴上一顶“无神论”的帽子，就无异于宣布他“非我族类”；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那是会叫人倾家荡产、永世不得翻身的。那时在教会权势的眼里，连“泛神论”也算“无神论”而需遭天谴。斯宾诺莎就是。而在我们俗人看来，“泛神”也是“有神”，怎说是“无神”呢？这叫做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至于伏尔泰，确乎是有“泛神论”的味道，他是把宗教看作道德的体现的；宗教之设应该是为了公正和宽容，而公正和宽容又必以理性为基础。所以他的宗教观与理性哲学是一致的，神明无所不在，相信神明就要相信理性；医治狂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接受理性的管制，因为唯有理性才能够“渐渐地，但却笃定地照亮人类的道路”。
所以伏尔泰不是反宗教，而是要改造宗教，使宗教世俗化、理性化、人性化。在那时，改造宗教就意味着改造整个社会。他说：“我对于我的时代的影响远过于路德和加尔文。”伏尔泰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感：“我撒播一粒种子，它终会有一天长成一片收成。”(《论宽容》)写到这里，伏尔泰是不是有神论者，实在已经没有什么要紧了。
伏尔泰是不是爱国者？这在我们可是一个品评人物的原则问题，法国人也特在乎这个问题，所以议论不少。伏尔泰对自己的祖国说不上好感：他蹲过两次大狱，出狱后被逼得东奔西走；曾因违反宗教、毒化风俗、不敬权威等罪名而书被焚、人被逐……如此这般，他还爱他的国家么？但是，他爱，爱得刻骨铭心，爱得“恨铁不成钢”；正是由于爱之太深，所以责之也苛。他说法国至少落后于英国六十年；说法国一方面还蒙在暴虐和愚昧里，一方面又到处是“牧歌和花边”；说法国总陶醉于过去，“想用(百年战争时期的)六个加莱市民的伟大英灵去挽救法国于灾难”；说法国人热衷的只是烹调和衣着的翻新，却不惜摈弃新的真理，当他们准备接受那些新真理时，它们早已经陈旧了……(《伏尔泰自述》)R·波莫评论说：如果“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的祖国的弱点视而不见，如果“爱国主义”就是即使自己的国家已被甩在后面，还在以民族先锋自况自慰，那伏尔泰就是一个“很坏的爱国者”。爱国主义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永远心满意足，连它的劣根也爱；另一种是通过指陈弊病以求救治之道。前者是盲目的，必然讳疾忌医；后者是理性的，必然有利于社会肌体的健康。伏尔泰自然属于后者。
伏尔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除开文人以外，甚么职业我都不要。”不过他绝对不<SPS=1663>缩在书斋里，他自觉对社会有一份责任，特别是批判的责任。还在他青年时期，卜莱神甫就说他“欢喜把欧洲重大问题都放在他的小秤上秤过。”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伏尔泰写了那么多的书，但从来没有成本大套的说教：他的《哲学通信》、《哲学辞典》平易得像讲故事，丝毫没有习见的哲学书那副圣洁、古傲、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那砖头厚的《论风俗》，其文采横溢，丝毫非正儿八经的历史教科书可比；那些如《老实人》、《天真汉》等等文学作品，有如天方夜谭那样引人入胜。可是，正是这类不成系统的、随感式的满纸云烟，不断地向读者传递着理性的信息，人性的呼唤，智慧的萌动。“润物细无声”，伏尔泰使整个十八世纪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伏尔泰自始至终是乐观的，即使是在览尽人间的种种矛盾、苦难、荒唐之后，他依然是个乐观派。“老实人”在各地历险般走了一遭，看够了荒诞无稽的莱布尼茨式的“尽美尽善的世界”，最后坚定、沉着而又感慨地说：“还是去耕耘我们的园地要紧！”
启蒙，需要锲而不舍。
一九九四年八月于芳古园陋室
陈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