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我随中国青年作家赴苏访问团到北京集中，旋即飞往莫斯科，当然又免不了参观故居，托尔斯泰的故居当然又在必看之中。但这一次却是在绝然不同的情怀中与托翁悲凉地相遇。
讲解员小姐起劲地解释着，并时不时地提出些俏皮的小问题，让我们猜猜托尔斯泰的孩子们吃谁的奶，又指着一张简陋的硬床问我们这到底是仆人睡的还是托尔斯泰睡的。其实对托尔斯泰稍有了解的人，都用不着回答这类非常旅游化的问题。那个穿了一身农民的粗衣服，一定要步行或骑自行车往返于莫斯科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间的人，是不会让孩子们吃牛奶，也不会贪图软床的。从那些与托尔斯泰无关的精心和俏皮当中走出来，又在房子后面一片幽静的树林里倘佯留步，脑子里却一直纠缠着一幅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图景——一九一○年十一月十日，已经是八十二岁老人的托尔斯泰，在风雪之中逃离了他眷恋一生，也居住了一生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终于逃离了温暖的故居，逃离了安详的土地，在一个寒冷黑暗的冬夜客死于阿斯塔波沃，那是一个用钢铁和蒸汽机车组合起来的喧闹的火车站，那是一个充满了现代性的公共场合。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故居，托尔斯泰度过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他在这结婚。在这生儿育女。他曾在这起草方案解放农奴，却又因为农民的拒不接受而失败。他曾在这为农民举办过二十多所学校，希望能够教育农民。他因为厌恶农奴制，而厌恶自己的贵族阶层，厌恶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感情；于是，身体力行的决心把自己变成一个像样的农民，他持斋吃素，草履布衣，做农活，缝靴子。他甚至抨击自己的《战争与和平》是“老爷式的游戏”。为此，他宣布放弃自己的版权。他进而放下文学的笔，直接拿起论战的笔，抨击沙皇和社会的不公。和我们这些当年到广阔天地去“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走向社会批判一切的知识青年绝然不同的是，托尔斯泰没有什么伟大领袖的号召可以相应，托尔斯泰毅然决然去做这一切的时候，心里充满了赎罪的凛然，充满了晚霞当空般的明彻和宁静；托尔斯泰去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因为他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内心的渴望之中。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故居里创作了饮誉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和《复活》这三部皇皇巨著。但是，有了这一切，做了这一切，实现了这一切的托尔斯泰，还是从他魂牵梦绕的故居出走了。仅仅用夫妻间的龃龉，是解释不了这个出走的。
那个八十二岁老人的出走，是一个象征，一个人类的象征。从托尔斯泰跨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第一步起，人类将永远告别古典和史诗。从托尔斯泰跨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第一步起，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就被从古典的“故居”中永远地放逐了。古典和史诗在一九一○年十一月十日和那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一起从故居出走，并最终感染肺炎于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一起病逝了。遵照托尔斯泰的遗嘱，他们共同的坟墓上没有墓碑，也没有十字架，只有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与他们在晨风暮雨中朝夕相伴。二十世纪的现代科技和革命的血雨腥风，终于剥夺了人类最后一个故居。在经历了阿斯塔波沃火车站那个寒冷的冬夜之后，人再也没有“万物之灵”的自大可以依凭，再也没有崇高的台座可以站上去永恒，人类只能从那个喧嚣的火车站开始自己尴尬、孤独的现代旅途。在那之后，人们还要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才终于猛醒到眼前的这一片废墟，曾经是自己那个古老温暖的故居，才终于猛醒到那古老和温暖竟是一场梦幻，竟是如此不堪于历史的风风雨雨。在经历了阿斯塔波沃火车站那个寒冷的冬夜之后，一切板着面孔再来“史诗”，再来“崇高”的人，只能让人想到令人难堪的精神撒娇，只能令人发笑。是苦笑。
做为一座雄伟的高山，那个悲悯满怀的八十二岁的老人，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古典和最后的史诗；也更给我们留下了从古典和史诗之中无奈而又凄凉的出走。
呜呼，历史不再！
哀哉，故居永失！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你有勇气还是没有勇气，你都必须接受，只好接受，也只能接受这个唯一的处境。
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该记住那个日子，记住那个寒冷的冬夜，记住那个地点——一九一○年十一月十日，阿斯塔波沃火车站，那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现代人的出生日和出生地。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九日 于太原新居
抒臆集
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