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七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合作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不少，但只有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存在时间最长，前后坚持九年，并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当时许多人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还有三位特出的校长。
在战争环境下，可以想见，大学的搬迁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西南联大先在湖南长沙建立临时大学，两个月后又南迁昆明，没有足够的忍耐精神，是难以想象的。据当时的一份材料，临大南迁昆明，共有二百二十四人，三七年二月二十日从长沙日清码头出发，至同年的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昆明，历时六十多天，行程一千六百六十三公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教育界少有的壮举。
当时聚集在西南联大的大学教授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
一、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这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文化精神，而是有直接的生活体验。
二、有比较好的国学根基，对中国文化精神有较深的理解。
三、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在政治上一般能接受民主和自由思想。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强烈的爱国情绪，作为大学教授，主要责任在提高学术、培养人才，所以在军事危急，物质生活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仍能弦歌不辍，孜孜育人，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同时，他们对政府的缺点，敢于直言批评，起知识分子应起的作用。这些教授从欧美留学归来，学有专长，许多是一代大师，富有绅士的宽容精神。
在西南联大，也同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团体都不在学校的行政上有什么争夺。清华、北大在学术上本来是很有差别的，但合在一起并没有清华、北大、南开之争，更没有因此而争夺院长、系主任职位拉帮结派的。在联大，可以说是有派系而不大有派系之争。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教授们总是为学术而努力。
联大的和谐是由容忍和民主精神造成的。联大这个自由堡垒的中心精神就是容忍。他们懂得，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是不会有民主和自由的。清华、北大、南开历来以宽容精神见称。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有这样宽容的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还有清华，重要的问题都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有半数以上的人是从教授中选出来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容忍精神，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是不大可能的。联大容忍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它在政治上包容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如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陈序经、冯友兰、钱端升、陈岱孙等教授，在政治上有不同见解，但并不影响彼此之间在联大一起共事，是联大的容忍精神，使各种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学术上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术派别。政治上的不同意见，并没有影响他们尊重别人的学术成果和人格。
联大的成功合作，离不开三位卓越校长的努力。南开的张伯苓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经考察过日本的教育制度，一生都为教育事业奋斗，战时中国大学南迁的举措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时张伯苓主要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另外北大的蒋梦麟校长，早年留学美国，获过博士学位，清华的梅贻琦校长，也是留学美国的，他们两位对于教育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蒋校长负责对外事宜，而梅校长负责校内的事务，彼此分工合作，为学校创造了和谐的空气。他们三位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诚哉斯言！
一九九四年七月于太原
抒臆集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