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了一些先秦诸子以后(很遗憾，我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是先读西学，然后读国学的)，我受到的震撼是极为强烈的。原来斯密所“发现”的原理，在二千多年前已经被中国的先哲们用另一种语言更为简洁和优美地表达过。“兼相爱，交相利”，可以被看作是“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另一种阐述，“无为而无不为”显然有着比“看不见的手”更为宽泛和深远的内涵，对自然秩序的赞颂和追随可以反映在下面的话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斯密的学说实际上是近代西方文明赖以兴起的核心秘密，而中国古典哲学则是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传世法宝。对于这两种学说或哲学的惊人的相似性，我曾在一篇题为“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的论文中加以讨论。在我看来，“尽管文明有不同，但总有共通的东西使之繁荣，也有相同的原因使之衰落，这些东西和原因又是极为清楚和极为简单的，如同爱和恨。一个成功的文明决不可能把恨作为自己的旗帜，因而一个曾经繁荣过的文明所包含的哲学，不可能以今天看来是衰落的因素为主要内容。”至于这两种文明在形成自然秩序观念的时候是否有过沟通，在当时看来似乎并不重要。
在我看到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之前，我曾接触到有关中国文化对西方启蒙时代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发生过影响的说法。我记得我看到的第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名为《先秦儒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光是书名，当时就使我非常惊奇)，作者是一位台湾的教授侯家驹。书中提到魁奈有学生到过中国，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本书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他在书中提到魁奈号称“西方孔子”，并提到他的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魁奈在书中对中国实行自然法的崇尚。但这些描述对我来说还象是些传说。是魁奈的书本身改变了我的看法。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尽管他没有象亚当·斯密被奉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大师，但谁也无法否认他对斯密的影响。并且不少人认为，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只不过法国的经济学者轻率地将这个荣誉让给了斯密。据说如果不是魁奈于《国富论》发表的前两年去世，斯密本要把这一杰作献给他。我们要谈现代经济学的创立和形成，就不能绕过魁奈及其学派。
现代经济学的传统可以用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来概括。所谓自由主义主要是指政府要尽可能少地干预人们之间自愿的交易与合作，除非存在着外部性；自然主义则强调自然秩序在经济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演进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两者都可以追溯到魁奈与其他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在重农主义的理论中，“自然秩序”是一个核心概念，它认定“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国家的形式得到实现。”重农主义因此甚至被称为“自然秩序的科学”。强调自然秩序，就是强调经济中的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可以导致他不曾想见的社会繁荣，因此必然得出经济自由主义的结论。所以毫不奇怪，重农主义是最早提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限制政府干预”的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不难看出，斯密是这种思想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并对之发扬光大。《国富论》的惊人之笔和令人难忘之处，就在于斯密断言，每个个人追求私利，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繁荣(当然是在市场制度条件下)。促成这种结果的市场制度是在自发的力量作用下形成的。而自然形成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魁奈本人并没到过中国，他是通过十六、七世纪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的。因此我们猜想，在他头脑中有关中国社会的事实，也许不过是一些过分美化的幻象。尽管如此，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仍具有极为宝贵的文献价值。首先，在这本书里，“中国”也许是他用来进一步阐述和鼓吹“自然秩序”的素材。在这里，中国是一个实行自然法的理想国度。据该书的英译者说，该书的前七章几乎都从鲁斯洛·德·苏热尔的著作中剽窃来的，那么只有最后一章，第八章才是他自己的发挥。这一章的题目叫作“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但与其说是在谈中国，不如说是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在这一章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后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许会在某些细节上超过魁奈，但在核心思想上，没有人曾经逾越他。我们在那些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魁奈思想、以至语言的影子。另一方面，魁奈对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理解是没有太大偏差的。他写道，“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造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但是这些法则不应被看作仅仅适用于宇宙万物的某一部分，因为它们是适用于宇宙万物所有部分的普遍法则。”他又说，“如果说在中国，思辨科学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并且，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思辨科学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自然法却完全被忽略了。”这种理解基本上与中国古典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以及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文化——老庄哲学的基本精神相吻合。尽管儒家文化与老庄哲学有着很多分歧，但同样都充满了对自然法则的敬意。道家所谓“道法自然”，儒家所谓“天行健”。而中国古代帝王的祭天传统，则是这种精神的仪式化表现。对自然秩序的这种态度，我想，首先起因于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的认识。老子有“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之说，孔子则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们不可能全知全能，掌握有关宇宙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个人(或组织)行为与其他人或自然界的反应之间会产生的某些综合效果，是几乎无法预知的。在他们看来，必有超越个人理性的东西。其次他们都认为，让宇宙法则自然地发挥作用，会使人们得到良性的结果。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若侯王能自守，万物将自化”。而企图通过人们的设计，加快达到人类目标的作法，也许会“欲速则不达”，但是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所以孟子叹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所以，从思想源流讲，中国古典哲学确实对魁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有多大，是否是决定性的呢？在看到中国的文献前，他是否已经萌发了有关自然秩序的思想呢？我想，也许该书的英译本译者在前言中的讨论是中肯的：“自然秩序是魁奈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断言自然秩序的概念是新近从中国传到欧洲的，因为自从伊壁鸠鲁及其信徒的时代即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在西方就有过有关社会基础框架的讨论。但是在十六、七世纪，欧洲对自然秩序的思考又有了新的原动力。对这一话题的重新讨论也许应归因于几个原因：新教改革，走向自然神论和不可知论的运动，当然还有来自中国的报告，连同她的理性主义的儒家哲学。”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不是启发了魁奈，也可以说是加强和丰富了他对自然秩序的理解和信念。无论如何，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古典哲学在阐述自然秩序精神时，更为充分和系统。中国文化起码和当时欧洲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很不相同，不然罗马教皇就不会一度下令禁止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
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找到了魁奈这本书的英文译本。这个译本是作为一本名为《中国：欧洲的楷模》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十六、七世纪欧洲崇尚中国运动的一个全景式的描述。这一部分似乎告诉了我们更多的有关事实。例如书中提到，麦勒布兰奇，一个到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于一七○七年发表了《基督教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家的对话》，“魁奈作为一个青年人，是麦勒布兰奇的忠实读者”。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魁奈的思想形成之初，他已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了；直到一七六七年，即六年后，他才发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作者是杜哈尔迪(Duhalde)，尽管他没有去过中国，但他通过第二手资料编辑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一七○九年以后的几年)和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一七三五)。作者写到，“杜哈尔迪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了魁奈。一是法国人接受的有关中国的一般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一是他的著作是鲁斯洛·德·苏尔热的著作的主要的直接的来源，对于后者，魁奈作了大量的剽窃。”第三个事实是，“第三批有关中国的书信是西尔霍特的书信，他与魁奈和米拉比(Milabeau)很熟识。”西尔霍特在他的书里写到，“中国哲学家的书对于我们学习自然法是很有帮助的，它能使我们看到，自然本身会自动发挥作用，只要我们听从她的劝告。”这种语言和后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语言已经太一致了。
斯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崇尚中国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通过魁奈以及重农学派，一方面是他直接感受的。夏尔·季德等著的《经济学说中》中记载，斯密与魁奈、杜阁等人经常会晤；《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的英译者也说，一七六三年和一七六四年，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曾在巴黎或凡尔赛拜访过魁奈。不仅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斯密。在《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中，作者马弗里克谈到，“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信条可能会影响到诸如朱德温这样的欧洲人，就象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我们知道，《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前奏。在这本书里，斯密证明，人们遵从道德，是出于自利的动机；在《国富论》中，斯密则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幸福会导致社会的繁荣。逻辑是一个。为了进一步证明斯密受到了中国的直接影响，他引用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一人应对所有人的爱不是外在于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本身；他的本性使他爱所有的人，这种情感就和他爱自己一样自然”。他接着说，“对西尔霍特有关‘仁’的讨论的完整阅读，对于学习斯密伦理学的学生会非常有益”。
如此看来，现代经济学有着非常深远的中国渊源。这种两种文化在现代经济学的孕育过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初的沟通，是有案可稽的。魁奈这本书的中译者谈敏在前言中也指出，即使在本世纪，除了《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的作者以外，一些中外学者也就这个问题作过描述和讨论。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事实却一直没有离开专家的书斋成为大众的常识，甚至没有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相反，流行的却是似是而非的历史。例如，我记得一位西方学者(对不起，我忘了他的名字)曾说过，在斯密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除了掠夺别人以外，还有合作可以致富。而在我国，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诸如“市场经济不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之类的话，甚至在一些理论文章中，也经常有作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归结为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与此相应，对中国的经济史更存在着普遍的曲解。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契约性的商业社会，而把在这以后的两千多年与在这之前的历史统统纳入“封建主义”这个用以划分西方历史的概念中。早就有人指出，“封建主义”在西方是指以庄园制为特征的经济时期，中国与庄园制相对应的经济制度是周代的井田制，这一制度早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崩溃和瓦解了。更少有人知道，我国很早就奉行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由于对中国文化和经济史缺乏了解，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包括我自己)对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经济学欣赏有嘉，却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无用和“全盘西化”的必要。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在西方在近代的崛起、西方列强在与中国的冲突中的军事胜利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作了重大调整，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彻底的批判和抛弃，连同它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有关自然秩序的部分。他们在接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同时，没有把市场制度作为同等重要的事物来接纳；在哲学层次上，他们则接受了把科学主义推向极端的唯理主义，而不是对之加以批判的、并且成为西方崛起主要原因的自然秩序哲学。沿着唯理主义的道路，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计划经济。只是在计划经济弊端丛生、破绽百出时，才从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找到了武器。哈耶克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应该承认，哈耶克的著作在人们批判计划经济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人类有限智慧的谦卑态度，他对唯理主义的批判，他对制度形成和演进的自然主义态度，都使人觉得，他比斯密在风格上更接近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可悲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成功，没有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国传统精神回归。而在另一个极端，又有人以市场经济是西方的而加以抵制。
这件事也许会使我们思考得更深，它涉及到文明的性质，文明之间的影响、沟通和融合，以及文明的更新。从中国自然主义哲学到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或许是世界历史中最为成功的文明之间沟通的范例。这不仅需要一文明对他文明的开阔胸怀，而且依赖于该文明的自信态度，以及对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精华的内在需求。“全盘西化”对文明的理解既没有超出地域划分的类型，又不能辨认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价值。它甚至没有弄明白，文明的性质是什么。非常有趣的是，从自然秩序哲学、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中，我们根本推导不出“全盘西化”的结论。遵从同样的自然秩序，在不同环境下却会生长出不同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它们本没有优劣之分。文明是内在生成的，它和承载这一文明的人群是血肉相连的。一个民族不可能象换衣服一样地更换文明。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发端于中国的自然秩序思想排斥文明的更新。相反，自然秩序本身，道本身，就包含了演进与变化的内容。我们今天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颂扬，并不是不要加入新的成分，不是不要从其它文明中，尤其是西方文明中吸收优秀的东西。但这一过程应有机的、顺乎自然的，以原有文明为主体的。它是对构成新的外部环境的外来文明作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它必然要在原有文明和外来文明之间找到可以互相兼容的生长点，找到超越不同文明的一致性。这本是面对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挑战的中国文明可以作到的。因为它的自然秩序学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哲学灵魂。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弗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2.50元)
附记：本文完成后，我读到谈敏教授的论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方知，本文为业余制作。
盛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