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集在《“新批评”文集》中布鲁克斯的文章看，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的确存在深刻的思想——文化危机：共同承认的象征系统已支离破碎；对于普遍性，大家都有怀疑；公众的文化鉴赏能力已被好莱坞电影和“每月畅销书”所败坏；广告术和大量生产的艺术、广播、电影、低级小说使原本丰腴的语言失了血，发出腐败的气息。大学校园里充斥着传播轶闻趣事的小报和庸俗的文学评论。许多大学生，尽管智力颇佳，有相当的想象力，生活阅历也很丰富，但是不懂得怎样去读短篇小说和戏剧，尤其不懂读诗。因而，读济慈的《夜莺颂》，就像读地方小报的社论乃至于百货公司的商品广告一样，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课堂上，刚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的年轻教师，只顾贩卖唯美主义新名词；陈旧的文学教材里，除了作者生平轶事的详细考证和印象式感慨外，关于诗本身什么也没说(345、346、491、539页)。因而，能否和如何改变现状，是布鲁克斯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作为曾在牛津大学写过研究论文的人物，布鲁克斯无论用传统方法或“新潮名词”在一所州立大学讲授文学课，当可心安理得地消磨时日。但他却与罗伯特·潘·沃伦合作，心甘情愿地去写只卖一个多美元一本的小册子《怎样读诗》。这本用全新的细读法写成的大学课本于一九三五年出版后，立即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大学乃至中学文学教科书的范本，也成了美国新批评派影响最大的著作。据说，当新一辈诗人从三、四十年代大学生中出现时，便不能不成为“新批评”式诗人，即使后来“新批评”派失势，他们为摆脱这一影响还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其后，布鲁克斯又分别与沃伦、罗伯特·海尔曼、维姆萨特合作，出版了《怎样读小说》、《怎样读戏剧》、《文论简史》三部著作，单独撰写了《精制的瓮——诗的结构研究》等书和不少论战文章，成为新批评派中最活跃的人物，对普及新批评理论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一九七九年，当人们普遍认为新批评派在现象学、结构主义文论挤兑下已成了“土产形式主义”之后，七十三岁高龄的布鲁克斯还愤愤不平地撰文为新批评派辩护，摩拳擦掌，大有“挽狂澜于既倒”之慨。这使人想起左拉那篇关于磨坊老人的短篇小说，当机器磨面已深入穷乡僻壤时，老人依然旧情难舍，每天驮一袋麦子去颓圮的磨坊里用水磨碾轧，碾得极其认真，极其骄傲，也极其悲壮！
如前所述，布鲁克斯如果在大学里甘于平庸，一定会平安无事。而一当他有所作为，便成了“箭垛式”的人物。有人指责他没有文学史知识，没有考据、训诂之类的学术研究本领，逼得他不得不写一篇《新批评与传统学术研究》的文章，通过对一首诗的“细读”去发现历史文献和传记资料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证明细读批评有优于背景批评的地方。还有人说《怎样读诗》、《精制的瓮》之类著作不过是“课堂教学手段”，只能用在黑板上写关键词和画图表的方法把一首诗当成由各种零件组成的机器介绍给学生，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这又使他不得不撰文申述教学手段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并指出那些所谓“正宗”文学批评家缺乏细读诗歌的常识，在没有读懂的情况下就根据道听途说对一首诗作了胡编乱造的解释。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望文生义，用那高傲的眼睛一看他的书名《精制的瓮——诗的结构研究》，就认为他把流动可变的、动态的诗结构比做形状固定、毫无变化、静止的“瓮”，根本没有理解他以此与流俗对抗的深意。的确，执着地追求真、善、美的人们在流俗眼中不得不变成狂妄而孤独、欲为“情”而死的“浪漫主义者”，他们死后决不会享有“半顷墓地”，而只配装进小小的“精制的瓮”；他们生前，也不得不为不甘平庸而付出“难得糊涂”的代价。
平心而论，布鲁克斯并非“天才亮特”的人物。美国新批评派中，无论他的前辈还是平辈兼“后进”如兰色姆、韦勒克、维姆萨特等人在理论建树、撰著业绩等方面都胜他一筹；他全身心投入的“新批评”文学运动到六、七十年代也已成了“明日黄花”，其理论并非无懈可击。更重要的是，布鲁克斯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他从事的工作不是“经国之大业”，也不是可以颐指气使的“盛事”。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文学不能提供现实世界的最终真理，它代替不了宗教，也不能说明道德标准，无法承担人们希望它承担的许多“重任”；文学批评更是“卑微”的，它对作家的影响极为有限，不仅不可能提供创作公式，甚至只能在作家进行创作时反复告诫他们：“不要理会那些批评文章；可以读一读政治、历史或哲学著作——或者干脆从军，或者信教。”它的“释义”，也只能永恒地围绕作品盘旋而不能完全掌握或代替作品，它除了能“暗示”一首诗是什么之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然而，不管布鲁克斯有多少客观的不足和如何“透底”的自我意识，他的“量才自用”，他的不耻“后”问(经常引用、推荐韦、维二氏的文章)，他为维护“新批评”信条而表现出的精神，依然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很难说布鲁克斯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也很难用我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才必有用”等模式去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我以为，用他自己阐释过的美国“硬汉”精神评价他也许更为适宜。他在《邪恶的发现：<杀人者>分析》一文中曾指出，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海明威笔下那些阅历极为丰富、涉世甚深、表面上看来麻木不仁，内心却极为固执、敏感的“硬汉”并不是具有兼济天下、匡扶时艰之类自信的人物，也不是胜利的英雄。他们在这狂暴激烈、粗野冷峻、杂乱无章而又毫无意义的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表示，他们力图把自己信奉的也许不无偏颇的标准和信条强加于这个混乱的、不可救药的世界之上。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按照这种自己制定或愿意遵守的信条去生活，才能保住人的“尊严”，保住个性，保住与世界的粗暴混乱相对立、符合人性的秩序，即使总是失败，也失败得英勇豪迈。而为了这种“保住”，他们不得不自行其是、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贵族式的人物”。不过，“只有那敢于承担风险而又不要求怜悯的人才值得怜悯”(434页)，他们终究是值得怜悯的悲剧式硬汉。尽管布鲁克斯及新批评派在文论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刻痕，但由于他和沃伦分析起“硬汉”精神来那么精彩，那么透辟，那么动情，甚至在纵笔直捣“硬汉”心灵深渊时，不惜超越“文本细读”的某些规范，触及文本间关系、文本与“世界”的关系这些为新批评派所讳忌的领域，不由使我产生这样的联想：论功论过，我认为从精神本质上说，布鲁克斯用他那有限生命扮演的就是他认为不得不扮演也值得扮演的悲剧式硬汉。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八日于布拉柴维尔
(《“新批评”文集》，赵毅衡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版，3.85元)
程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