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个大题目，做一篇小文章，不过所讨论问题倒不是小问题。
先从“后现代”这个词说起。不是为给它下定义，而是说如何理解它。初看起来，“后现代”这个词有点费解。“现代”(modern)已有“现时”、“现在”的意思在内，加上一个“pOst”，而又不指“未来”，当如何解？于是人们解释道，“modern”这个词，在史学中专指十七八世纪以来的“近代”，而“现代”(史)则标以“contemporary”，以示区别。又有人说，所谓“后现代”，不是说“现代以后”，而是指“极端的”“现代”，而所谓“极端的”，欧洲人用“ultra”，而我国有人用“extreme”。这些说法当然都很能够帮助理解这个词，但总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现在，我想提出一个说法，请大家批评。按我说，modern这个词不是有“时髦”、“流行”、“时尚”的意思在内吗？过去我们中国人常译成“摩登”，于是有“摩登女郎”之说，而洋人也有“modernfashion”一说。从这层意思说，所谓“post－modern”，不仅是指“后近代”，而且是指“后时髦”、“后摩登”、“后时尚”。这里的“后”，不仅有时间上的前后，而且有意义上的正反。所谓“后时尚”，就是“非时尚”，是“崇尚‘时尚’之后”的意思。我觉得，这样理解，有一层学理上的好处，因为所谓“后现代”诸公有一个基本说法，即现代、当代的社会，已不是“崇尚‘时尚’”的时代，现时代(后现代)不可能有“主流”，不可能有“时髦”，不可能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在他们心目中，“街上没有流行色”，而是万紫千红、五颜六色。所以，所谓后现代(post－modern)，可以理解为“没有‘时尚’的时代”，“没有‘时尚’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modern fashion。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把“后现代”这个思潮的主要思路理顺下来。
所谓时尚，乃是人为的一种风气，一些人开出一种风气之后，要众多的人模仿、学习、仿效，要别人服从，而自己则定为一宗，以道德、法律、真理自居，实际上则以自己的观点、思想、利益强加于人，要别人把它当作道德、法律、真理来服从。后现代诸公认为西方文化的传统正是以道德、法律、真理的名义强人所难的一种“时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超越的、永恒的道德、法律、真理在，所以才会出现！曾经自称为真理的，总是要“解体”，一种真理会被另一种真理所代替，就像一种时尚必定会被另一种时尚所代替一样。
道德为一种“风尚”，尚属常理，法律就有自身的确定性，不好用“时尚“来说，而福柯却要说是监狱造成了罪犯。法律并不体现公正，而只是在公正的外衣下，维护着某些人的权利。如果法律表现强者的利益，则是镇压广大弱者的工具；如果被理解为代表弱者的利益，则压制了强者能力的发挥，而尼采对后者表现了特别的反感，认为法律保护弱者之堕性，而使强者不得施展其才能。
那末，真理又如何？真理总要有它的普遍性、必然性，而不能只是一种“时尚”吧？我们看到，后现代诸公很努力地尽各人的聪明才智向人们表明：一向被认为是“真理”的，仍只是一些“时尚”。
认定真理亦为“时尚”的后现代诸公都以“反传统”的勇士自居，其实这种思潮，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并不完全是当代诸公独创的。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传统当然很强，那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个大传统，或者叫“大时尚”。哲学—形而上学追求不变的、永恒的“真”“知识”——“真理”。但是，即使在古代，这个传统也不是唯一的，古代希腊就有怀疑论。著名的怀疑论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同时，而且后来学院的领导权竟落入这一派手中。近代怀疑论从笛卡尔、休谟、康德也有一个很强大的传统。怀疑论反对独断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妄加否定或肯定，提倡一种“括起来”、“存疑”、“悬搁”的精神，原本也有合理的一面，所以能自成传统。后现代派反对西方哲学传统，实际上只是用一种传统反对另一种传统，或者说，用“小传统”反对“大传统”，因为怀疑论这个传统不能满足人们“终极追求”的欲望，虽不乏强有力的思想者，未能成为西方哲学的“大气候”，相比之下，领风骚的时间比较短些。
怀疑论未能成为大气候，现代的怀疑论者——后现代派诸公更干脆认为今后就不可能出现任何大气候，一个时代不可能有统一的、定为一宗的“时代精神”。
后现代派之所以有如此的看法，其核心的理由是认为，世上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意义”、“价值”、“真理”，历代被认为是“真理”的“思想”，原非“一线单传”，而都是具体的实际条件的产物，所以不仅各种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之间相互矛盾，互相拆台(解体—de)，就是一个思想体系内部，同样充满了矛盾，会自行解体。某些思想体系在一些时代被认为是“真理”，令诸“小气候”——百家服从，乃是由权力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成为统治的思想。于是为这个阶级服务的文人学士就著书立说，要万家学习、遵从，并且世世代代学下去。古圣贤的著作将传诸久远，因为它表达了真理，而服从真理就像服从上帝一样，是为人之本，是人的天职。
然而，后现代诸公说，世上何尝有亘古不变的“真理”？组成“真理”的是一些“语句”，语言本是人为的，而它要“说”的“事”却是自然的，要这两者符合——“符合论”原本是对真理、真知识的一种理解，本来就很勉强，不可能天衣无缝，语言和现实之间永远有一条“缝”。
语言的形式是人为的，那末语言的内容呢？“说”总要“说”些“什么”，这些“什么”不可以是客观的、现实的吗？后现代派反驳道，这些“什么”说穿了都是一些表象(representations)，是客观现实的代表。当代表固然很有身份，但毕竟不是“原始的东西”。何以见得你能“代表”？还不是有权势的那一层人说了算；更何况，所谓表象式的思想方式，表象式的“真理”观，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受到了批评，他认为表象离不开直观、影象，而真理是“绝对”，恰恰是没有表象的，真理是“概念”的，而且是无表象的“概念”。不过后现代派说，黑格尔的无表象的“绝对”“概念”自身是矛盾的，所以也解体了。总之，在后现代诸公看来，传统上所谓的真理，实际上就像柏拉图洞穴之喻所说的，只是影子，或影子的“影子”，是仿制品(Simulacrum，J.Baudrillard语)。
这是揭穿传统哲学之虚妄性，而现在的人——后现代的人之所能够彻底揭穿这种虚妄性，则又与这个时代的“人”的特点有关。这里，我应该赶紧说明，这个所谓“后现代”的“人”的特点，实际是“没有特点”，或者说，“没有共同的特点”，而“各人有各人的特点”，一个个的人，没有“同”，只有“异”。
强调“人”的个别性、差异性，现在西方思潮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甚至认为说“他人”是另一个“我”都不过瘾，说“他”就是“他”，不是“我”。这话说得很到家(到位)，因为如果“他”仍是一个“我”，则“我”尚可以“我”之心度“他”之腹；如今“他”就是“他”，则“我”其奈“他”何？
“我”的“话”(写的书，做的报告，出的文件等等)要“你”(他)“听”(听从)吗？凭什么？因为“我”的“话”是真理？谁也不敢说所言之语，句句是真理。那末凭什么？凭权力。除了权力外，“他”绝不“听从”“我”。反过来一样。“我”凭什么“听(从)”“你”的？“我”有“我”自己的见解、立场、眼光。当然，“我”要“读”“你”的“书”，但“读”不等于“听从”，“读”是“解(读)”，是批评，是揭发“你”的“矛盾”。你说你的“书”是“文本”，是“本文”，是“本”，我说你的“书”仍是“流”，不是“源”；是翻版，不是原版。你有你的“文本”，我在“读”你的书时，也有我的“文本”，我“解读”了你的书，我也就有了另一个新版本，所以“读”书，“写”书，不过是各个“文本”之间的参照关系(intertextnaIity)，大家都是仿制品，你不能说因为你有权势，被人为地定为一宗，就比我的高明些。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版本面前人人平等，不过不是人人都要“服从”“原本”，而是“原本”也是版本之一种，与其它版本处于同等地位。
关键问题在于“我”根本不相信“你”的版本是真理，甚至不认为“你”的版本比“我”的要高明多少。“我”和“你”处于同等的地位，谁都不可能被“同化”。“我”、“你”、“他”只能是“异”，不会是“同”。
对“人”的这种异质性的理解，就后现代派言，似乎还有一层意思应该揭明：在后现代派诸家看来，过去的“人”对这种异质性的觉悟，不如现在的人——后现代的人自觉程度高，因而不如现在的人普遍，而只有像尼采这样的少数人才有这样的觉悟。过去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或文化不高，或地位太低……，容易相信“同”，容易“认同”，譬如古代的种族、家族、等级，近代的阶级，以及职业的分工——业主、工人、农民……，而现在——后现代的“人”则不承认有统一的类属，或社会上的类属分工都不能说明“人”之为“人”。“人”是“个体性”的，“个体性”就是“个体性”，“我”就是“我”，“你”就是“你”。现在—后现代的“人”就好像从过去被类属束缚了的“共同体”中迸裂出来的原子、单子那样，人人不同。过去—近代的“人”有点像古代希腊阿那克萨哥拉的“同类体”，又叫做种子。种子之所以叫做“同类体”是因为种子尽管可以生出不同品种的东西来，但它们内部成分是一样的，种子包含了“一切”，无论它多小，同样包有“一切”，所以还可以分下去；而德谟克利特的思路就不同，他说事物分到了最后，种子里那些成分都给分出来，“一切”不在“一”里，“一”不包含“一切”，所以就没有得可分的，是为原子，原子每一个都不同。过去—近代的人有点像阿那克萨哥拉的“同类体”(种子)，而现在—后现代的人则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
过去—近代的人都大体上要归一个属类，是工人就得做工，是军人就得勇敢，是臣民就得服从君主的命令。即使像康德这样的人物，也得服从君主的“缄默令”，而以学者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来自我排解。至于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则各安其分(社会分工之属类)，名之曰服从法律、遵守纪律、恪守道德、克己敬业……，就连从事“自由思想”的哲学家，也得“服从真理”。
现在—后现代的人则每个人都是一个充实的实体，一个原子，它没有“缝隙”，真正具有“不可入性”。现在—后现代人也读书，但他读书不是要从书中“取得”些什么，而是“放进”去些什么。作者“编织”了自己的文本，读者则根据这些“文本”的材料，重新“编织”自己的文本。读者并不是通过“文本”去“领会”作者之“原意”，因为作者已“不在”，“原意”也就“不在”。并不是作者“决定”读者，甚至不是“文本”“决定”读者。如果要说“决定性”的话，在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读者是决定性的。作者(他人)的文本“进入”不了读者内部，因为读者作为“原子”的“内部”是“实心”的。文本只能给读者以影象，于是，有什么样的读者(镜子)，就会有什么样的影象，而每一个读者——每一面“镜子”都是不同的，因而“影象”也是不同的。“一千个演员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本《红楼梦》”。表面上似乎在读同一本书，实际读的却并不是同一本书，因为尽管人们不能“取出”书里没有的东西，但每个人“放进去”的东西却都是不同的。“取出”的东西为“对象”所“限制”，但“放进去”的东西却没有什么“规定”。
我们——现在—后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由众多“原子”构成的世界，没有大写的“人”，没有大写的“我”，也没有大写的“主体”(Sub－ject)，大家平等，而又异质，没有主、客之分。
后现代派诸家很反对西方十九世以来的“主体主义”，因为在这个思潮中“人”有一个大的特性，即主体性，它不同于客体性，譬如不能知识化、对象化等等，尽管把“人”说得很“特别”，但仍有一个共同性——不能归结为“客体”的“主体性”。这个思潮，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由海德格尔早期、雅斯贝斯等引进现象学的存在主义(existenia1－ism)，这两种思潮结合起来在法国很流行了一阵，出了像萨特这样的代表人物，领了一时之风骚。如今后现代派诸公，大概也离不开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思路，但他们更进一步和法国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这个学派结合起来，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中摧毁性的一面，走到了一个很极端的地步。他们反对从“主体性”来理解人，并不是因为人在世界中，“主体”和“客体”本是一体——这是从黑格尔以来现象学“正宗”，由胡塞尔强调“人文科学”即海德格尔将“Da－Sein”提高到非经验层次，也算为“人”找出一个暂时(有时限的)落实的地方。后现代派根本不承认有主、客这样一种关系。
“人”是“主”吗？“人”本不是一个“统一体”、“共同体”，“人心各如其面”，每个人都不一样，事实上，不要说过去的人大多数都不在“主”位，就是现在的人，也都被各种社会制度制约住，不能在“主位”。就现代的代议制言，好像很民主，实际上是虚假的。“你”怎能“代表”得“我”？“代表”——representative和“表象”——representation一样，是仿制品，不是真货。所以一些激进的后现代派在政治体制上反对代议制，认为那是假民主。
那末，以全体人类为“主体”，而以自然为“客体”行不行？这个问题现代科技发展也向人类敲起了警钟：主体不能向客体榨取过多的财富，人与自然应和睦相处，以求平衡和稳定。其实现象学整个思想系统就是建立在这种和谐关系上，来强调“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不过胡塞尔担心自然科技的发展会淹没了“人”，而海德格尔说“人”和“世界”不是主、奴—主、客关系，而是邻居关系，则似乎又更进了一步。这样，“人”不在主位，也不在客位，主和客本是一种人为的分割。
更何况，如人人都在主位，也就没有了主位。那末，有“一群人”在“主位”行不行？过去是这样，现在一后现代的时代则不行。在后现代，物可以以类聚，而人则不能以群分。不是因为人太大而不能分，而是因人太小而不能分，“人”是一个个不可分的“小个体”。
所以，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有占主位的大思潮、大气候，而最多只有小思潮、小潮流；认真讲起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思潮——或形不成“潮”，则曰“思想”亦可。大思潮领一代之风骚，管很长一个时期，是为时代精神；小潮流则变动不居，才显出生命之跳动，精神之活泼，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文本”，拥有自己的世界。人人皆为圣贤，也就用不着圣贤来“教导”众生。
天才的崇拜，天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的时代、后现代的时代是“人人”的时代，但这个“人人”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群体，所以不是“大”众，而是每个人的时代。天才的时代过去了，但天才并没有“死去”，只是在人人都是天才时，天才也就不成其为天才。每个人都“与众不同”。
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潮流”、“时髦”一“意识形态”。“你”想“制造”(创造)一个潮流吗？“你”想开一代之风气吗？“我”不相信“你”，“我”要“解构”“你”，使这种潮流解体，而不成其为潮流。于是有“后现代”、“无潮流”、“无时尚”时代。
“后现代”这个“小潮流”(按他们自己的意思，不会有大潮流)很激进，但同样激进的理论开出的却不是“后现代”一家。譬如，既然说，“他”不是另一个“我”，那末，“我”对“他”(你)还可以有一种态度，叫做“诚”，叫做“敬”。
“我”固然是一个个体，但却不一定就是现成的个体。“他”(你)可以是现成的，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有“他”、“你”，“你”和“他”早于“我”。“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已经有了“你”和“他”，“我”是“你”和“他”的“补充”和“继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虽同样为“单子”，但“你”和“他”都是“实”的，“我”则是“空”的，按古代原子论的话说，“你”和“他”是“原子”，“我”却是“虚空”——古人比我们后现代派诸公“宽容”一些，承认“虚空”也是archē(始基、本源……)。
“我”是“虚”的，“空”的，“我”就要“接纳”“你”和“他”，使自己“充实”起来，“我”就要“听话”、“读书”，“我”要“邀请”“你”和“他”，“我”要“学习”，要“听从”。要“学习”(读)“你”和“他”的“书”，遵守法律和道德，因为法律和道德也是“你”和“他”的经验、教训的结晶。至于那自古以来就受人崇尚的真理，则更是“我”所要追求的，对于真、善、美，“我”充满了诚意、敬意、爱意。正因为真、善、美是无穷无尽的，因而“我”的诚、敬、爱之心也永不会熄灭。
后现代派诸公会说：要知道，“人”是“要死的”，你死了之后，你的一切“作品”，都要由后人来评说。不错，人固有一死，“我”一定会死，但我相信后人作为“自我”言也都是“虚”的、“空”的，他们也要“学习”，他们会先倾听“我”的声音。——虽然“我”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但就是为了这一点微弱的声音，“我”的工作—写作，也就有了“意义”。
你说你是“虚”的、“空”，要“接纳”“他人”的东西，岂不是太不自由了。然而，只有虚的、空的才是自由的，如果“我”也像原子那样是“实心”的——不是“虚”其“心”，那末反倒很不自由，因为只能受到别的原子的撞击，而受物理世界必然律力的支配，这是古代希腊人已经告诉我们的。在原子的无序的撞击中，才出来一个宇宙——秩序。这全是物理世界的规律，我想后现代派诸公也不愿意自己如此。
“我”则“虚”其“心”，就有了“余地”，有了“可能性”，可以“择善而从”。
或曰，你讲“服从”、“顺从”，一点没有自我的独立性，一副“庸人”相。其实，“虚其心”正是为了更好地“充实”，你这付“臭皮囊”到底拿什么来“充实”它？我想还是以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来充实之，以这些材料来在我“心”中蕴酿、发酵，使“我”在“充实”之后也能在这个优秀成果之中“放进去”些什么，而不是毫无准备、毫无根据或自以为是地“放进”一些废物去。
你说什么“诚”呀、“敬”呀，是你们东方人的传统——不对，“诚”和“敬”你们西方人也开始说起来了，不信读读法国列维纳的书就知道了；至于“爱”，则西方人说了几千年了，不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东西方的哲学文化原也是可以沟通的。
后现代派诸公这种“无时尚”的时代使人想起希腊古代的“民主制”，那不是“代议制”，而是直接参与的全体会议制——大概就是后现代派某些人所谓“公众场地”(public sphere)的“理想境界”，这在古代希腊雅典城邦小国家的条件下，或属可行，但其效果亦不见得理想。当其时也，那一个个“公民原子”跑到会议上去“碰撞”，从唇枪舌剑，到鼓噪喧嚣，时间一长，因莫衷一是而常常受“蛊惑家”(demagogy)的左右。在纷乱的局面下，于是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诸家出，领了西方哲学数千年的风骚，至今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学说，但无人敢说他们创造(制造)的只是一个“小气候”。
“没有时尚”、“没有大气候”的时代未必是好的时代，当人们感觉到这个时代的不幸和悲哀时，也必定会欢迎他们自己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到来。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点，我并不认为后现代派诸家都已是些“蛊惑家”，他们多数还是很严肃的学者，我也很愿意读他们的书，重视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我觉得他们用每个人的小世界、小思想、小气候来代替、取消一个时代的大气候，不是一个好势头。
此外，我写这篇文章，是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新出(一九九二年)的一本介绍“后现代”学派思想的书，综合起来的一点感想。这本书不是学术专著，但材料很全，介绍得相当准确、清楚。美国人已接触“后现代”思潮有年，故能清楚、详细、可靠地介绍出来，而对于新思潮的介绍，准确和详细是最重要的。书后并附有三十多页的参考书目，对我国读者很有帮助，我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读读。这本书的作者为Pauline Marie Rosenau， 书名为“Post－Modernism and theSocial Sciences”(1992，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叶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