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的力量》这篇短东西也是歌颂斯大林的，描写斯大林的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一天有一个秘密会议需要参加，但是这一天第比利斯降临了暴风雪，天气极端恶劣，斯大林住得又远，人们以为他不会来了，但是了解他的人相信他一定会想出办法出席会议的，因为他说了他要来，说了要来就一定会来。果然，斯大林来了，斯大林是滑雪翻山而来的。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多半会被看做一个“然诺”的问题，叫做说话算数。而苏俄式的说法则在于话的力量，言语与语言的力量。这样一个关于话的力量的命题比小说情节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话的力量，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
言语确实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它培育了思想，沟通了人际，造就了社会，使人当真成为万物之灵。文字就更了不起，它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变成了比人本身更坚固也更郑重的存在，所谓白纸黑字，万万大意不得。所以相传苍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话能通神，这还不是话的力量吗？
话的力量的提法首先使人想起符咒的力量，对于符咒的相信，表现着人们对于话的力量的敬畏。虽然显得原始了一点，这也是一种信仰。各种宗教都是要祈祷的，祈祷也是说话，是与主与神说话，因而那也是话的力量的显示。至诚可以通天，笃诚的信仰能够焕发出奇妙的巨大的力量。
话的力量也是感情的力量。世上唯有情动人！而情是要用言语来表现的。
话的力量更是科学的力量，特别是逻辑的力量。理论掌握了群众便变成物质的力量，信然。
话的力量也表现为言语的艺术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无须解释。
而最最奇妙的是当具体的言语组成了博大精深的语言体系(顺便说一下，言语是具体的，而语言是概括的。“五讲四美”中的“语言美”云云，实为“言语美”之误)。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语言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便成为一个愈来愈独立的世界。它来自经验却又来自想像，最终变得愈来愈具有超经验的伟大与神奇了。它具有自己的规律法则，从而具有自己的反规律反法则(即变体)的丰富性、变异性、通俗性与超常性。它具有组合能力、衍生能力——即繁殖能力。它被人们所使用，却最后又君临人世，能把人管得服服贴贴。
好厉害的话的力量！能不慎哉！
是的，一个革命党，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是十分重视话的力量的。这样一个党在执政以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话语赢得了民心，取得了胜利的。她还没有执政，当然拿不出太多的政绩，而更多的是靠论证与许诺，而论证与许诺，不就是话语吗？我们强调说这是科学的话语，光荣的话语，无非是进一步强调这种话语力量。当然光靠话语也是不行的；根据地，解放区的实践，以实在的图景加强了这些话语的可信性。提起共产党的“宣传”，连国民党也不能不甘拜下风。
五十年代我常常阅读并赞叹于苏联的外交政治话语的煽动性、系统性、高屋建瓴性、洋洋洒洒性。不论是联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联合国大会上维辛斯基副外长的演说，都令我倾倒。那时的苏联是作为国际秩序的一个批评者、反叛者即旧世界的掘墓者而出现的，而人间的规律是批评别人往往比维护自己更加雄辩得多。
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野党在话语上常常占有优势，因为他们的政见他们的方略在执政以前往往只是一些理想型的因而显得相当完美的话语，而执政党却要为自己执政的实际——这种实际肯定会是不完美的、捉襟见肘的乃至千疮百孔的——进行拙笨的辩护。在野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呢，说话立即慎重多了，许多在野时说的大话也都收起来了，这时候强调的已经不再是话的力量主张的力量而是实际利益实际的可能性了。这时候他们相信的已经不是话的力量而是权与利的力量了。愈是有力量的话愈是难以兑现，各国莫不如此。这种政治游戏的常规现实固然有些可笑乃至可憎，却也可以理解。难道能设想另一种情况吗？难道能够是一个执政党大话连篇，而在野党句句掂量吗？
我们曾经十分地重视话的力量。“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话的力量有多邪乎！我们也曾经学习过苏联的做法，在一些大节日前发布口号，由党中央制定口号，这不是说明对于话语的重视吗？再想想那些大义凛然的论争吧，为了一个“提法”——“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过去方针”还是“既定方针”，我们斗得还少吗？这也是一种话的力量——可畏的力量吧。
广泛的政治学习，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转弯子与表态，一次又一次的讲用与传经送宝，所有这些都是话的力量的强调、表演与证明。多少人因为话而罹难，多少人因为话而直上青云！多少人以话为生——想想那些到处讲用的积极分子吧，再想想那些动听的话语吧！
我在新疆农村劳动的时候，一位维吾尔农妇听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把蓝天和大地变成纸，把海水变成墨，让全国人民都变成诗人，也唱不完毛主席的恩情。”她惊叹道：“现在的人说话是多么会说呀！太棒了！太妙了！简直再也说不过了！”
是的，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常常感到，中国大陆出去的青年要比台湾来的会说会辩得得多。我个人的“口才”也常常为人称道，如果真的是有一点什么口才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培育锻炼。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简单地说，话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宣传的力量，“路线”的力量，批判的力量，政治斗争的力量。这些当然是有力量的。
但是这种力量也可能异化，也可能进入误区。这使我想起已故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的一首诗，他的诗里讽刺那些“用舌头攻占城池的英雄”。为此他被英雄的“舌头”们骂了一个不亦乐乎，整了一个死去活来。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话是有道理的。重话轻实的作风是会孵化出许多牛皮大王，巧言令色、投其所好、阳奉阴违来的。
话是一种有魅力的东西，说得多了不但能说动别人，也能说动自己。用巧妙的言辞去解决(实际上是不去解决)实在的问题，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以那个很风行过一时的三点论来说吧，什么“对于天灾我们的态度是第一承认，第二不怕，第三要克服它”，这样的十足的俨然颠扑不破的废话难道能解决任何问题吗？再拿大批判来说吧，想当初批得是何等威风，何等花哨，何等排山倒海、雷霆万钧、天花乱坠、仪态万方！什么对立面已经化为“齑粉”啦，什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啦，什么“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啦，什么“玉宇澄清万里埃”啦，什么“战斗正未有穷期”啦，什么“大打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人民战争”啦……古的今的诗的散文的比喻的修辞的文的武的，各种话的力量用了一个六够，又有多大的真正的力量呢？又有几个是做对了或者做成功了的呢？
“眼见为实，耳听是虚”，类似的谚语已经表达了人们对于话的力量的某种怀疑乃至警惕啦。
显然，如果一个执政党不想搞乱自己，不想搞垮自己的话，在执政以后就应该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从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过渡到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上来。执政党而又成天价唱高调，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样做不但分散了精力，干扰了建设，干扰了为人民谋利益，损害了政绩，毒化了空气，败坏了风气；而且在人们愈来愈不相信高调的同时，人们不是用高调来约束自己，恰恰是用高调来要求执政党，从而会用理想主义的高调来将执政党的军，使执政党自己处于尴尬的地位。历史证明，高调常常是颠覆的武器而不是建设的武器。以话的力量搞斗争尚可——也不能光靠话的力量，而是还要靠身体力行的力量——以话的力量搞执政搞建设就会大谬不然。如果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人人都迷恋于话的力量，人人都善于发挥话的力量，人人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言不惭，吹牛皮不上税，一句话，如果我国出了十二亿政治家演说家批判家口力劳动英雄，我看这个国离亡掉不会太远了。
所以，现在提的是不争论至少是少争论。确实是一大发明贡献！确实是要紧得紧！连姓社姓资这样的最能够表演话的力量的节目都暂时搁置起来了——我说是暂时，因为这方面的那股“话的力量”说不定还在大大地积蓄着，等待着爆炸呢——遑论其他！
现在强调的是经济建设。很可惜，经济的发展，常常并不决定于话的力量。过分膨胀了的“话”，该收缩收缩啦！
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税多，说的是钱加权的力量。会多，说的是话的力量。现在共产党的会也渐渐少起来了，而税，不免要渐渐多起来。这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必然的过程。希望那些过往深受膨胀了的话的力量之害的人们少安勿躁，不要太怀念与急于召回那种吹大了的话的力量。
话太少了也不行，就是说还得有精神，还得有价值取向，还得有文化的凝聚力。光有行政的凝聚力或行政的禁止力是不够的。当然话的力量仍然存在，而且不能忽视，本文说的，只是请它回到应有的位置去罢了。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说说巴甫连柯，他所吹的斯大林的话的力量也不仅是话语本身，而是一种说了就做的力量，归根结底，话的力量只能依赖于实践的力量。诚则灵虽然暂时有效，却毕竟是一个颠倒了的命题，诚只可能暂时地与局部地成为灵的前提，灵其实才是长远的与根本的诚的前提。就是说，灵才能诚。老是不灵，诚就会变向反面，这就会非常非常麻烦。现在是强调实践的力量，强调实践的灵才是诚的前提的时候了。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这个变化是意味深长的。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