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是日本出版的一个基本类型，出版统计把它单列一项，大一点儿的书店里都设置专架展示。现在日本市面上能见到四千种全集类图书，其中，文学方面的，不下五百种。一九九三年度畅销书排行榜上，全集类排出十种，内有《池田大作全集》(七十五卷)、《少年古典文学》(二十六卷)、《筑摩日本文学全集》(六十卷)、《世界美术大全集》(二十八卷)等；不过，这里的“全集”范围很宽泛，像池田大作的十二卷纪实小说《人革命》、四十八卷《漫画·日本史》、二十一卷《讲座·日本通史》都算在其中。所谓全集，大致是与单行本、廉价版丛书(“文库”和“新书”)相对而言。
现代文学全集，似乎是日本出版业界的特产，据说英美没有什么“英国现代文学全集”、“美国现代文学全集”。“文学全集”是综合性的，把一个时代的作家们荟萃一堂，与之相对，是单个作家的“个人全集”。卷数固定、具有系统性和网罗性的文学全集，出现于大正改元昭和之际(一九二六年)，始作俑者是改造社。当时，该社因关东大地震之后的萧条而濒临绝地，于是孤注一掷，“断然实行出版界大革命”，推出《现代日本文学全集》。这套全集共三十七卷(后增至六十二卷)，预约征订，先收一元钱，即最后一卷的书款，出版社用作初期出版的周转资金。每卷一元钱，这在当时便宜得出奇，订数迅忽多达三十余万(当时日本人口约六千万)。改造社的成功诱动整个出版业界，一哄而起，如法炮制，三、四年之间粗制滥造了二百余种全集。这就是日本出版史上有名的“元本时代”。大诗人齐藤茂吉曾回忆道：昭和初年，“日本无论多么僻远的地方，没有看不见元本的”，“不论哪个阶级的人，没有手里不拿元本的”。
电灯普及之日，“元本”风行之时，文学全集出版史就这么歪打正着地开始了。元本的功绩似在于拓展了大众读者层，给图书的编辑和流通带来一场变革，开启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出版体制。全集出版投资大，但看似风险，若计划得当，走上正轨以后，就较为顺利，因而时常被出版社援作起死回生之策，使一部文学全集出版史竟象是出版社玩命的历史。战火劫余，角川源义创办角川书店之初，便自己动手选编了六十卷《昭和文学全集》，大功告成，奠定了基业。
出版是成活率极低的行业。作家和田芳惠为筑摩书房编写三十年社史，感叹：在百不存一二的出版界，筑摩书房如此孤芳自赏，居然能经历三十年风雨，简直是奇迹。这家出版社创业者古田晁(筑摩是他故乡的地名)抱定“不怕蚀本，尽量出好书”的理念，赢得读书人信赖，然而他欠缺企业意识，疏于经营。副社长白井吉见是古田从中学到大学的同窗好友，两人携手起家，见他镇日价借酒浇愁，怫然而去。不久古田病倒入院，出版社只能再维持一年半载，代理社长悄悄问策于臼井，得到八个字：现代日本文学全集。这套全集自一九五三年刊行，一箭中的，原定五十六卷，扩充为九十九卷，累计印行一千二百万册。后来又续编了三十八卷《新选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从此，筑摩书房在全集出版上独树一帜，赢得“全集出版社”声誉。
昭和六十年间，全集出版热一再勃兴。战后问世的文学全集，除了上面提及的，撮其要者，还有河出书房的《现代小说大系》《日本文学全集》、新潮社的《日本文学全集》《新潮日本文学》《新潮现代文学》、讲谈社的《日本现代文学全集》《日本的文学》《日本现代文学全集》、筑摩书房的《日本文学全集》《明治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大系》《昭和国民文学全集》、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文学》、文艺春秋的《现代日本文学馆》、集英社的《日本文学全集》等。六十年代中期，全集出版达至高潮。石油危机以后，日本进入轻薄短小时代，印刷文化遭受其他媒体冲击，教养主义没落，读书人对全集那种积累性、体系性乃至普遍性也失去兴趣。作为一种家庭摆设的全集，终于和百科辞典一道被电器挤出狭小的住居。八十年代几乎只有小学馆刊行了一套《昭和文学全集》，仅三十五卷，不等购读者回过味儿来便及早收场。
素负盛名的筑摩书房因为滥上选题，资金投入过了头，终于申告破产，没庆上四十周年。为图东山再起，它放弃权威主义的方针，另辟新径，以小型廉价版的“文库本”形态刊行文学全集，一改历来全集那种重厚长大的传统形象，使全集出版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过，一些文化人却讥之为筑摩书房的堕落。
作家个人全集出版，大概属一八九四年问世的《(北村)透谷集》最早，继之于一八九七年刊行的《(<SPS=0573>口)一叶全集》是命名“全集”之始。与大型文学全集相比，个人全集出版从未萧条过；所谓文学类全集五百种，五分之四以上是个人全集。全集不全，我们要正名为“选集”或“文集”吧，可说是日本全集的一个特征。作家“眼睛还黑着”，便匆匆为之结集，如何全得了呢。例如生于一九四七年的作家宫本辉，由新潮社结集十四卷，名为全集，其实作品只收至一九九一年夏。据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年表·主要近代文学全集一览》，活着的时候出全集的，头一个是岛崎藤村，于一九二二年印行《藤村全集》。在日本有全集出版典范之誉的夏目漱石全集，是他死后一个月弟子亲朋开始聚议的，逝世一周年时出版了第一卷。
夏目漱石卒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创作活动不过才十年，但七十余年来，他的全集出版了二十多种版本。第一套《漱石全集》是岩波书店刊行的。该社创始人岩波茂雄原是教师，一九一四年在东京神保町开张了一片旧书店，因景仰大文豪夏目漱石，托友人请他题写店名，由此得以出入漱石山房。漱石厌烦与出版社打交道，宁愿自费出版，正好把《心》委托给茂雄。岩波书店很下了一番工夫，纸好墨精，令漱石大为满意；其实，契约是一切费用由漱石负担，卖了钱则对半分。茂雄感恩戴德，视出版夏目漱石全集为己任，并从此成为岩波书店的传统产品，以至于今。
第一套全集十三卷，编者多是漱石门徒，“尽量参照先生的原稿，以敬虔的态度和无比的苦心从事”。校正的最大问题是所谓“漱石文法”，即夏目漱石遣词用字(日语的动词一般由汉字和假名组成，缀在汉字后面的假名如何表记，是主要问题，但写来絮烦，这里只笼统说遣词用字)，在校正者看来太过随意，不合乎规范，于是尽弟子之责，予以整理和统一。他们一心把先师的形象更光辉地留传后世，最后还在为“极欠统一”而遗憾，却不料后来的批评者所非难的，正是这种擅断妄为的操作。“先生的文学后世成为古典之时，在众多的流布版本当中，此全集必被选为唯一定本”，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一九二三年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的出版业百分之六十、印刷业百分之九十以上受灾，岩波书店烧失殆尽。一位北海道读者给茂雄寄来一套《漱石全集》，激励他重新起步，于是，以之为底本，翌年又印行夏目漱石全集。
“元本”打开了出版的普及时代，虽然茂雄始终持批判态度，但读者吃顺了嘴，非一元钱一本不可，他也只好就范，一九二八年推出了“元本”《普及版漱石全集》(二十卷)。
时隔六年，读者更新换代，岩波书店以纪念夏目漱石逝世二十周年的名义，又一次编辑出版十八卷《定本漱石全集》。再三出版一个作家的全集，当然不只是补遗、订正，或者把版面设计和整体装帧改得入时随俗，主编小宫丰隆曾谈及这套一九三五年版全集的三大特色“定本《漱石全集》与历来的《漱石全集》不同之处，一是内容大为丰富，二是各卷附以解说，三是列出总索引。”解说都是由小宫撰写的，他是漱石弟子，漱石研究者。漱石晚年喜爱“则天去私”四个字，小宫丰隆将其扩大为他晚年的整个心境，断作后期作品的主题，使漱石小说成为道德教科书，把这种“读法”强加给几代读者。小宫的校订方针来自德国文献学，是“原典主义”，有原稿依从原稿，没原稿则根据最初发表的杂志、报纸或初版单行本。即使遣词用字有误，如表现著者的个性，就不做订正。此后，岩波书店及其他出版社刊行的夏目漱石全集和各种单行本，均依据这个版本。
五0年代初，造纸业复兴，出版业也随之蓬勃，又掀起一波全集出版热，两三年间有七种夏目漱石全集上市。一九五六年，岩波书店又推出“新书版(小型廉价版)”夏目漱石全集。编辑、解说还是由小宫丰隆担当。“出于彻底普及的考虑，对于后缀假名和限定汉字的使用也做了慎重讨论，但基于尊重古典的宗旨，方针仍然是严密依据原典。为帮助读者理解，全部作品附加注释。”这套“面目一新”的全集共三十四卷，改变了从来的预订销售方式，分卷零卖。
一九六○年，已有七家出版社竞相印行夏目漱石全集，角川书店又泼辣辣插进一脚。角川版编者是伊藤整和吉田精一，也名为《漱石全集》，有两个特色，一是文字采用新表记(打个比方，就象是把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吧)，二是作品改为编年体。“不限于小说，还有小品、随笔、评论、日记等，把同一时期的作品收为一卷，横看某一时期漱石的全貌，竖看作家成长、发展的经络”。
夏目漱石逝世五十周年(一九六五年)，几家出版社相继刊行夏目漱石全集。其中，春阳堂版纸薄页多，把全部作品收为三卷。筑摩书房版由吉田精一编辑，只收入夏目漱石为发表而写作的东西，一般人不要读的书简、日记、文学评论之类统统割爱。岩波书店版则第一次为漱石汉诗作注，注者吉川幸次郎。
几十年来，仅岩波书店版漱石全集就累计印行了一千余万册。夏目漱石全集出了一套又一套，名目繁多，但除了角川版有所革新而外，皆是翻刻现成的岩波版，不费力去校订。直至一九七0年，集英社出版《漱石文学全集》才开创一个新局面。这套十卷全集名义是伊藤整和荒正人编辑，但伊藤整当时已卧病，未见出书身先死，全部工作其实由荒正人一肩挑。岩波版原则是一如原稿，即便著者有误，也不加改动，顶多注记一下。荒正人认为，有可以信赖的文本，文学研究才会进步，“认定用现代表记读近代文学能触及作品的真正价值，甚于怠惰，近乎糟踏文学本质”。他的编辑方针是当时在欧美取得显著进展的文本校订(textual criticism)。原稿不过是“第一次资料”，不能仅仅基于它机械地编造定本。著者也会有笔误，文本校订要考量各种情况，予以订正。
校勘从来是古典的研究手法，而近代文学研究盛行作家论、作品论。对近代文学进行文本批评、校订，标志着近代文学研究终于也开始正规的文本制作。据《文本生态学》一书(山下浩著，日本出版学校出版部一九九三年刊)所论，英美有校订、编纂的传统，书志学、文本研究的学会遍布各地、各大学，年轻研究者也训练有素，与文学批评并重。相比之下，日本远远落后，连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都没有足以信赖的文本。近代文学领域对于文本及其编纂毫无认识，把文本编纂、校订工作特殊化，与一般的作品批评相分离。不知文本、文本批评、文本校订为何物，其批评、解释，从文本移转过程来看犹如痴人说梦。白纸黑字、全信书、活字信仰，对于文本全然无疑，不仅一般人，文学研究者也大都如是。其结果，所有全集编纂都是由出版者一手操纵，即便打出名家的旗号，也常常是下面的人工具体从事，或许不乏编辑技术，却欠缺文学感觉。其实，小宫丰隆编辑《定本漱石全集》，主要依据的也是单行本，而非著者原稿。
令人惊异的是，夏目漱石全部作品有十分之七原稿尚存。自一九九三年底，岩波书店又推出第四次重新编辑的《漱石全集》，以此作为创业八十周年的纪念。这套全集共二十八卷(另有一卷《漱石言行录》)，装帧仿自漱石自己为《心》所作的设计，橙红底色，布满淡绿的古汉字。编辑方针是忠实再现原稿，制作最佳文本。夏目漱石主张“作品一旦完成，就脱离作者的手而独立”，从来不看校样，所以各种版本之异同，多数可能是编辑的改动和工人的误植。新版全集按照原稿一一恢复原貌，作出“校勘记”。这套夏目漱石全集是真正的全集，无愧于“全”字，在日本似乎再没有第二个，而且，真正是夏目漱石的了。
日知漫录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