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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印和后印差别悬殊，那是因为古书是木版雕印，首先在木版上刻字，然后涂墨刷印。印出一批书就把版片收藏起来，什么时候需要拿出来再印。印书时版面朝上，涂上墨，把纸面朝下盖到版面上，用刷子或小帚在纸背加压，印出字迹。一次一般刷二三十部，至多刷百十部，这由供求关系决定。版片刻成后印二三十本效果极佳，版面整洁，文字清楚，笔划峭厉。线条微微下凹，边缘整齐，不缺划，不断线，很像用力按图章盖出的印文一样。印上一百本，笔划逐渐失去锋芒，版片会裂，格线会断。板片刷印过多，或日久保存不善，都会造成磨损，使文字模糊走形，短笔少划，版面不平，着墨不匀。于是印本漫漶，严重的叫作“邋遢本”，看去像个大花脸。
初印本有一种神奇的“睁眼效应”。打开书，不必想什么初印后印，只要觉得眼前一亮，立时不自觉地眼睛大开，心神豁然，不用问，准是初印本。后印本不会有这种效果。
说到初印本，不由得想起清朝初年精写、精刻、精印之本。那些刻本无论是用刻板的宋体字，还是用手写的软体字，都是精刻精印之本。最讲究的用开花纸，其次是太史连。称得起纸墨明丽，光彩照人。
开花纸精印之本被藏书家誉之为“纸洁如玉，墨凝如漆，怡心悦目，为有清一代所擅美”。记得初次看到乾隆刻《绝妙好词笺》时，真怀疑那封面不是原有，而是后人用笔写了补上去的。因为“绝妙好词笺”几个隶体字，不仅墨色漆黑，而且笔划末尾出锋时，笔毫散开，根根笔毛历历在目，宛然是墨迹。后来从背面一看，墨色浓淡均匀，而且那么薄的纸，也没有墨痕透过纸背的地方，跟墨迹不同。这才相信它是印上去的，不是写上去的。看到这种书，不能不使人对中国古代雕版技术的高超肃然起敬，拍案叫绝。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藏书名家陶湘会那么酷爱清朝的开花纸印本，竟至使书林称他为“陶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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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书，不管想读不想读，都会爱不释手。在三十年代，十块钱本来可以买整部书，但要是开花纸印本至少一册也得十块二十块。要是书本身就罕见，那就更不得了。当时北京富晋书社有一部康熙年间开花纸初印本《记红集》，全书仅四卷，两册，卖价竟定为一百二十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四百美元。当时买一部一百多册的嘉庆年间胡克家刻《资治通鉴》，或者买一部一百七八十册的嘉庆年间阮元刻的《十三经注疏》，价钱也不过如此，这两种书还都是相当有用、有名的。
一般人大概都喜欢看白纸印的书，不喜欢看黄纸印的书。可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黄纸古书一般用的是毛边、毛太之类竹纸，跟“洁如玉版”的开花纸相对称的“色疑金粟”的太史连就不同。还是《绝妙好词笺》，看看它的太史连初印本，再看看一般的竹纸印本，那感受完全不同。它厚实平整，光洁度高，毫无薄弱发毛的缺点。
用木版印刷，版刻成后一般先用红色刷印供校对使用的样本，相当于现在的校样。开始也会用红色和好纸精印几部，作为特印本留着赠送师长和亲友。所以一般书红印本都是初印精本。正式印刷时改用黑色，版片上还残留有红色痕迹，所以开始印出的书字迹含有红色成分。有时我们看到一部书本来是黑色字，但经水湿退色后，变成淡紫，就是因为其中带有红色成分的缘故。红印本和带有红色成分的印本当然是初印本。等到红色逐渐消失，印出的书转为纯黑后，只要印数在几十本之内，仍然属于初印。有些书没有刷红这道手续，校样也是黑色，自然无所谓红印本。
其实书初印与否本是模糊概念，书目中所说的初印本，程度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早年的书，只要文字清楚，不缺笔少划，都会称为初印本。所以有时会看到书目中特别标明是最初印或极初印，这都是说不清的事情。我先后买到过两本邵章的词集《云淙琴趣》，一本朱印，一本墨印，逐叶比较，也没有看出有多大差异，那么都可以算是最初印了。朱印本上有作者送书给谭祖任(<SPS=0919>青)的题款：“<SPS=0919>青社长正误”，署名为“章”，下钤一印“倬<SPS=1233>填词”。邵章字伯<SPS=1373>，号倬<SPS=1233>。书中又有“伯<SPS=1587>持赠”白文方印，还有“南海谭氏收藏”朱印。在古书初印本上发现作者或刻书者赠书的题款或钤印，是常有的事。
说来说去，这还都是从外表讲话，“窜皮未入内”。从内容上看，初印和后印可能有更大的区别，说起来事情更多，这里暂且不谈。
佛家说色、香、味是虚幻的“前尘”，其实现在说这些话也是前尘梦影。中国古书旧本货源已逐渐枯竭，找一部像样的书都不容易，初印与否更谈不上。“陶开花”早已水流花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那个书肆鳞次栉比、古书连屋累栋、予取予求的时代也已春归天上。如今富丽堂皇的客厅中看的是金碧辉煌，听的是流行歌曲，开的已是另一种花。再讲古书初印、后印，开花纸、太史连，连献芹献曝都说不上，充其量是豆棚架下、负暄野语而已。
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