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话语的巨大力量及权威性，中国古人还有一些敏锐非凡的见识。《淮南子》称汉字发明惊天动地，以至于天降黍米，鬼哭神号。似乎就预见到人类获得语言圣器之后“福祸相依”的前景。《左传》谓“道之以文辞……兵可以饵。”此处“文辞”是指外交宣传辞令。又如“州县符，如霹雳；得沼书，但挂壁。”可见政令威重如山。“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转”，则以百姓口吻，表现出封建司法制度的森严。
《管锥编》里，钱钟书先生曾就“口戕口”的说法，作过饶有兴味的评注。此说出于武王《机铭》：“皇皇唯敬，口生诟，口戕口。”钱注曰：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乃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武王《笔书》又云，“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全唐文》里《口兵诫》也唱道：“我诫于口，惟心之门……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据此钱先生归结道：“诸如此类，皆以严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第855页)中国古人何以这般警惕“祸从口出”？钱先生指明，大抵是因为文网语阱深密乃尔。(第972页)这后八个字，窃以为要比西洋人的长篇话语理论讲得简明透彻。
若以西洋概念来印证钱先生这句“文网语阱”的精练断语，大概要征引四、五位大师的名言，才能有个像样的交代。(1)海德格尔：“语言乃存在之家，人则居住在其深处。”(2)卡西尔：“人从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3)维特根斯坦：“语言是一座遍布歧路的迷宫。”(4)哈贝马斯：“语言交流方式受到权力的扭曲，便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5)福柯：“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
看来西洋人对于“口戕口”问题，认识稍显迟钝。他们有关“文网语阱”的觉悟，也只是在最近三、四十年才有所提高。在这方面，值得专门讲一讲福柯的话语理论。
一九六九年，即阿尔都塞完成《意萨司》论文那一年，福柯推出他的话语理论奠基作《知识考古学》。此书从两方面界定“考古学”立场。首先是突出“反史学”的维新之举，大胆质疑传统史学原则，如历史连续性、阶段进化与终极目的，代之以别出心裁的翻挖和颠倒。其次，福柯执意破除结构主义符号系统论，主张一种侧重话语分析的文化史研究，其特点是把语言的冲突、变革和凝聚过程，视为充满斗争的“事件”。而潜在的话语运动，又从微观上构成了西方史的浩瀚长卷、思想大厦、以及各种社会机制。此种切入角度，可谓是与阿尔都塞异曲同工了。
前文提及，阿氏意识形态理论，曾猛烈扭转西方思维定势，动摇了人文主义宏伟理念。如英国左派学者伊格尔顿所说：人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依据观念去选择字词的思考习惯，改为针对字词来考察观念了。”(见《意识形态》，伦敦，左翼书店，一九九一)从围绕“思想观念”的宏泛争论，转向针对“字词话语”的探查分析——这一降解趋势，可以当说首先是由阿尔都塞倡导，继而由福柯扩展为一场针对西方知识／思想史的批判解构运动。应当指出，福柯态度偏激，方向多变，尤其缺乏重建愿望。然而他赖以指导考古的话语理论，却给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提供了新式武器，带动一些西方新学的崛起，譬如女权理论、新历史学派、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简评其要点如下：
1.人文理念与学术圭臬的降解：一九七三年，在西德一家电视台，福柯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辩论有关人性的问题。老乔是位诚挚的人性论者，他肯定人类具有语言学习与创造天赋，而人作为理性主体，应当是能积累知识、逐步完善的。他质问对方：“人性究竟存在与否？”福柯避而不答，却提出一个难题：“人性这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又如何作用于我们的社会？”福柯的反诘，意在批驳“主体观念”支配下的认知传统，逐一瓦解人性、知识、真理等因袭观念，目的则是要全面质疑西方人文学术。
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伤痕。考古过程中，福柯对于伪科学、前科学或意识形态浓厚的社会科学一视同仁，因为他只调查话语实践如何产生了知识，而不管它们是否会成为科学。西方学术一向沉溺于抽象思辨，并以“理性至上”为光荣旗号。在福柯看来，这种冥顽不化的知识意志使得西方人脑昏昏，盲从理念，却对话语的隐秘活动视而不见。因此，重要的任务是“批判那些貌似中立而又独立的(学术)机构的运作方式。”(见P.拉宾诺编《福柯读本》，纽约兰登书屋，一九八四)
这位西方文明的刻薄批评家，恣意挖苦那些长期被人顶礼膜拜、奉为圭臬的经典著作(oeuvre)及其作者。圣贤之书，威名赫赫，世代鼎立，容不得半点掺假伪造。他却嘲笑道：天下文章一大抄，任何名著都只是与人合写的文集，从来就没有单一作者。“一本书本身并没有截然分明的边界，它深深陷入一个与其它书籍、其它文本、其它句子相互参照的系统之中。它是这网状系统的一个突出物……它不能被限定在小小的装订本里。仅仅是在一个复杂话语场的基础之上，它才得以凸现并构筑自身。”(《知识考古学》英译本23页，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七二)
至此，福柯已向我们提示了“人文理念降解”的基本法则：即对目标施行“历史化的语言分析”：首先查阅它赖以生成的文化档案(ar－chives)，核实它在特定历史情境(contexte)下的变动经过；进而分析构成这种观念、理论或制度的语言陈述方式，以便判明它们由知识、权力、语言三方面因素合成的“话语形成”。可以说，考古学实际上是一门有关“人们说过哪些话、怎么说才算是知识或真理”的历史。
2.话语对象、陈述、话语形成：抛开传统思想史的“作者、作品和经典性”原则，福柯将注意力转向隐深的话语活动，并以“话语形成”代替“科学理论的形成规律”。我们若掌握下面三个技术环节，便可大致了解知识考古的道理。
话语对象：话语这东西，并不像一般语言符号那样，有着明确具体的涉指目标，例如Champagne指香槟酒，guillotine指断头台。人类生活中有许多难以言传、文不逮意的事物和现象，譬如生命、疾病、信仰、习俗等等。“一个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说明一切。”(45页)道不可言，道常无名。这些几句话、几本书、甚至几代人都说不清楚的道理，就是所谓“话语对象”。福柯说，话语并不等于所说的事物，而是“构成对象”。因其无名，强为之名。知其不能尽道，反而横说竖说，极尽描摹刻划之功。因此，话语对象又是一种需要许多人“反复加以填充、不断变动的特殊空间”。(95页)
陈述(énoncé，英译statement)：这是构成话语的语用学基本单位。语用学里，“叙述”是通用口语方式，它由短语和句子组成，内含指示、描述、质疑、评价等游戏规则。与此不同，陈述仅仅涉及知识或真理的权威性指示和限定，人们一般不便对它加以评注或争辩，而是承认服从。这种陈述不属私人所有(它“外在于主体”)，却是一种稀少、有用、令人向往和占有的“公共资产”。人们可以对陈述进行生产、改造、重组或分解，并反复使用。因而福柯说它具有一种“重复使用的物质性”。(第105页)说穿了，“陈述”所拥有的这些奇特属性，其实也正是知识的属性。一个人学会陈述，等于掌握了知识，能像有知识的人那样说话、思考并发挥权威。
话语形成：与常规句子不同，陈述不能孤立运作。只有在相关领域内，它才成为话语部分。福柯举出话语形成的三个条件，即形成区域、分界权威和专业格栅。例如在考查西方精神病学时，他先圈出产生这门知识的文化区域，即欧洲启蒙后的家庭、教区、法制等相关环境。此时出现的疯子，是否应由司法部门羁押？或交给神父教诲？或送济贫院供养？援引不同机构的权威性，人们反复争辩“疯子”的定义及处置办法，逐步认定他们是病人，而不是迷误犯法之徒，因此该让医生去管。这就明确了知识领域的分界权威。可早期医学也对付不了，需要新的专业格栅，将生理、病理、心理学知识合成一门精细学问。
世革言殊，物移名变。福柯潜心考查，未曾在历史荒野里发现事物的纯净起源，却只有杂乱无章的耦合。那些神圣理念或原则，在各自漫长的嬗变中，都不过是些“意义弥散系统”，其间充满断裂差异，又纠结互动、几乎没有稳定组合规律。一经挖掘，便露出松散凌乱、饱受历史误解的原始面目。对于这番结论，福柯本人并不满意。五月风暴冲击了他的思想，另外阿尔都塞的论文也使他看到自己的局限，即严重忽略阶级冲突。
一九七○年福柯入选法兰西学院，隆重讲演《话语的秩序》。他的研究由此进入了“谱系学”阶段，目的是要大大凸现话语系统的约束功能，进而证实“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他着重指出，由于“权力”暗中压制，话语名为表意系统，往往却变成“强加于事物的暴力”——犹如中国话里的“强词夺理、言过其实、睁眼说瞎话”。这暴力大体表现为三种控制形式：(1)言语禁忌。譬如性和政治是忌讳话题。说话的仪式、场合和身份也构成限制，好比中国古人的非礼勿言。(2)理性原则。它排斥荒谬混乱，讲究言语逻辑。但刻意讲究也会弄巧成拙。(3)真理意志。启蒙运动鼓舞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孕育出一种“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矫激意志。它有别于东方智慧的浑厚圆通。中国人习惯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知而不言，无知而后知。又深谙“大智若愚，至言去言”之妙，所以安享口腹之欲，而不学西洋人巨细无遗、穷通一切的功利追求。
福柯的好处，在于他告诫族人：西洋求知意志过于狂妄，易遭天谴。据他考证，古希腊人也曾敬畏语言，相信话语力量在于“谁说话和怎样说”。长老在庄严威仪中发号施令，巫师神秘兮兮地念动咒语，听众诚惶诚恐，无不信服真理／权力的表述。上帝一死，西方人就张狂起来，蛮以为真理话语人皆可言，关键在于“说什么和对不对”——此即由陈述行为(énonciation)转向陈述内容(énoncé)。这样一来，真理就不再同权力挂钩，竟变成“平等竞争”的目标。人们通过教育和学术制度来获取知识，实则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权力。所以福柯说：三大排斥系统中最具威力的“真理意志”，其实最怕曝光。它貌似公允，一无私心，可试图揭露真相的人无不大倒其霉。(见《知识考古学》附录)
如果说福氏话语理论像个三角形，分别由“语言、知识、权力”三级构成，那么七○年后，在他的晚期著作《监视与惩罚》和《性史》里，他的研究重心明显向着“权力”一极偏移，急欲突出“权力－机构－主体”这三个相关命题。
1.权力／知识模式 考古学成功瓦解了知识主体，却留下轻视阶级斗争的破绽。于是福柯打出“谱系学”旗号，试以一种新式冲突论，“就西方知识的历史命运作出政治性解答”。为此，他大力推崇尼采的“道德谱系学”研究方法，赞扬此公突出了“权力”命题，又奉它为“西方哲学之纲目”。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原本近似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它指示人性深处的一种扩张本能及其对强力的渴求。经福柯篡改滥用，这概念牵扯到好几层意思：(1)象征那种上天入地、孜孜求知的“浮士德精神”；(2)泛指个人对他人、世界的了解与征服能力；(3)由此延展为政治权力问题，如他后期钻研的权威机构与统治技术。理论上讲，福柯的权力既不等同尼采思想，也不吻合于马克思的阶级与国家学说。他的权力观没有主体，又不讲整体论，因此无所谓阶级阵营、政治中心或社会变革蓝图。更关键的差异是：他拒绝人文主义进步理想，认定权力乃人类天性，是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其它”的潜在欲望及能力。作为精神意念或生理能量，这权力无处不在，四处游动。凡有人群之处，就有权力之争。比方说原始部落里的分食、择偶和酋长夺位。再比如荒岛上鲁宾逊和星期五的主仆关系。进入现代社会，权力凭藉高科技提携，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而又细致入微的地步。
权力意志引出了知识意志(la vo1onté desavoir)。在福柯笔下，权力知识变得善恶交织，密不可分。法文里权力(pouvoir)和知识(savoir)分享词根voir，意为“看见或知道”。它像条心理纽带，把权力知识结为一体。往好里说，知识就是力量，劳心者治人，知识越多越自由。反过来，强者亦可根据自身需要或好恶，去规划真理面目，去决定历史的取舍，去破坏生态或灭绝物种。鉴于此情，福柯又提出“权力微观物理学”之说，以裁定权力／知识的纠结并存模式。他声称，权力在冲突中经由机构产生知识。然而，权力并非主动针对知识进行激励、扭曲、或强打烙印。双方联盟也不尽是意识形态撮合而成。关键在于“没有任何知识能单独形成，它必须依赖一个交流、记录、积累和转移的系统，而这系统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形式。反过来说，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在此水平上，并不存在知识同社会的对垒……只有一种知识／权力焊接的根本形式。”(见一九七一——七二年度《法兰西学院年鉴》)
2.现代监狱和全景监控 福柯一九七五年出版《监视与惩罚》(英译本，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七七)，专题研究监狱制度及其监控技术。出于对阿氏“国家无处不在论”的欣赏，福柯强调：西方社会并非仅由国家机器维持，而是得到一张权力／知识巨网的保障。这套隐形的“文网语阱”渗透到西方社会各个层面，而它得以建立的秘密逻辑，居然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得到了实证。
法国封建刑罚相当野蛮，长期以酷刑恫吓民众，炫耀王权，结果是不断加剧反叛。原因是，旧法律代表君主意志，违者必须重罚：先用肉刑逼供，继以公开处决昭示真理。行刑时让民众围观，目击暴力(正义象征)在犯人身上施行，以确保统治合法性。问题是犯人临死没了顾忌，往往谩骂嘲弄，弄出狂欢局面。“权威被嘲弄，罪犯却成了英雄。”(第60页)大革命怒而爆发，先将国王砍了头，继而血腥内战，滥用肉刑。待到资产阶级一统天下，不得不改良刑罚。此时工商经济发展，增加了伪造、欺诈、怠工、破坏机器等经济犯罪。因此实际上是经济理性，而非人道考虑，支配了刑罚改良。福柯说，改良不仅是资产阶级寻求有效统治的策略，更是一种为行使权力而亟需改进的“技术”。
新刑罚一改肉刑弊端，代之以监禁和驯化罪犯。它突出漫长的审判，伴以新闻报导，向社会证明合法性。惩罚本身倒成了隐秘部分：犯人被关进高墙，各以单间囚房羁押。囚房编号，分层纳入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院子中央设有了望塔，卫兵通过监视孔，可对所有囚犯一览无遗。这种“理想构筑”由英国法律和道德大师J边沁发明，学名Panopticon(即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其特点是利用先进监视技术和系统分隔法，大大提高控管效率。全景监控模式确立后，迅速得到各学科知识(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工程设计、通讯联络、运筹决策等)的协同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科层组织、监督检验标准，流水作业与集约调度，最终形成中央调控系统。仿照监狱的有效管理模式，军队、工厂、学校、医院等现代机构也纷纷建立，不断改进，像一台台机器那样自动运转，并联网扩展为严整的西方社会制度。福柯发问：这些个现代机构竟然与监狱如此相像，还相互借鉴，技术共享，“岂不令人大大地吃惊？”(第227页)
3.现代人的主体化 阿尔都塞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文明的两重性，即不但依靠“利萨司”实现强力压制，还经由“意萨司”施行文化与道德指导，以“软硬”两手求得均衡统治。他还表明，西方人所谓的主体，不过是意识形态赋予他们以一种“自我中心”的幻觉。大写主体(Pubject)的主观意识，反过来恰恰是它被意识形态主宰的现实，即小写subject， 意为“受支配或被征服者”。阿氏的批判无疑感染了福柯。为此他点明话语理论的关键——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命题，对西方新学影响深远。阿氏原义很抽象。福柯加以实例演示，生动多了。他指出刑罚改良的一个重大方向转折：即“淡化肉刑暴力”，代之以“控制和驯服心灵”的缜密温柔型权力技术。此种“心灵”，绝非是基督徒的原罪灵魂，而是各种先进监控技术合力压造成型的主体。所谓“现代人的主体化”过程，须以微观物理学的透析手段说明如下：
纪律约束。现代刑罚不喜欢暴力象征符号，如森严法场、高大绞架，肢解的尸身等。相反，它热衷于“静寂的囚禁”。现代都市里，监狱成为最具普及性的惩罚象征，显著特点是纪律约束和精神驯化。纪律包括反复操练、按时作息、定量配给、反省、报到、礼貌等等细则。采取这套强制技术，不单是要维护社会契约，而且“企图塑造一种驯服主体，即一个个惯于服从规则和命令的温顺的人，他们长期接受权威的影响，以至获释后也能自动运行，发挥功能。”(129页)
社会规范。监狱纪律系统既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又反转升格为西方社会理性统治的楷模。从权力／知识角度看，它的应用性极为广泛，可简约成四条原则：(1)条块分隔。除犯人外，各种社会成员如士兵、病人、工人或学生，皆可按年龄、性别、能力编组，建立档案和等级制。(2)程序管理。以时间表和操作规范指导一切活动，控制生产、学习、操练的时间、强度和节奏，以至于每件事的姿势动作都有标准可循。(3)训练考核。以考试和评估强化梯次训练，保证学生、工人或士兵在规定时间内变成熟练工具。(4)统筹规划。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普遍联网，形成集中调控系统。这系统无所不管，囊括个人的时间、言行、求偶和职业选择。一句话，这套原则确立了标准的社会规范。
教育功能。社会规范不仅阻止犯人侵扰社会，还规定了对所有人进行教育和鉴别的合法性。犯人依法去监狱。孩子依法要上学。学习合格者将受到社会的接纳与褒奖。社会接纳仪式是毕业典礼，它由袍帽、证书、喜庆场景和庄重言辞组成，象征着权力授予和真理确认，是“权力知识交织所能达到的光辉顶点。”(第185页)青年人因获得“成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大感满足，福柯却在一旁讪笑说：他们已完成“个人作为权力施行对象”的被驯化过程。“愚蠢的封建主用铁链捆绑奴仆，资产阶级政客却用民众的思想紧紧束缚他们。……正是在人们柔弱的脑神经之上，奠定了至善大帝国不可摇撼的根基。”(第103页)
人的解剖与组装。西方经济发达，科学进步，处处标榜民主、自由和人权。福柯却大拆烂污，偏要把好端端的洋人说成是“政治解剖与组装”的结果。他列举说：从笛卡尔的人性论、人体解剖到精神分析术，从惩罚监控、规范管理到教育培训——这一系列针对“人性”的权力知识运作，使得西方人有幸能像机器那样，从里到外地被分解、化验、组装、调试、并充分利用。这套学问含有众多的程序、图表与数据。“就是从这些细微琐碎的知识中，诞生了人文主义概念下的个人……及其心理、主体、个性、意识等，还有人道的要求。”(第142页)
在书尾，福柯叹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由聚集资本开始，它的政治起飞则始于“人的积累”。两大进程交相促动，都有光明与黑暗的话语档案。道德家们何必偏执一端，只说人的进步和自由呢？他的尖刻冷酷，令西方学究颇多不安或不悦，却又难以反驳。鉴于此案基本上是洋人家务，外人不便多嘴，我浅浅作个介绍便罢。若要问我的批评意见，眼下只得一句：福柯先生的知识意志殊强，以言去言的功夫很深，话说得精细而孤绝，以致我感觉他仍然是个地道的西方人，尚未挣脱他自己那套文网语阱。另外他的勇气可嘉，大胆“戟指千夫”，评鹿评马，所以寿命不长。敢情他一直不晓得“口戕口”的道理？
一九九四年春节于北京吃喝之余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