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识他的这近十年间，我只知道他穿的是橡皮胶底黑帆布鞋，不管热天寒天；他走路带八字步，然而一步一步非常稳固，好像每一步都先做稳了中国拳术上所说的马步那样；同时他是目不旁视的，更是从不回头顾盼。的确，他走路的这种坚实的姿势，也是非常性格化的……我只要想到他，就总看见在我前面有这么一个背影。(《回忆鲁迅》，200——201页)
背影，当然是只能望其项背而得其仿佛。但雪峰这样的描述，的确是“非常性格化”的。从鲁迅书中读出的他这个“人”的形象、动势，确实往往如此。我之铭刻于心，亦在于此。偶感不足，是在读那些忧愤深广而又诗意清醇的名篇时，心驰于他的博大、仁爱之外，则还神往其汪洋恣肆、雷火电光——也可称之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吧。总之，鲁迅“背影”的动势，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召唤、心灵的旗帜。当人们在东西南北风的裹挟下颠翻跌倒、不知所措时，这种召唤，这面旗帜，便能以“泰山石敢当”的气势，使人镇定，使人清醒；使人对自身、对历史、对未来，恢复信心，举起希望。李书磊先生等几位学人对文事现状的评述，也许人各有其看法。然惶惑、激愤之中，急切地呼唤鲁迅，决非心血来潮，而是出自理性的热情。李先生写道：
我们看到的是文人阶层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丧失，当我们民族面临着巨大希望也面临着巨大危险的时刻没有文人表现出对民族命运深切的关怀与体察，当需要声音的时候没有先知在旷野呼叫……文人们陷入了一种可耻的麻木之中，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人的人格成就已经忘却：既没有那种体现社会责任感的呐喊，也没有那种体现个人丰富性的彷徨。
李书磊先生自称：“这种谴责之中也包含着我们对自己的谴责，包含着我们对文人阶层命运的深刻恐慌。”如是而言，则几位学人具体评述的某作品、某人、某事就并不重要，可略而不论。而这种“对自己的谴责”，实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轻言之，也是一种灵魂的自赎。如果和发自内心的赤诚联结在一起，在市声如潮的摇滚中，也可以视为“体现社会责任感的呐喊”，或是“体现个人丰富性的彷 徨”——由此发端，足以走出“恐慌”。因为，前面有那个“背影”。
当然，雪峰看见的是“从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坚决战士”的背影；李书磊等看见的是“代表现代文人的人格成就”的背影。情感系恋虽见承传，思路理致却颇异其趣。春华秋实，夏繁冬藏；时序变易，生生不已，旧书的情怀，就成了说不完的话题。
四十年前读雪峰《回忆鲁迅》最感困惑又不敢困惑的，是他对《野草》的评说。《野草》开篇之作《秋夜》，三十年代初做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中华活页文选》和商务印书馆的初中“国文教科书”，皆做为范文收录。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别致而滋味永远咀嚼不尽的美文，打开过多少青少年的心灵之窗，吸引他们走向“墙外”的世界。至于那个“奇怪而高的天空”，人们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似乎越来越能体验它的寥廓、高远、深邃。比起同样做为范文收录的名篇《荷塘月色》《背影》《灯影桨声秦淮河》《匆匆》等等，更能给予读者审美愉悦和启迪人生感悟。雪峰之书，对鲁迅作品具体评说不多，唯以《野草》反复言之，作如是说：
但《野草》则更多地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内心矛盾的交战和痛苦的叫声，其中的思想就不能当作鲁迅先生的社会思想的代表来看，因为它表现得很隐晦，同时作为思想的著作来看，在鲁迅先生的著作里面也并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并且其中好几篇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在感情上都是个人主义的，而且阴暗的，有虚无感的，悲观而绝望的。自然，这种虚无和绝望的感情同时又被鲁迅先生自己在否定着，他同自己的虚无和绝望斗争，这是在同一篇作品中都看得出来的，但斗争的结果怎样呢？还是有些虚无和绝望，总之是矛盾，个人主义本身的矛盾。(18页)
五十年代初，“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一说，属天经地义。这颗“翻天印”一旦祭起，见之者莫不噤若寒蝉。故而这个“主义”虽然打碎了我从《野草》中获得的那么多“好的故事”，我也是想困惑而不敢困惑的。今日重读雪峰这段曲里拐弯的话，不觉哑然——但又笑不出来，只是品出几丝苦涩。著书立说，雪峰其实困惑更甚：那个恼人的什么“主义”怪圈，怎么也冲突不出；想用以牢牢套住《野草》，却又不尽合尺寸。无可奈何，只好动用老祖宗传下的“削足适履”家法，来一句谁也难以诘责的“总之是矛盾，个人主义本身的矛盾”结案了事。
逝者如斯夫！八十年代末，广东学人林贤治先生有三部头的《人间鲁迅》行世。每部各缀题名，分别是：《探索者》《爱与复仇》《横站的士兵》。“人间”、“士兵”，即寓有回到“鲁迅本体”之意吧。书中议论，每不拘常说，自铸新辞；言由己出，如梁任公自诩之“笔尖常带感情”(此言系听我一位小学老师转述)。关于雪峰之于鲁迅，作如是说：
恐怕难以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亲密的青年朋友了，但是由于经历和资质的不同，两人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冯)产生某种共产党员的优越感是可能的。可是这种优越感并不同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目空一切，唯我独革，却由他笃实的个性而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他一切从党的既成理论和决议出发，确认这是唯一正确，毋庸置疑，万难移易的，并且由此益增了对忠诚于党的自己的确信。这样，也就难免要忽视鲁迅的思想构成的全部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到了后来，甚至力图把这位党外的老战士的思路导入预定的理论和策略的框架中。而在事实上，他一直保持着对鲁迅的尊重。(《横站的士兵》，193页)
后生小子对前辈先贤怀着应有的敬重之情，做出如此烛照机微的平实之论，令人心折，足以解惑。从这样的视点重读《回忆鲁迅》以及其他相类之作(比如翟秋白那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旧书的情怀，便另有别趣：既是亲见亲闻的珍贵史料，也有历史给作者心路历程烙上的印迹。这样，对真诚的诗人冯雪峰，怎么会把他终身敬重的鲁迅所作散文诗，简单地当做“思想著作”来评说并得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结论，我们便稍能会然于心，且难免回眸一笑吧。林贤治说雪峰“忽视鲁迅的思想构成的全部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诚然，诚然。雪峰之所以为雪峰，当然也有他自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评说《野草》之言，一例而已。
林贤治心目中的《野草》，就和雪峰的思路理致、情感系恋大异其趣了。依他看来，《野草》中鲁迅“从忧郁的波特莱尔和冷峻的尼采那里获取了一种最适合于自己的语言形式，表现内心深处的爱与仇，梦与醒，明与暗，那令人战栗的困惑、矛盾与不安。”(《爱与复仇》，173页)波特莱尔、尼采且置之勿论。林贤治在这里非常敏锐地接触到了鲁迅的“语言形式”这个大题目，可惜没有充分展开。事实上鲁迅是曹雪芹后真正的语言艺术大师，这方面他对民族的贡献堪称无与伦比。关于鲁迅，人们已经说了许多话；他所独创的“语言形式”似乎应当有更多的话可说。“言为心声”，即使仅仅为了走近鲁迅，也应更多地倾听他的“心声”。林贤治就是从“语言形式”开始，听出了《野草》中的“爱与仇，梦与醒，明与暗，那令人战栗的困惑、矛盾与不安”。也是“矛盾”，但比雪峰概括出的“个人主义的矛盾”，要具体、生动、复杂和丰富得多。因之，也就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毛泽东曰：鲁迅的心和读者是相通的。极是，极是。而舍却语言，便无由得通。
但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仍重在思想评传。所以，在《野草》中读出的是“作者表白说，他的哲学全都包括在这里面了。”所举例证是鲁迅《野草·题辞》所言：“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却未引结尾之句：“这是我的罪过。”据我之所能知，这几句话恐怕也未必就是《题辞》点睛之笔，更毋论其是否“全都包括”鲁迅的“哲学”。也许，《题辞》中“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更能见诗人赤心的爱爱憎憎，战士风范之果决勇悍。至于一九八一年版《全集》注“地面”曰：“比喻黑暗的旧社会”；政治挂帅“挂”到了这等所在，命笔者兢兢业业之状可掬，我们也就不必冒充事后诸葛亮来说长道短了。它给予人们的“认识价值”在于：《野草》(当然不限于此)可以读成“思想著作”，读成“哲学”，也可以读成“政治”，还可读成别的什么。然而，见仁见智，诗无达诂，归根结底，还是应读成诗。关于诗，人们习惯于引用鲁迅押韵、易记之论，而忘记或不愿谈他另外的话，比如《诗歌之敌》中所言：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结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博大的诗人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
……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全集》卷七239页)
文中还有一句“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因为被“养”的文士“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话，有些刺耳。但所列为宋玉、司马相如一类古人，今人则不必脸红心跳也。除了这句，以上所引，都是谈诗的创作、鉴赏(自然也适用于一切文学品类)，实在并无惊世骇俗之论，只是老生常谈而言谈微中，中其腠理。“有了也即罢”的感慨，尚流露了诗人知音难觅的寂寞吧。因此，我们实在应当更耐心、细心地倾听鲁迅的心声，不必匆匆做这样或那样的结论。也许这样更能发现《野草》(以及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和诗)给予人们的精神空间之寥廓、高远、深邃；那“奇怪而高的天空”下，正闪耀着引发人生感悟的火花；借这火花的照明、或许能找到在世俗的尘封中迷失了的自己。这样，读出的“思想”有血有肉，读出的“哲学”生意盎然，读出的“政治”也能使风俗淳吧。
回到鲁迅，回到鲁迅本体，还有些话可说。新年伊始，报纸传来消息：广东鲁迅研究会的学人们倡言“读鲁迅原作”——于是觉得我的话可以不说了。原作，原汁原汤原味：诗就是诗，小说就是小说，杂文就是杂文；定位，定性，由此入门，然后升堂，然后入室。
一九九四年元月二十三日。长沙东塘
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