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检讨历史衍变的偶然因素，有一种特殊情形可予注意。那就是，某些重大事件并不完全受制于大人物的命运和意志，而竟由不起眼的小人物所推动。例如，明崇祯二年的裁撤驿站，就是出于两位职阶不高的官员的动议。其二人一为御史毛羽健，一为刑科左给事中刘懋。孤立地看，驿递只是一项具体政务，因积弊甚多，科道稽察究劾自有道理。但是，裁驿的后果却是满朝文武始料未及。天启以来，民生日蹙，三边民变既起，裁驿一着实为扰动全局之举。按刘懋十分裁六之议，各地驿马所夫遣去泰半。于是成千上万失去饭碗的驿卒夫役纷纷投入造反行列，陡然成为朝廷大患。《明史》李自成张献忠传述曰：“(崇祯)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是时，杨鹤为三边总督负责平“乱”，一度已控制局势。而裁驿一来，局面又不同了。史家一般认为，大批驿卒的失业是导致各路农民军由危转盛的一个直接原因。《明季北略》谓：“顾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其民饶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遂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上命御史吴牺赍银十万两往赈，然不能救，又失驿站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近人孟森《明清史讲义》亦从此说，概云：“游民向藉食驿糈者无所得食，溃兵煽之，为陕西民变炽盛之始。”按现代说法，驿卒夫役多为流氓无产者，天生具有造反意识，何况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李自成本人造反之前也曾干过驿卒，《明史》上有“充银(迎)川驿卒”的记载。
虽说当时群臣对裁驿之后果估计不足，但因此举动作过大，反对者也不在少数。《北略》记云：“给事中许国荣、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驿站不当罢，上皆不允。众共切齿于懋，呼其名而诅咒之，图其形而丛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东，莫肯为辇负者，至委棺旅舍，经年不得归。”未考刘懋死于何年，不过，既是死后数年不得归葬，想必那时反对派更看清裁驿之后果了。所以，至崇祯九年还又有人提议恢复驿站之设。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记云：“丙子春，有岁贡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阙上书，上命取览，以其所言无当而罢之。然其言亦有所见，如云驿递裁减，而扛轿等夫去而为贼，则复驿递为平贼急着。一时或笑其迂，不知此实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来道路，博分文以给朝夕，一旦无所施其力，不去为贼，将安所得食乎？后有自秦晋中州来者，言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谬。”其实，此时倘若恢复驿递为时也晚。崇祯八年，荥阳大会后，高迎祥、李自成乃张献忠各部已成气候，旋而破凤阳、焚皇陵，其势正锐。不过，《玉堂荟记》于此表明的看法，多少反映了当时士夫朝议对裁驿之痛省，似有一念之差滑落深渊的感觉。
裁驿一事，成于刘懋，而首倡者则为毛羽健。关于此人，《明史》本传称之“好言事”，并云：“(崇祯元年)陈驿递之害：‘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帝即饬所司严加厘革，积困为苏。”羽健的疏奏，俨然一副救民于水火的架势。当时崇祯没有下决心裁削驿递，只是申饬加以整顿。当然，这是一种搪塞的态度，处于当时的局面，所谓“严加厘革”必然是一句空话，“积困为苏”更无从谈起。翌年，刘懋再作裁驿之议，便是换了一套说法，以节缩开支为计。疏入，果然打动崇祯。因为当时国家财政已十分窘涩，既要支付辽东边防饷银，又需照应西部三边钱粮，左右支绌，难以周济。《北略》谓：“给事中刘懋上疏请裁驿递，可省金钱数十馀万，上喜，著为令，有滥予者，罪不赦。”这时，崇祯让形势逼急了，只得甩包袱。
其实，驿递之困敝由来已久，确实也成了一大问题。明代驿递制度设于洪武时期，最初的使用严格限于军政要事，后来逐渐成了官僚出行的特权享受，以至许多官员回乡省亲、丁忧一类私事也擅行驰驿。尚且沿途生事，滋扰百姓。按说，内外官员使用驿传须凭兵部或各地督抚填发的勘合(即公事护照)，管理上有一个制度。但事实上正如毛羽健疏奏中所言，领用勘合的官员多半不肯缴还，不但自己留着长期使用，而且多有涂改姓名转借他人之例，即所谓“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此外，各地水陆驿传也是勋戚文武大臣从事商业走私活动的一条方便之径。明代权贵勋戚兴贩者夥，“官倒”之风骇人听闻，今人王毓铨著《明朝勋贵兴贩牟利怙势豪夺》(见《莱芜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三)一文，辑录此类事例甚多，可参详。早在嘉靖、隆庆年间，整顿驿递之议已经提出。如嘉靖九年议准：“凡指称勋戚文武大臣近侍官员姻党族属家人名目，虚张声势扰害经过军卫有司驿递衙门，占宿公馆，索取人夫马匹车辆财物等项……，徒罪以上俱于所犯地方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六七)以后，有关此事仍屡有疏议，朝廷也曾三令五申，因为问题并没有解决。至万历三年，张居正提出一个更为严厉的整顿条例。如明确规定：“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又如：“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八)。由于张居正权倾一时，行事辣手，违例驰驿之风总算被刹住一阵。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官员们仍是老方一帖，原先怎么作闹，现在还是怎么作闹，一切又故态复萌。所以，到了毛羽健这时候，再提整顿不啻是一句空言，干脆另作裁削之议。
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羽健裁驿之议乃出于私念。此说似离奇，亦颇令人发噱，因为中间夹着一起妻妾争宠的家庭风波。据黄云眉《明史考证》毛羽健条下引不知撰人《秋灯录》云：“羽健嬖其妾，以妻乘传至，不及豫防，乃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但黄先生认为此说“恐出传闻，不足信”。以阃闱枕席之事为裁驿之动机，似乎过份个人化也太卑琐，治史者多不取。然而，这种说法不惟一例，还有一个黄先生没有提到的记载，所叙更详，即自署“花村看行侍者”的《谈往》。该书“流寇滋蔓之由”条谓：“流寇之起，始于裁驿递。驿递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刘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传至，立遣之，来速不及预防。羽健恚极，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而懋附和成之。驿递一裁，游手千万人，倚驿递为生者无从得食，相率为盗，遂至滋蔓。闯贼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灭宗社。两人首祸，万死不足赎，而实酿于一妇人。呜呼！女祸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惧哉！”将国祚颓变归诸“女祸”，系旧时文人陋见，此不足论。然而，此中亦有可考论之处，认识之谬是一回事，而事实究竟如何是另一回事。晚明裁驿之议究竟是否与羽健妻妾有关，恐难有定谳，因为一个正七品官员的内室争讧不会载于正史。而历史之动因是否亦偶或“酿于一妇人”(或酿于一男子)呢？至少事理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史家于此多不屑置喙，大概是以为小人物的一己私念不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以官家之正统史观，明亡乃祚讫运移，大势已倾，或谓气数使然。从宏观层面上看，这种说法恐怕没有什么问题，亦颇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必然性的解释。相对历史之必然性，嬖妾误国显然不成其说，反言之，势已至此，羽健的大小老婆纵使和衷共济也做不成中兴文章。
这里可以看出，在历史表述中，个体的存在价值很容易被抹煞。因为在一切个人行为构成的偶然因素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那就是所谓“势”、“道”、“气数”乃或“必然性”一类极富消解功能的话语陷阱。毫无疑问，倘是让一位中低级官员枕头边的事情跟整个国家机器运作挂上钩，国家机器本身也便显出存在的荒谬，遑论王朝之尊严。所以，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意向，就是消解那些不三不四的偶发事件。似乎有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维护上层建筑的合理性，也即维护史学自身的庄严与崇高。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李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