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后来的基督徒如何解释，维吉尔本人一方面把牧事和农事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活动来歌咏，更一方面又不把它们看作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诗人生活在屋大维废黜共和，建立实际上的帝制，罗马帝国统治了当时所有为他们所知所及的文明世界的时代，武事和英雄主义，特别是体现在罗马帝国以及屋大维本人身上的武功和英雄主义，才是维吉尔心目中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也是诗的最高形式。因而史诗《埃涅阿斯纪》劈头就唱道：
是武功和那人我要歌咏……
Arma Virumqine cano，……维吉尔从牧事经农事向英雄史诗的过渡实际上为后来(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建立了一个程式，彼特拉克(Petrarch)如此，斯宾塞也如此。前者从田园诗过渡到史诗《阿非利加》(Africa)，后者从《牧人历》过渡到歌颂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史诗”《仙后》(The FaerieQueen)。
诗从农牧上升到英雄事业，无疑是一种风格上的提升。然而即便是对英雄事业的歌颂也并不能因而使歌颂行为本身成为英雄事业的一部分。舞文弄墨永远是以从行动中的退出——即便是暂时的——为前提的，只有很少的人能是在杰出的行动家之余也是杰出的作家的，凯撒是一个，“横槊赋诗”的曹操是一个，杜预是一个，邱吉尔大概也算是一个。历史上总有些时代行动与写作似乎更有可能合为一体，但更多的时候文人是一个专职的行为，而维吉尔对此深有感触。在其《田园诗》最后一首，也就是第九道结尾处，他创造了一句名言：ignobileotium，即“不光彩的赋闲”，说他自己只能致力于写诗这种“不光彩的赋闲”中，脱离于行动之外：
柔美的／帕尔色诺配／那时／把我／维吉尔／栽培，／风华正茂的我／耽于／不光彩的／赋闲，／我／还奏弄／牧人的／歌曲；／少年的／自负／与狂妄／驱使我／歌咏／你提忒瑞／闲卧／<SPS=0552>树／阴下。
illo Vergilium me temporedulcis akbat Parthenope，studiis flor－entem ignobilis oti，carmina qui lusi pastorum audaxque iuventa，Tityre te patulae cecini sub tegmine fagi.奏弄(lusi)或游戏一词加强了“不光彩的赋闲”中相对于严肃的人类活动而言的悠暇蕴含。而拉丁文“赋闲”或闲暇一词otium又是个含义丰富的词，因为其否定形式negotium(即negot otium)意思是生意、商业，同英文business(即busy－ness)同义。因此从事任何世俗的事务就是对赋闲的否定。
维吉尔对自己诗歌和写作本身的贬低并非仅仅是一种貌似自谦的修辞手段，它其实指明了一个诗的永恒的和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诗人和读者从来就不是陌生的。立功和立德从来都是排在立言之前的，而且如果所立的言不是经邦济民之策，立这种言的地位更是要不足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李杜生而为诗人，却念念不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类的理想，而柳永被皇上批了一句“且去填词”肯定被认为是他的某种不光彩。文人的名声历来不好，而文人也从来都有自卑情结。赋闲不仅不光彩，还威胁到生存，使赋闲成为不可能。
但是西塞罗在他的《图斯库拉辩论集》(Tusculanurum Disputaticnes)中强调哲学的产生必需以闲暇为前提。在古希腊文，otium一词的对应是σχολ<SPS=2405>，用罗马字母拼写出来就是scho1é，是英文学校schoo1，学者scho1ar，学术scho1arship等词的词源。学术同闲暇的直接关系可以从此一目了然。希腊生活的优美和令后人无法企及之伟大，根植于这种闲暇：雅典的公民悠暇地在公共场合讨论政治、哲学、伦理，朗诵诗歌，从事美术，演奏音乐，健美强身。希腊人在身与心两方面树立的典范成为所谓大写的人所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十八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Winckelmann)启导的希腊崇拜尤其反映了欧洲文化对希腊遗产的血肉关系。希腊的理想和样本被视作是人类普遍的目标和理想。由于希腊的榜样是通过摆脱了对生存的最直接的条件的羁绊而获得闲暇的基础上通过教育或培养而达到的，深受希腊崇拜影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主题就是探索这种培养或教育的过程。德国人翻译古希腊文培养教育一词πα<SPS=2410>δεια为Bi1dung， 一般译为教育，实际上是指一种陶冶、修养和成长的过程。黑格尔一部《精神现象学》被人称作BiIdsroman，即成长小说(一个本来用于称呼歌德《威廉·迈斯特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的词)，就是此故。席勒的《美育书简》(<SPS=2378>ber die <SPS=2374>sthetische Erziehung)之美育也是指的这个陶冶－修养－成长问题。关于德文Bi1dung一词，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H.G.Gadamer)在其《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有专节讨论，这里不赘述。
因此闲暇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自由这一范畴的基本条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可以保证这种闲暇与自由的境界。然而，众所周知，雅典人的闲暇是有公民权的人的闲暇，自由人的闲暇，因而是以奴隶制为其存在基础的，是那些奴隶们为闲人们的哲学与文艺生活提供了从衣食到理家训子等各种生活基本的条件。否则如果人人都去牧羊农耕，民歌或许能产生几首，所谓的高雅文化，诸如维吉尔的诗篇，却无从产生。且不说人人都成为奴录，即便人人都是自由民身份的自耕农，高雅文化也是难于产生。
人人不劳而获的乌托邦幻想自古有之，而这种幻想要幻想得最彻底，必然把人从生存必需中的解脱建立在自然完全服务于人之上。用哲学行话讲就是自由存在于对必然的掌握。自然完全服务于人的世界会是怎样一个世界呢？让我们再回到维吉尔：
回圈的／羊儿／乳房／肿胀／奶汁／盈溢，畜群／到那时／也将／不再／畏惧／猛狮；花圃／无端／为君／倾满／诱人的／英秀。蛇虺／也／消亡，／还有／蛊惑人心的／毒草／也绝迹。(《牧歌》第四首)
ipsae lacte domum referent distenta capellae ubera，nec magnosmetuent armenta lecnes；ipsa tibi blandos fundent cunabula flores.occidet et serpens，et fallax herba veneni occidet；……全诗罗列了其他许多这样的自然更变的奇迹，因为太长，不一一列举。然而维吉尔在吟咏这种预言中的乌托邦时并不像是一心一意的。其中的反讽是可察觉的，因而使诗远远高于蹩脚的哲学家们一心一意的乌托邦幻想。因为乌托邦的世界中种种细节描述得越具体，乌托邦本身不管出于其作俑者的意愿与否的滑稽色彩越浓厚；当一个哲学家将他的乌托邦中人们起居饮食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时，他的乌托邦就更像一个西游记式的大故事，而不像一个严肃的社会理想。
如此说来，诗作为闲暇的产物在反过来谈论闲暇时不可当作哲学或神学论文来看。诗讲乌托邦式的闲暇也依然是游戏或玩弄(ludere)的一部分，因而并不假装出从此严肃起来，以为自己去掉“不光彩”的恶溢。诗既然肯定是生于闲暇、脱离于严肃的生存活动之外，倒也乐得如此，无需说自己不是了。既然有了文字就有了诗，诗大概无需论证自身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是出在诗人那里，因为诗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从社会的基本生存活动退离出去，是需要物质和心理的支持的。说维吉尔是御用诗人的人看到了屋大维大概是历史上最富有的文艺保护人，然而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维吉尔作为被保护人写出了歌颂文学《埃涅阿斯纪》等歌颂屋大维及其养父凯撒，而后人却并不因此否认史诗《埃涅阿斯纪》是经典。到了伊利莎白一世时代这样的歌颂依然可以成为不朽之作，但这种诗与诗所歌咏以及诗所写成的那个世界三者的统一同文艺复兴的终结一起终结了。今天没有人会写一部英雄史诗《克林顿纪》并还能不滑稽。史诗的本体存在早已随着武功(geste)作为人类生活的正面的和英雄的活动的消失而消亡了。这也就是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讲演录》中所说的“艺术的终结”的含义。
现代世界是一个平均主义的时代，经济条件和民主政治的机会均等带来道德上的平均主义。在艺术的本体环境消失以后，诗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停止产生。但是如果诗要在将来继续存在的话，它也必定仍然是存在于来自所有从事实务的人们那个“不光彩”的指责之中，存在于这一境状所引起的不可解决的内在紧张和冲突之中。
目前在北美引起诸多争议的所谓“新历史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反映了诗的这个根本问题，但却是误入了歧途。诗包含着上述的种种紧张和冲突，但诗仍然不是政治文献、哲学论文。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变革日益使是学问之源的闲暇(scholē)缩减，因而威胁了传统的建立在闲暇上的人文教育或修养(Bildung，liberal edu－cation)；没有了这种修养读诗就成了问题。没有这种修养能从一首诗里读出来的就主要不是诗本身的，是政治的，历史的，关于妇女解放或压迫的，关于同性恋受压迫的，关于黑人和少数民族受压迫的，等等，总之是实用的。不仅做诗是不光彩的赋闲，把诗作为诗来读其罪也不轻于此。就诗读诗因此成了问题。
闲暇中写出的诗是精心之作，特别是像维吉尔这样的诗人两千年来被奉为圭臬，都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田园诗的始作俑者是希腊化时代的诗人色欧克里多斯，维吉尔《牧歌》中的人物就是承袭色氏的，有些段落几乎就是径直将色氏的诗翻译过来。由色欧克里多斯首创经维吉尔经典化的田园诗为后世同体裁的诗歌树立了原型(prototype)和一套固定母题(topoi或commonplace)，诸如牧神潘(Pan)，芦苇做的牧人风笛(fistula)，西西里牧童达芙尼斯(Daphnis)，牧人提忒瑞(Tityre)，人间乐园阿尔卡迪亚(Arcadia)，以及橡树，榆树，杨、柳等草木。文学上的这些固定母题不仅见于文学，例如法国新古典派画家普桑(N.Poussin)的名作《阿尔卡迪亚的牧人》就完全是在这一色欧克里多斯——维吉尔传统之内的。把诗作为诗来读并读懂，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看得出诗的这种内在承袭和传统。当你读斯宾塞的《牧人历》的时候，你就不能还没有读过维吉尔，而读了或在读维吉尔时，你又不能不读色欧克里多斯。甚至当你在读上个世纪的华兹华斯时，你仍要熟谙整个田园自然诗的传统。这里有典故问题，但并不是主要的，这是一个所谓作品间际性(intertextuality)的问题。因此如果今后仍然有人要把诗当作诗来读，甚至把诗当作诗来写，不光彩的赋闲所提供的修养就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问题。
最后顺便提一句文中的译文是我译的。《牧歌》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杨宪益从拉丁文直译的译文，但似乎只出一版，现在难以得见。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四日于康州纽黑文
① 在西方新教伦理使赋闲甚至成为一种罪(sin)，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社会的制度在种种方面更让赋闲成为不可能。
刘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