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说晚年忏悔。
忏悔一般是能得到人理解的一种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忏悔都能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在我国，近年常与晚年忏悔联系的有两个知识分子，一是巴金，二是周扬。但我以为两者的忏悔并不是一回事。巴金青年时代信仰的是无政府主义。后来表示忏悔是对自己在非正常环境下讲过的假话错话表示歉意。由于他没有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直接伤害过人，所以他的忏悔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忏悔，情况有所不同，就有所区别。
最近我在上海《书城》杂志上读到当年“胡风分子”之一的绿原先生谈周扬在病中约见他的文章，就很有感触。绿原先生说：“胡风究竟坚持了些什么，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下坚持的，以及分析他为什么要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去坚持，……二、周扬又承认了些什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承认的，以及他为什么要承认，而不像另一些人那样诿之于当时的客观原因，以求在历史的裁判面前心安理得。”绿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要尽量把话说得委婉，而我还是看出了他对晚年忏悔的评价。对个人来说，你是在朝时忏悔，还是在野时忏悔？这大有不同。对历史来说，你是在禁锢的情况下忏悔还是在宽松的情况下忏悔，这又有不同。
年初在《中国作家》上读到韦君宜先生一篇《胡乔木零忆》，她在文章的结尾说：“一九八五年吧，我们开研讨会，讨论并纪念冯雪峰，去请了乔木，他应约而来，在会上以低沉的声音说到当年上海的冯雪峰。缓缓地说着，使人们感叹。包括对于周扬，他写文章批判了周扬，但是周扬病后他又去信安慰”。我不知当年的周扬在病中收到胡乔木的安慰信是什么心情，大概他会想到当年在胡风平反以后自己前去探望的情况吧？历史真是无情，伤害者又受伤害，这次第，怎一个“忏悔”了得。
《读书》去年有李辉谈周扬文，萧乾老谈胡乔木文，都说了些真话，但似意有未尽，因特稍作补充。
说《读书》
山西太原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