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连着几期刊载了一些学者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或者说是有关“人文精神失落”或“被遮蔽”的讨论。尽管我对其中的一些说法很有同感，但我认为这场讨论的前提很有可商榷之处。
这场讨论是由所谓的人文学科危机引发的。“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科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的危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按张汝伦先生的推断“正是由于人文精神的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和动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那么激动人心。”简单地说，在这场讨论中，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等同，人文学科的危机被引伸为人文精神的危机；而人文学科又被简单地等同于“文、史、哲”。这种等式显然不妥。
一、所谓“人文精神”，一般指的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按袁进先生的定义，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问题是人的自身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存在意义等概念都具有多义性。它们“只有在特定背景下的上下文和听众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实际的意义”(保罗·利尔克《解释学和人文科学》，河北人民版)，也就是说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和其它词语一样，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不同时期，不同语境里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关注自然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人文精神内容。现代认知科学已向人们展示了诸多因素对认知过程的制约。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十四世纪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与现代人文主义所关注的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或“遮蔽”，其实是指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解释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或权威性，用语用学的术语便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被剥夺了其地位。因此，实际上不存在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精神是不可能失落的，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所可能失落的，在实际上遭受失落之苦的，只是某一特定语境里产生的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形式，或者说思考形式。换言之，人们发现失落的，并不是“人文精神”，而是按某一占主导地位的思考形式所理解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人文精神的失落，如果离开了一定的语境和指向，这个命题便不能成立。而某一主导解释的衰落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它之所以失落是因为依照它的理解体系，它无力解释新时期的人文精神。这种失落是不必大惊小怪的。
某一种理解形式之所以能在一定的语境里占主导地位，这和社会的权势(power structure)分不开。这里的权势并不是简单地指某一个统治阶级，而是指在广义上占主导地位的某一体系。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权势只是相对的。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各权势的沉浮。对“人文精神”的理解，自然与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主导话语体系有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劲，现在人们在作思考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会把西方的理解形式看成是主导形式，正如汤因比所言，所谓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我发现我们的学者在寻思“人文精神”时，所依据的判别标准不是西方的人文标准，就是中国历史上某一特定语境里的标准。当陈思和先生怀疑“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时”，不难看出他所依据的标准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或者说并不是我国现时的。因此，我以为有意义的命题，或者说我们所应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或者说是按某一固定标准去判断中国的人文精神的有无，而是去具体地探寻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内容以及其表现形式。
二、据此，我认为人文学科的危机只是某种理解形式的危机。这种危机实质上也并不是整个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人文学科中某一部分的危机。社会的发展已大大地充实了人文学科的内容。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还应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危机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文意识逐渐淡薄乃至消失”，而是现存的人文学科体系对新的社会发展的解释能力出现了危机。按固定的理解形式是无法找到这个时期的人文精神的特点的。熟悉历史的人都了解历史上现存的人文学科体系是如何去适应社会的新的发展，以增强自己的解释能力。其实，我们的学者所谓的人文学科的危机，说白了，也就是哲学危机，文学批评危机，史学危机。使用这种过时的、狭隘，的提法本身也是无视现代科学发展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哲学自以为是的、居高临下的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随着科学分工的愈来愈细，传统的哲学地盘一一丧失。原来抽象的理性精神正被赋予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原来哲学引以为骄傲的形而上的纯理性的抽象思辨也逐步地让位与形而下的具体的认知活动。对所谓“绝对”的追求的荒诞之处，已遭到严厉的抨击。F.C.S.席勒指出：“而至少直到今天为止，被认为代表‘正统派’的哲学家们还为‘绝对’所困扰，以致于使得他们看不出来：以‘绝对’的名义而给予的种种解释，对于人类来说，是怎样极端的空洞和致命的。”(《人本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9页)尼采、叔本华等所倡导的与理性精神相违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便最生动地反映了传统形而上哲学的危机。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兴起正反映了曾是形而上的哲学，在其它学科的促进下，正重新寻找自己地盘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这种努力中，哲学家们不再高高在上地进行形而上的玄论，他们开始注意到哲学形而下的基础。哈贝马斯有关人类交际、人类行为的一系列哲学思考也正体现了现代哲学家面对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利尔克在谈到“语境”“文本”等解释学概念时，这样写道：“这种自我表现永恒地回复到谈话事件(在谈话中解释最终完成了)，表明了哲学对于失去绝对知识的哀悼。”(第200—201页)我以为，参加讨论的这些学者所谓的哲学危机不妨可看作是经院哲学的危机，或者说是传统学院生活的危机。这使我又想起了F.C.S.席勒的话：
现代科学和作为力量的知识正在不断地改变人的活跃的生活。但是作为“沉思”的“知识”并不是如此，它拖延行动的检验并挣扎着逃避这样做。不幸的是，学院生活很难现代化……(第13—14页)
这种危机实在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避免不了的。
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认知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文本阐释过程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文本阐释过程，除了受到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制约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受到读者认知环境的影响。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对一位读者来说，产生于他／她的具体阅读过程中。所谓具有永恒意义的真、放之四海皆为准的文学评判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权威性的评论，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名流现象(elitism)。按冯·戴伊克的说法，这是某一名流群体，利用其超出其他社会群体之上的“权势”，把自己对某一具体的文本的阐释强加在其他群体之上。(《社会、心理、话语》，中华书局，一九九三)文学批评的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名流群体”的权势受到挑战、“名流”自身对“绝对”产生了怀疑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学批评的危机也许是社会进步，在我国更是民主化的标志。记得现在已得到充分肯定的文学大师德莱塞一开始也是受到文学批评名流的猛烈抨击的。
另外，我认为在评论“人文精神”时，不提及自然科学等其它诸因素的发展也是不妥的。谁都不会忘记哥白尼、达尔文等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贡献。
最后，我想简单地提及托克维尔(A.Tocqueville，Democracy inAmerica)在评论美国民主时所表现出的忧虑。托克维尔自然赞成美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但他很是担心由于实行了民主，社会的名流不再占支配地位，社会的精神极可能变得俗不可耐。因为具有贵族气质的他，对社会大众的口味是极其缺乏信心的。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却不在乎他的担心。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日
说《读书》
华东师范大学 曲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