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翻译史上，口译和笔译的理论在中古时期即已相当成熟，译述实践也发展充分。但是，千余年中，科学文献翻译一直是零零星星进行的。究其原因，似乎同中国本土需求动力弱和国外科学文献优势不明显有关。有史可查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历算和医学方面，而且也只是作为中土相关学科的参照或补充，不具备系统输入的强度。例如，汉代安息国高僧安世高译《舍头谏经》，介绍了古印度天文学知识；南朝时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勒那摩提译《龙树菩萨和香法》，推广了古印度独具特色的医术；元代的大臣赡思编译《西国图经》，传入了阿拉伯人先进的世界地理观念。然而真正立足于社会拯救宗旨的系统译介却是从明代末年方拉开帷幕的。
自明末至民国初年这三百余年的科学文献翻译大潮，是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现代化互为表里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系统学习运动，而不仅仅是水平参照的交融。有鉴于此，《史稿》中将明末之前数千年的科学文献翻译史压缩为十分简练的线条，而对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大高峰作了展开。
“梁启超云：‘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为第二次。’”(《史稿》第26页)这场“大公案”留下了两大情节：利玛窦入华与西书七千部入华。《史稿》抓住利玛窦由“番僧”变为“西儒”，由直接传教转为“科学传教”的关键点，描述了利氏如何借助西方科学知识的译介，获得中国部分士大夫首肯的过程。分析中较好地把握了利玛窦既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始终未削弱传教本旨的复杂表现。没有利玛窦的创造性拓展，明末的科学文献翻译高潮能否问世终难定论，而徐光启、李之藻、王征等人恐也难以成为首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另一方面，徐光启诸人由迷恋“西学”而亲近“西教”，利玛窦诸人则由于高祭“儒教合一”法宝而部分中国化，使中外“智识线”的接触互渗互融状态。也许，上述两个方面的复合才是科学文献翻译高潮产生的深层基础。
关于这一推论，《史稿》引利玛窦原话道：“中国人的天资聪敏。书籍，言语和服装，以及朝廷的组织，东方人无不景仰。因此，若是我们能给他们教授科学，他们不单可以变成学者，而且因着科学，他们也容易进入我们的圣教。”(利氏一六○九年二月十五日致巴范济函)“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不但要好，还应该具有才能，因为我们所要与之接触的人，都是智慧高强而学问渊博的人。”(Thomas F.Ryan《耶稣会士在中国》录利氏晚年便函)
耶酥会士金尼阁携书于一六二○年到达澳门，这一空前事件，在中国士大夫群中立刻激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史稿》里详细而客观地描叙了本已呼之欲出的科学翻译空前壮举如何胎死腹中的过程，考订了这批图书以后的流向，探讨了零星译出的部分书籍。在论述这一重大事件时，作者将“西学东渐、民智日开”的主题性意旨融入史迹勾勒中，对研究者不无裨益。
(《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黎难秋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版，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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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书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