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八十年代都是难以忘怀的。经济上人们终于摆脱了“越穷越革命”的路子，敢于走向富裕与幸福了。多少读书人头上被扣的各种帽子，忽然不翼而飞，建设大业又成为匹夫之责了。于是，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个个摩拳擦掌，一心只想尽多地挽回失去的岁月，在各自岗位上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方面可写的能人志士和可歌可泣的事迹，真是罄竹难数。
八十年代上半叶，我还在出版社工作。这里我想谈谈出版圈的四位能手。当时他们都属中年，又都在湖南人民、文艺和教育出版社以及岳麓书社工作，他们埋头苦干，不约而同地各自精心主编了一套极好地配合改革开放的丛书。每每翻阅他们这四套丛书，我就戏“封”他们为“长沙四骑士”。当然，八十年代涌现的丛书很多，有的规模更大，并设有辉煌的编委会。但我在这里谈的只是：
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杨德豫主编的：《诗苑译林》
李全安主编的：《散文译丛》
曹先捷主编的：《世界著名学府》
这四套丛书层次不同，内容各异，然而都从各自的方面和角度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功绩不可泯灭。
五十年代初，为了向国外报道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奉派去湖南参加土改。下去之前及结束后，都曾在长沙小住。当时湖南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李锐兼任《新湖南报》社长。他手下有几位思想境界高，工作能力强，而且是自学成材的青年干部，我同他们一见如故——而且一九五七年我们相继都遭到同样的厄运，被打入冷宫二十年出头。钟叔河就是其中的一位。
三十年阶级斗争的风暴后，八十年代我们又联系上了。当时钟叔河已从青年进入中年，我则已开始被人称“老”了。然而大家既不为过去的委屈而唱叹，更不怨天尤人。今天从钟叔河在出版史上的辉煌成就来看，那顶帽子对他毋宁是难得的“幸运”，因为当旁人在歌颂大炼钢铁或大打派仗的时候，他好像早就料到八十年代中国必将从阶级斗争的噩梦中觉醒，改革开放必将到来。为了拥护革新他一头扎进故纸堆中，看鸦片战争后，我们的先辈怎样开始摆脱鸵鸟心态，努力睁开眼睛的。他夜以继日地披阅如山的资料，随阅随注。于是，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当他主持岳麓书社时，十大卷八百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就一本本地问世了。这是一位学者只手(他只在很短时期有过一位助手)编出来的，是卓越的知识和胆识的结晶，是废寝忘食的成果，是当年照过的镜子，也是一位受过委屈的知识分子在复苏之后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这些日记、游记、随感和杂录的作者都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中间有钦差大臣(如李鸿章)，出洋考察的大臣(如载泽)，驻外使节(如郭嵩焘)，出访的学者(如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有留学生(如容闳)。尽管身份不同，他们身在域外，都揣着一个问题在观察：李鸿章最关心的是中日战争咱们为什么打败，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里指出：“论者谓美国人民离英独立而自由，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然后指出西方民主始自地方自治。关于日本维新运动的观察，更多是针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所有文章的着眼点都在：旁人有的好东西咱们也该有，旁人的缺点咱们要避免。例如一位作者看到法国人收十二岁的黑女孩为妾，就大不以为然。文章写了美国天桥和地道能走汽车，多么先进；起货用机器；还有育婴堂、残疾院、救火队；可也写了他们市政的腐败。
出访人员最羡慕的是民主，而在皇帝还稳坐金銮殿宝座上的当时，这可是足以掉脑袋的，胆子真够大的！光绪十六年，一位作者居然敢写道：“泰西之君虽不拘男女，然为君而不能尽君道者，国人不服，则政令有所不好，不得安其位矣！”还说，“西方无讳之典，其君之名国人均可呼之。”
这套书真称得起雅俗共赏。它是上好的近代史课的补充教材，也可作为茶余酒后消遣的轻松读物。当时，从落后一大截的中国出发，去正在闹着工业革命的泰西游览，新鲜事物可多啦，有的读来简直令人捧腹。一篇文章中这样描绘所乘的火车车厢：“其制为板屋，宽丈二三，长三丈。鳞次设椅。椅三人，分两行，八层，坐四十八人。”(志刚：《初使泰西记》)这不过就是今天极普通的三等车厢而已。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奋发图强的出国人员不图享受，一心一意只想外国的好东西尽量“搬”回来。所以他们是以如饥似渴的心情，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外边一切在当时来说是先进的事物。
倘若要我开一门“编辑艺术”课，我首要选的范本就是这套《走向世界丛书》。每逢在刊物上看到九十年代有些书出得糙劣，不但错字连篇，而且编排紊乱，我就不禁像鲁迅的《风波》中那位九斤老太婆那样慨叹“一代不如一代”了。
一个人编这么一套八百万字的书已够奇迹了，而且钟叔河编得多么出色啊！这套书令人认识到一个编者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把稿子往印刷厂一送，然后尽量少出点讹误而已。十卷《走向世界丛书》说明，书的编辑正如报纸的编辑，倘若勤奋、用心思，把工作当作发挥才智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
除了“总序”之外，钟叔河为所收的纪述文章都写了专论，更可贵的是编者为每文所加的边注，大多概括内容，有的也带评注性质。这是说，编者是先把全文咀嚼了之后，才端给读者的。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前边，就附有编者的《用夏制夷的一次失败》。随着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就附有编者的《一卷西洋风俗图》。八十年代选集出得不计其数，然而这样认真的编者有几人！每文不但有边注，而且大都还附有索引。
同样弥足珍贵的是每卷前面的插图。那是照像术刚发明出来的十九世纪，可以设想这些像片搜集起来要比文章著述更要艰难多了，它们都是逃过了大毁文物的十年浩劫的漏网之鱼。这里有清末文人官吏的相片，有原著的封面装帧及作者手迹。相信大多是从大图书馆的珍本室及世家箱底夹缝中觅到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精心复制的。
《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及他的岳麓书社在八十年代主要的但远不是他的全部贡献。他利用他那块出版园地，他那块大展鸿图的舞台，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早被人们忘记甚至遭到唾弃的前人著作，诸如胡适、周作人甚至无影无踪地消失了的储安平的著作。这里，我不妨作点自我暴露：当他征询我对某些前人著作的出版意见时，我曾狠狠地给他泼过一阵冷水。当时(也许现在依旧)我仍震惊在五七年的批判风暴之下，一见“民主自由”就吓得浑身发抖。我说，那些夸耀民主自由的书，怎可让它们在社会主义光天化日之下重新与读者见面！你岂不是自找麻烦！
然而钟叔河并未理睬我泼的冷水。他出了，他保全了一大批在文化史上应当留下的著作，而且至今也并未因而受到批判。在表彰这位岳麓山人的才智学识时，还不要忘记他的果敢。胆小鬼永远难成气候，世界就是靠有胆识者的推动而前进的。
我是个不懂诗而且平生(包括青年开始搞恋爱时)从没写过一首诗的人。但我尊崇诗，一向把诗奉为文艺这座金字塔的顶端。不管是对小说，戏剧还是对散文，我的最高评语往往是“富有诗意”。
诗在今天可以说是处于五四以来的最低潮了。征订起来，能有一两千册就算很运气，听说还有吃鸭蛋的。然而从一九一九年以来，诗在文艺界一向总是最受尊崇的。著名小说家译外国小说的不多，但翻译史上有不少外国诗是我们的诗人所译的，如闻一多、朱湘和徐志摩。一九四九年后，我时常为新一代的读者抱冤。他们就无缘像我们那样读徐志摩译的《猛虎》或拜伦的《唐琼》，只因为权威的文学史上说，他属于资产阶级的新月派。
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问世了，编者是文洁若在清华时的同窗杨德豫。一下子，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和梁宗岱的《译诗集》都从盖满尘埃的棺材里复苏还魂了。当时我一边怀着欣悦捧读，一边默默地庆贺着中国出版事业总算是走上了正轨。接着读到王佐良译的《苏格兰诗选》，北岛译的《北欧现代诗选》，杨苡译布莱克的名诗《天真与经验之歌》(还附了T·S·爱略特的文章)。《诗苑译林》就洋洋大观地在出版界亮了相。我想，当时为之雀跃的必大有人在。
截止一九九○年奉命撤销为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足足出了五十种。这里有按国出的，如英、美、法、苏、日、印度等国的诗集，也有按家出的，如莱蒙托夫、谢甫琴科、涅克拉索夫、泰戈尔、纪伯伦、拜伦和雪莱的诗选，也有诗坛名著如《失乐园》和《万叶集》，真是洋洋大观。当然，还不能忘记《随笔》前编者黄伟经那本百读不厌的《屠格涅夫散文诗集》。
一九九○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关了门，据说这套珍贵的丛书改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去出了。原以为由无所不包的“人民”出版社搬到专门出文艺书的出版社就可大展鸿图。谁知那以后只出了屠格涅夫、勃洛克和叶赛宁的《抒情诗选》。原来的势头锐减。我方知招牌与出品并不一定有联系！
九十年代除了大口大口地喊“爱我吧”的诗，连国产诗的命运都如此不济，外国诗的译本就更难邀到出版界的青睐了。我只希望当外国诗不受偏见的时候，还有人译下去。也希望(即使仅仅为了调剂版面)报刊编者们还给这一文学品种留一席之地，更希望当代懂外语的青年诗人踏着先辈的路子，译起诗来。
我一向认为诗最好还是由诗人来译。十九世纪以后，多少英国文人(包括当年宁波的海关总督)译过中国唐诗，然而至今仍在传诵着的，还只有阿瑟·魏礼所译的。文章有如菜肴，光炒熟了不成，还得讲究色味香。
《诗苑译林》的主编杨德豫听说在一九九二年离休了，书市上就再也没有看到出版界这套精品问世了。近来又听说这位辛苦的主编累出心脏病来，住了院。我祝他早日康复，也希望这套丛书不至无疾而终。我们总不该“实利”到把诗(不论国产还是舶来品的)这样的文学菁华弃之如屣吧。
鲁迅译过不少日本的散文随笔。二十年代以来，《苦闷的象征》、《走出象牙之塔》及《山水思想人物》一直拥有千万老少读者。三十年代，梁遇春则曾致力于翻译英美散文。但是一九四九年后，外国文学的译者主要抓小说，尤其苏联的那些大部头，很少理睬外国散文。
百废俱举的八十年代中期，我以欣慰的心情读到了李全安主编的这套《散文译丛》。我说不准这套书是从何时开始问世的。我最早见到的三本都出版于一九八五年。它们是斯坦贝克的《战地随笔》(我常向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推荐此书)，《希腊罗马散文选》和曾经受到歌德和托尔斯泰等大师推崇过的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今天，在出版者眼中，作为“赔钱货”散文也许仅次于诗歌。然而这套书有几种的印数，当时颇令我吃惊。卢梭那本《遐想》印了将近3万册，而十六世纪英国哲人培根的《人生论》竟一次就印了二十万册！说明八十年代的中国读书界曾如何热切地想读一点洋人的文章。
常有青年记者问我新闻工作者为了提高文字修养，应读些什么书。提高文学修养不同于病人吃药，不能吃单味的丸散膏丹，必须广泛而有系统的涉猎。然而像这套丛书里的《战地随笔》(斯坦贝克)和《大自然的日历》(普里什文)都完全可以打进旅行记者的行囊里。
当然，梁宗岱与黄建华译的《蒙田随笔》正如英国十八世纪的斯威夫特、艾迪生、吉朋的散文以及曾经深为先辈叶圣陶所赞赏的《欧文见闻录》，都是散文宝库中的名品。写评论的朋友最好读读拉斯金的《芝麻与百合》，看看那用优美散文写评论的典范。从吉辛的《四季随笔》足以看到一个贫困潦倒、陷入绝境的英国文人悲惨的一生。
我对这套丛书了解得很不全面，仿佛它的主编李全安一离退，丛书就没再出下去了。这是个极为可悲的现象！西方的丛书如《企鹅》或《万人》，即便出版社整个易了手，曾经在读者中有过威信或留下印象的丛书，绝不会因主编离职就寿终正寝。
正如外国(甚至台湾)出版社主要靠书的再版来赢利，初版往往得赔。有时台湾友人赠书，打开版权页一看，“第二十二版”！这样一来，出版社有钱可赚，作者自很惬意，最重要的是读本不至向隅！咱们神州大地的做法是：好歹给你印上一版了事，绝版活该！
我一向反对知识分子在离退休上一刀切的办法，在咸宁五七干校还曾为此给连长韦君宜上过万言书。我当时是由于在北京房无一间而被市当局拒收的。现在我已恍然大悟：各种职称都有固定名额。老的不退，新的就上不来！在知识分子并不过剩的中国，这是个难以理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散文译丛》的编者李全安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对策是：职可退，人不闲。为了供有心人士的参考，请允许我走一下题，介绍几句这位离退后的编辑冲破现实框框的实践。
他从岗位上离退后没多久，就给我寄来一本近三十万字的书稿：《文学翻译二七五问》，要我为他写序。当时我虽已年近八旬，但还算年富力强，没像现在这样对看稿写序一概谢绝。在序中，我提起一九三○年我在汕头当国语教员时，每看完一份学生的卷子，就把所改的典型病句抄到一个本本里。当时我想，倘若积累成册，岂不是一本实用的“作文指南”！后来编《大公报·文艺》时，也动过这念头。但我缺乏李全安的恒心。他在编那套《散文译丛》时，并没把译稿校改完后就往排字车间一送了事，他仔细地把改过的典型病句都抄下来，分门别类，加上评语，于是就编写成这么一本最实用的“笔译指南”。在举例之前，作者还就文学翻译的诸方面进行了探讨。就我所知，这是学习外译中一本最实用的导论。难怪书出后，全国竟有二十多所大学邀请此书的作者前往作专题讲学。
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搞外文工作的离休人员，离休后根据他三十多年的研究，竟写起大部头历史小说《左宗棠》来了。他还曾经编写了十六集的电视连续剧《左宗棠》。可惜由于场面太大，解决不了数以百万计的经费，过早地流产了。接着，李全安又动手译《中国的飘》，谁知译了三分之一，由于版权问题未获解决，又只好暂时束之高阁了。
这里我想说的是：文字工作者不同于煤矿工。后者回家就没矿可采了，但文字工作者只要有纸有笔有张台子，到哪儿都能照常干活。而且一旦不再写汇报，填表格，随心所欲地工作，还更能出活儿哩。
七十年代来，大学的大门向所有出身的青年们都敞开了。于是，八十年代“出国热”就随之而起。戴上方帽子想出去留学，在职的教授讲师寻求机会外出进修，都是必然的事。国家保送的名额之外，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外学术机构也纷纷邀请中国学人前往进修。当时，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哪家大学好。而且，像牛津和剑桥，都各有二三十所学院，还得解决进哪所学院合适的问题。选择得合适不合适，对于留学人员他日的学术前途当然关系很大。湖南教育出版社及时地发现这一需要，决定出版一套《世界著名学府》丛书，并将这套丛书的组稿和编辑任务交给了曹先捷。他没有辜负这一委托，一九九三年这套丛书已经出了四十八种。全套六十种一九九五年就可以出齐。
这些年来，每逢有人叩门问我去哪儿留学的问题，我就向他们推荐这套丛书。不少人就从这套书中摸到了门径，选择了去向，找到了合乎自己学科和需要的理想进修之所。对新时期的留学以及新时期的学术交流，这套书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最初，我认为这是一套很容易编的书，只消把现成的外国资料一本本地翻译过来，丛书即可告成。及至我同曹先捷有了接触，才知道他是一位办事认真、不怕麻烦的人。他接受这套书的任务后，就专诚来到北京，拜访留学界老前辈，虚心向他们求教：这套丛书应介绍哪些国家的哪些大学，请谁来写好。他也找到了我的住所，跟我商量。我为他的一片诚心所动，答应为入选的《剑桥大学》一书写了《负笈剑桥》一文，由此就同这套丛书发生联系。
曹先捷为这套丛书选定的著名学府中，包括美国十一所，德国和日本各五所，英国四所，法国三所，俄罗斯、比利时、加拿大各二所，满足了当时的需要。所选学府除以欧美为主外，还顾及五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著名学府。一些知名度稍次、但所设某些专业学科为我国经济建设所需，对学术交流有益的学府，也纳入出书选题之列。
这套丛书的编著者，多为我国留学界、教育界、外交界、新闻界人士。如《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大学》三书，是分别敦请留学界知名学者裘克安、刘文修、陈家镛分别承撰的。《哥本哈根大学》一书，则请我国出使丹麦多年的陈鲁直大使夫人成幼殊女士(已故名记者成舍我先生的女公子)写的，还请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所长杨福家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学术专文：《玻尔研究所印象记》(玻尔研究所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科研机构)。丛书中的每一种书，都尽量邀请有关学府的校长或其他知名人士为之作序。如《牛津大学》一书，系由英国学术院院士布洛克和英国驻华前大使李查德·艾温斯各作序文一篇；《哥本哈根大学》一书，也是由该校校长沃弗·纳坦和丹麦皇家科学文学院书记托尔·巴克分别作序。这实际上是借编辑工作，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丛书各书图文并茂，各书封面均印有各校校徽图案。各国最高学府的校徽图案，往往最能体现出各国的文化传统和特色。
这套丛书的出版，受到中外人士交口称誉。《哥本哈根大学》一书出版后，丹麦驻华大使贝林曾举行招待会，招待本书作者、编者及研究丹麦的中国学者以示庆贺，丹麦八家报刊纷纷发表书讯书评加以评介。《悉尼大学》一书问世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萨勒德也来信祝贺，称赞“这本书对增进中澳友谊是一大贡献”。
从这套书最能看到编辑的能动性。任何工作都可以马马虎虎对付，但任何工作如果用心用力，都能做出比那工作本身更大的成绩来。这套丛书的主编实际上已走出编辑室，踏入对外友协的工作领域了。
写此文纯然是出于我对咱们出版事业的关切。常听人喊我作“老记者”，其实，我生平第一个职业是在出版社。那是一九二六年，在出版新文艺运动早期作品(如鲁迅的《呐喊》和冰心的《寄小读者》)的北新书局，职务是练习生。三十年代我的职业在《大公报》，可我精神的“据点”却在巴金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遭贬之后，出版社曾是我的避风港，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足足有二十年之久。我说不上懂出版，但我十分关心它——甚于任何其它文化事业。每当谈到三十年代，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一套套的丛书或丛刊。它们都是这座中华文化大厦一根根的支柱。那时当然也有唯利是图的出版商，他们装满了囊袋，早已成为粪土。但人们至今还记得并感激当年那些高瞻远瞩、继往开来的出版家。(他们本人大多也是作家学者，如郑振铎、叶圣陶、邹韬奋以及今天依然健在的《文学丛刊》的主编巴金)。是他们的热情和理想、抱负和学识培养了新的一代作家并为文化积累做出不朽的贡献。
五十年代上半叶，不少具有卓识的出版家(如冯雪峰、王任叔)仍然孜孜不倦地做着五年、十年出版计划。尽管当时在外国文学介绍上有“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倾向，那里外文局的规划往往成为我们计划的蓝本，然而即恨不得要把古今中外一切好东西都介绍进来的雄心壮志还是令人感动的。一些著名的丛书也就是那时奠定下基础的。
然而五十年代末，刮来了反修风暴，接着就是文革浩劫。当年许多对祖国文化事业忠心耿耿的出版界骨干，一夜之间都成为“封、资、修”的贩卖者，戴高帽游行，通宵批斗，有的精神失常，有的甚至死于非命。伟大的文化积累事业整个停顿下来——不，七十年代中叶我还参加过一次难忘的游行：庆祝出版社日夜奋战把明末一部《笑话大观》居然在两月之内赶印出来了。
由于老早就当了右派，我从六十至七十年代(除了下干校那三年)，大都坐在一家出版社安排另册干部的编辑室里。我看到过男的在班上下围棋女的打毛衣，要不就磕瓜子聊大天。我能理解！那阵子，只要在适当场合随声喊几声口号就是革命者了，何必另去自讨苦吃。
因此，八十年代当我看到湖南长沙这四套丛书问世时，我就无法不感到激动。我看到中国的出版事业复活了，因为不朽的中国已从文革的余烬中站了起来。这四位主编刹那间在我心目中就成为骑士——成为不是混日子而是真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人。当然，即便仅就长沙而言，骑士也绝不止这四位。像我原已动笔写的朱正(一位由于反对林彪，七十年代末还冤枉地戴着“反革命”帽子而为鲁迅编纂工作日夜奋战)，就因篇幅关系只好暂略去了。
在结束这篇已写得太长了的文章之前，还有两点想说一下。
一、这里，每位骑士后边必都有位无名的伯乐。八十年代长沙出版界之所以能出这几位骏马，可以想见的首先是出版局前局长李冰封和各有关的出版社的领导敢放手用人，敢出未必赚钱的书。不把算盘举在眼前。这四套书中，有的甚至只印了二三千册。可贵的是那时出版社还不要求每本书都赚。同样可贵的是，当时的领导并没社会上去找位名人挂帅当主编，——或者搞个庞大的编委会，用权威来充门面，而是放手让社内年轻有为、有胆有识的编辑出面主其事，我认为这也表现出领导的气魄。
二、同上边一点相联系的是：我夸八十年代的真意所在是向九十年代的出版家们挑战！你们有无勇气和决心走出书号交易以及劳务费分配等等当前所形成的黑圈，不为金钱所压倒，坚持气节，坚持中国出版界的优秀传统，让出版在九十年代更放异采。
同时，我也希望本文提到的几家出版社不要躺在几部销路稳定的丛书上过悠闲日子。幸福不属于那光会当官不做工作者，而是属于那急流勇进，有所做为的。
萧乾